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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求异思维到决策的科学与民主化

  任景明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100085

论文摘要：本文从科学创新的源泉—求异思维说开来，在引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求异思维在科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从个人的思虑和顿悟中得出了“求异有益”作为个人修养基础的结论；进而结合自身进行政策战略环境评价研究的成果，提出借鉴发达国家在政策战略环境评价（SEA）以及综合政策评价（IPA）的经验和实践，在我国政策运行机制中加入相应的政策评价机制和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求异思维，科学创新，求异有益，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基础之一就是辩证逻辑，而辩证逻辑的重点在于创新思想和求异思维。求异思维是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项基本能力的首要前提，它不仅是科学精神和素质能力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不二法宝。

一、科学创新与求异思维

20世纪是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剧烈、发展最快速的世纪。发展之快，变化之剧往往使人目不暇接，使人“思难适变”。其中，科学技术在20世纪的迅猛发展，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这不仅仅是因为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已大规模深入了寻常百姓生活，更是因为科学技术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各国综合实力方面所显示的巨大作用。因此，在进入21世纪之时，“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人为本，倡导科技创新”的种种号召已日益成为神州大地、举国上下的共识。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清醒、理智的人，任何一个崇尚科学的人，都不能把思想、认识只停留在响亮激昂的号召上。人们首先要思考、要探究创新的本质性意义是什么?创新的思想源泉、精神力量是什么?

　　从本质意义上说，创新的含义是指，在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切领域、一切层面上，能先于他人，见人之所未见，思人之所未思，行人之所未行，从而获得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新突破。“见人之未见，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一句话，创新的思想源泉就是：求异思维。而求异思维的内核是：敏于生疑，敢于存疑，勇于质疑。并由此源源生发出新异、多彩、多元的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的新构思、新思想、新思维。[①]

　　人们已经悟到，求异思维是孕育一切创新的源头。那么，阻碍求异思维的拦路虎是什么?求异思维的对立面、限制面是什么?很显然，求异思维的对立面，限制面是求同思维。因为，求异思维总是生发于疑、见思于疑、突破于疑，最后形成异彩纷呈的新思路、新见地。而求同思维则总是要求人们信于一统、定于一尊，在丰富多彩、多元的客观存在面前，强调和强求主观观念、主观意念上的一元和一统，从而进一步影响、引导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各种认识活动、判识过程中排斥、戒除一切合理的疑心、疑虑，使人易于轻信，放弃独立思考、独立判识，乃至由轻信到“坚信”，到“迷信”。结果往往导致人们从思想、从观念，到行动，一切的一切都逐渐陷于僵化、简单化、趋同化，最终使越来越多的人大脑中的求异思维、求异探索陷入迟钝、陷于冷寂、陷于麻木、陷入停顿。久而久之，人们普遍潜在的创新性思维源泉也必然随之陷于枯竭。

　　从人类社会近二三百年的科学发展历程来看，科学的含义，或称之为科学的本征，我以为大致可以归纳表述为：科学是人类世世代代以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去探知无限的外在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中某些错误结论而前进、而发展的。而正是从科学的上述这两个本征性的特征中，我们可以梳理、归纳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具体内涵、具体构成，至少应包括以下五大要素，即：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 实际上，这五大要素，是任何一个严肃、严谨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活动时缺一不可为，须臾不可离，少一难为继的。实际上，不管你自觉不自觉，人们，人类一切发展性、创造性，突破性思维，亦即求异性思维的启动和后续推动，也都是发端于此五要素，发力于此五要素的。

　　人们不难看出，科学五大要素中，最核心、最关键的，还是个“疑”字，即“理性的怀疑”。不疑就不会有异，没有异就没有新。由生疑，到存疑，到质疑，到新发现、新发明，这往往是各种创新活动的共同历程。相反，由轻信，到笃信，乃至到迷信，则往往导致人们渐渐丧失自主的理性、智性，丧失自主判识的自尊自信，渐渐地陷入只知唯书、唯上、唯权、唯命是从的驯服心理和盲从心态。难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要郑重地宣告，他终身钟爱的人生最高格言是“怀疑一切”![②]

要普遍地激发、激扬人们的创新精神、创新活动，除了大力弘扬科学思想，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外，也还必须加快改革我们的社会体制，在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弘扬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尽快使我们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政治能具有相应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氛围来加以配合，加以保障，才能真实现实。

二、求异有益与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说，和一个与你观点一致的人交流没有什么益处，你不能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新的信息；而当你和一个观点与你相左的人交流，对你是大有裨益的，原因是通过搞清楚为什么别人与你的观点不一致的过程，是你获得更多信息的过程，也是使你的观点更加接近真理的过程。由此看来，求异思维不仅是科学创新的法宝，更是科学思辨、求异创新的武器。

我非常赞赏这个观点，并把它概括为“求异有益”，并且常常以此鞭策自己怀着非常愉悦的心情去接受别人对你观点的质疑。可以想象，如果怀着获利受益的心态去和观点与你相左的人相处，那该何等和谐的氛围和社会环境呀！从个人来说，求异有益应该成为每个人修身养性的哲学基础，在求异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

所以，社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领导机关，更应该充分认识到求异有益的道理，深刻领会求异有益的哲学内涵，从观念上解决决策民主化的驱动力问题。

三、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机制和制度保障

有了求异有益的思想和襟怀，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实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还必须有适宜的机制和制度作保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不能照搬，其实也不可能照搬，但一些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却可以学习。比如三权分立理论，其中的一些合理的思想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可以借鉴的。过去大家一直认为权力的分离和制约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但实际上，按照现代公共管理原理来看，政策法律的决策、执行和监督适当分离与制约是很正常的。十六大报告就把“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提了出来。在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强科学民主决策。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政和政府做出决策相结合，将它纳入政府基本的工作制度。总理提出重大决策要由集体讨论决定，建立社会参与决策的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中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宪法中行政首长个人负责制的重要补充。科学决策是政治决策的技术性要求，没有阶级性，资本主义使用的，我们也可以用，只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改造。民主决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意，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方向，位居必须加强推进的工作之首。[③]

西方发达国家受其三权分立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影响，具有公众参与和民主决策的历史和基础，在政策评价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方法技术和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在推进政策运行机制和制度建设时学习和借鉴。

1、 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

“战略环境评价（SEA）是对拟提议的政策、规划或计划动议的环境影响效应进行规范的、系统的、综合的评价过程，以保证尽早将其应用于决策过程之中，与此同时考虑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即环境影响评价（简称EIA）在政策（policy）、规划(plan)、计划(program)（简称PPP）层次上的应用，即在PPP层次上及早地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决策和规划手段。”^[④]

因此，SEA 是EIA原则在战略层次上的应用，是对一项战略及其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正式、系统和综合评价的过程,然后将评价结论反馈给决策者和公众，并最终体现在战略决策中。其目的是消除或降低因战略缺陷造成的环境影响，从战略源头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这里，战略范畴有法律、政策、计划和规划4个不同层次，其中政策是战略的核心和主要表现形式；法律以定型化、具体化的政策为核心；计划是政策目标在时间上的分解和细化；规划则是政策目标在空间上的安排。

2、 综合政策评价（IPA）

IPA工具提供了主要评价政策建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与不同阶层（如老人、低收入阶层等）有关的分配效应。该方法在确保这些效应和影响被识别和关注的同时，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IPA是英国交通地方政府与区域部（DTLR）遵照英国政府白皮书《政府现代化1999》的要求制定的：“开发影响评价和评估工具的综合系统，以支撑涵盖商业、环境、健康影响及社会特殊群体需求的可持续发展”。

IPA致力于综合集成政策建议的所有评估需求（包括财政支出和经济影响、规章影响评价、乡村检验、健康影响评价、环境评估、政策公平评估、气候变化）。单独特定的评价仍然需要，但是IPA则提供一个关联的架构，使得这个过程更加高效。

3、 其它政策评价机制和方法

（1）英国绿皮书（Green Book）

英国政府的绿皮书是中央政府评价的技术指南书，它为政府各部门的某项开支或其它政策建议实施之前，如何评价其建议提供指导。

（2）美国政府绩效评价制度。

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外，地方政府在过去１０年中也逐步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在地方政府中，绩效评价制度实行得比较好的典型是费尔法克斯县政府。１９９９年费尔法克斯政府在政府预算中首次使用《费尔法克斯政府评价手册》。政府各部门官员根据该手册来改进年度预算的目的、目标和绩效指标。费尔法克斯的政府评价实践表明，实行评价制度有助于增强责任制，有助于改进决策程序，有助于增强顾客服务，有助于政府有效配置资源，有助于加强战略规划和目标设定。

（3）日本国的科技评价

日本的科技评价是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1995年11月日本国会一致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随后政府依法制定和实施了第一期（1996-2000财年）和第二期（2001-2005财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科技投入、科技政策和科研机构与体制结构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对日本的科技、教育等相关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有人将此次改革视为日本科技史上“第三次最重要的变革”，与明治维新和“二战”后日本科技体制重建相提并论。

在两期基本计划中都有专门条款针对评价体系的建立与评价活动的规范。为了配合基本计划的实施，1997年8月内阁批准实施了《国家R&D评价的大纲性指南》（简称为“评价指南”），2001年11月批准了修改后的评价指南。政府各部门根据具有指导性的评价指南开展评价活动，一些部门还制定了自己的评价指南。评价活动的规范与改进以及评价结果的合理使用，在日本的科研资源配置、科技政策制定、科研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韩国政府的政策评价委员会

为了确保制定的国家宏观政策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诸因素，并动态地监测政策实施后的真实影响，韩国政府在总理室设立专门的政策评价委员会，负责政策评价事务。

    在此，吁请我们的决策者，本着求异有益的精神和动机，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呼声，完善自己的决策思路，使我们的决策更加民主、决策更加科学，才能保证少走弯路，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