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荣
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有时高谈阔论，注重自己思想的张扬。可在具体现实事务中却三缄其口，明哲保身，是典型的自我保护主义。”我深思片刻，然后说：“我承认你说的是事实。你自己是不是做到了绝对的信念与行动的统一呢？”朋友亦深思片刻，而后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反复地琢磨着与朋友的对话。我难道不想大声疾呼，针贬时弊;遭遇不公,秉笔诉访吗?难道我不想将自己的合理构想付诸于身边实践、社会改良吗？可太多太多的理由与事实使我退却，我更加读懂了拉罗什弗科的名言：我们唯一不会改正的缺点是软弱。遥想杜甫当年虽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但其内心深处却无时不渴望被朝廷慧眼识才，委以重任，实现所有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之平生夙愿。即便是鲁迅，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仍不得不使用笔名写作或躲避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人们何尝不渴望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生动活泼，自由和谐的社会氛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使有，也是为当时的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我国六十年代“反右”运动中，曾有多少人全盘托出自己诤言谏语而被秋后算账，（个别人至今仍未被平反）多少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了违心的话（见邓小平评价周恩来语），大多数人则当了哑巴，更有甚者为个人利益，说了昧良心话，办了伤天害理的事。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真理遇到权力时就成立奴隶；真理遇到权威时就出了无理；真理遇到暴力时就成了歪理。呜呼，我虽可找到太多太多的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与史实，但我仍为犹存的一点书生气而心存一丝安慰。
我虽“知行相悖”，但我仍保持小文人思辨是非，敬畏真理的“劣习”。没有像有些人以“不正常”为“很正常”；用“潜规则”代替“显原则”，并自诩深谙事故，成熟老炼。也没有像有些人为一己私利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我宁肯在信念与现实中折磨自己的心灵，宁愿坚守“不作为”的底线，也不愿违背良知而“乱作为”。我本想做一个为理想而奋斗，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但我却做了一个精神的斗士，行动的侏儒。
某天，在杂志中看到：何谓男人四十不惑，就是把过去想不通的事想通了。看来，我这个三十三岁的“愤青”仍在惑中。我从浩浩历史中看到了人生的悲怆与苍凉；我从滚滚红尘中知道了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我被迫在其中权衡利弊，取重舍轻。我真希望有一天人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话语，并且不因见解不同而遭受尊严的污蔑和人身的攻击，同时所有人都能发自内心地遵从集体的共识。那时，“二元悖论”就从我这个“小文人”身上消失了。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想起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社会就是这样的，主意（义）自己拿。看来要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与人民的人是何其难矣！不过我仍庆幸自己还是一个中庸之人，谁叫咱比别人多念了点书呢？我既要为了面包而工作，但绝不能只为面包而工作。
后记：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2008.1.11
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有时高谈阔论，注重自己思想的张扬。可在具体现实事务中却三缄其口，明哲保身，是典型的自我保护主义。”我深思片刻，然后说：“我承认你说的是事实。你自己是不是做到了绝对的信念与行动的统一呢？”朋友亦深思片刻，而后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反复地琢磨着与朋友的对话。我难道不想大声疾呼，针贬时弊;遭遇不公,秉笔诉访吗?难道我不想将自己的合理构想付诸于身边实践、社会改良吗？可太多太多的理由与事实使我退却，我更加读懂了拉罗什弗科的名言：我们唯一不会改正的缺点是软弱。遥想杜甫当年虽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但其内心深处却无时不渴望被朝廷慧眼识才，委以重任，实现所有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之平生夙愿。即便是鲁迅，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时候，仍不得不使用笔名写作或躲避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人们何尝不渴望那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生动活泼，自由和谐的社会氛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使有，也是为当时的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我国六十年代“反右”运动中，曾有多少人全盘托出自己诤言谏语而被秋后算账，（个别人至今仍未被平反）多少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说了违心的话（见邓小平评价周恩来语），大多数人则当了哑巴，更有甚者为个人利益，说了昧良心话，办了伤天害理的事。正如一位网友所说的：真理遇到权力时就成立奴隶；真理遇到权威时就出了无理；真理遇到暴力时就成了歪理。呜呼，我虽可找到太多太多的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与史实，但我仍为犹存的一点书生气而心存一丝安慰。
我虽“知行相悖”，但我仍保持小文人思辨是非，敬畏真理的“劣习”。没有像有些人以“不正常”为“很正常”；用“潜规则”代替“显原则”，并自诩深谙事故，成熟老炼。也没有像有些人为一己私利阿谀奉承，指鹿为马，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我宁肯在信念与现实中折磨自己的心灵，宁愿坚守“不作为”的底线，也不愿违背良知而“乱作为”。我本想做一个为理想而奋斗，为正义而献身的人，但我却做了一个精神的斗士，行动的侏儒。
某天，在杂志中看到：何谓男人四十不惑，就是把过去想不通的事想通了。看来，我这个三十三岁的“愤青”仍在惑中。我从浩浩历史中看到了人生的悲怆与苍凉；我从滚滚红尘中知道了人性的贪婪与恐惧。我被迫在其中权衡利弊，取重舍轻。我真希望有一天人人都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话语，并且不因见解不同而遭受尊严的污蔑和人身的攻击，同时所有人都能发自内心地遵从集体的共识。那时，“二元悖论”就从我这个“小文人”身上消失了。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想起了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社会就是这样的，主意（义）自己拿。看来要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与人民的人是何其难矣！不过我仍庆幸自己还是一个中庸之人，谁叫咱比别人多念了点书呢？我既要为了面包而工作，但绝不能只为面包而工作。
后记：中国多的是知识者小人物。这种小人物也正是所谓小知识分子。贫穷的中国既然不可能支撑一个宠大的贵族知识者层，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就被注定了要与使用双手的劳动者一样忍受屈辱和饥寒。安于卑屈的地位，以诚实勤奋的精神劳动来维持一个紧窄狭小家庭的生存。在生命价值与知识价值日趋低廉的国度，自然很少有发挥才力的场合，秀木却又极易被外力摧折。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很难估量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承受过的压力及分量。
20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