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语言漫谈
大约九十年代初，当我买到胡适日记选的时候，虽是草草地，很快就翻阅了一遍；过后不久，又有机会买了胡适文存，也是很有味道地翻阅了一遍。这几部书的内容不在这里多讲，例如，看胡适的日记，印象深的，一是日记中抄录的胡适新诗，二是他的日记中对别人来信的保存。读胡适文存，顶佩服的是他的考证文章，对《红楼梦》的考证胡适的功劳无疑最大，即使现在来看也是如此。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语言。
五四时代人的文章语言，和后来人相比，自然差别明显，何况是胡适这样的开拓者。现在的许多人于文章语言，则是看不起五四时代人的，不仅追时髦的某些当代人如此。
现在写文章，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了以往多少年里强套在头上的无形枷锁，所谓写文章要大气，也是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其中的大多数人仍只是可望而不可及，至少也是少了以往种种顾虑。但是，如果再仔细地看一看当今内地人的文章，确实，好文章是有的，却实在少见。满眼望去，以下两类语言风格是占绝大比重的：一类是公文报告体，特点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粗看处处在理，实则空话连篇。其中的最大毛病是做不到客观明确地描绘出关键性的东西。另一类是批判、谴责体，自以为看到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教训或斥责。后一类文体，在摆脱了官方控制的民间或半民间，可说是成了主流。
公文体文章的流行，直接地讲，是和到目前为止，社会的行政性力量过于强大紧密相关的。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官僚体系仍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巨大力量，是社会的公仆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程式化、追求所谓标准模式，这就是官僚体制所需要的，也是行政性的运作体制所需要的。
难道官僚体系或行政体系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吗？只要略略回顾一下历史，例如，唐以诗文取士、明清的科举八股文，对当时的文坛是多么巨大的引导力量！
当然，与社会某个具体时期的主流不同，总会有另一部分人试图别开生面。唐的传奇小说很大程度就是对已成程式化的唐诗的不满，宋词、元曲的产生同样如此。虽然这一切首先是文学形式的改变，但是隐含于其中的并且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语言的变化，在此更具体地是指书面语言和语言风格的变化。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胡适就出版了《白话文学史》。确实，古代中国官场系统历来的正式语言是文言文——也有例外，满清皇帝对臣下奏折的批示语句就半文半白；民间的书面语言历来不是规范的戒律森严的文言文，而是早就杂入了白话语句，只要浏览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实用文书，就可明白此点。到了宋的话本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话语了。明清的小说则是纯粹白话语言。五四文学革命废文言文、兴白话文，但是，那时候的文学革命者，并不认为所高扬的白话文只是明清小说语言的翻版。虽然似乎并未见到这样界定的理由，但我以为，欧化的语言结构和语言风格的引入，是极重要的理由，也确是中国的文章语言在当时发生变化最显著者。
试翻一翻明以来至清末民初小说作品，其语言水平岂在目前众多的中国作家之下。但是，论说类文章，和小说等文学作品语言存在着很大差别，白话语的论说文，古代中国几无成例可寻；欧化语言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实在是极大的，也是急需向人家学习的。五四以来的变化，以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文选》为例，这些文坛猛将，当时的观点现在大都还能启人深思，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章语言总使人感到生涩。这些是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文章，仅仅过了十年，看看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保存的与鲁迅论战的另一方的文章，虽仅一鳞半爪，不必评论其文章观点如何，生动的书面语言、自然落笔的文章结构，可以说已经完全成熟了。我甚至怀疑，现在众多人的书面语言，比起那时实际是退步了。
至于现今盛行于民间半民间的批判、谴责体，即使仅从这些文章的立意着眼，已经很少忌讳，表面上是够痛快了，缺少的是真诚。曾经触碰不得的权威早就被扯下了神坛，以谴责他人为己任的新的猛将扮演天皇老子角色怎会不令人生厌？说到文章语言，风姿摇曳的自然风格总是使人流连忘返，浅露浮滑之作难有好味道可想而知。
2008-1-9
大约九十年代初，当我买到胡适日记选的时候，虽是草草地，很快就翻阅了一遍；过后不久，又有机会买了胡适文存，也是很有味道地翻阅了一遍。这几部书的内容不在这里多讲，例如，看胡适的日记，印象深的，一是日记中抄录的胡适新诗，二是他的日记中对别人来信的保存。读胡适文存，顶佩服的是他的考证文章，对《红楼梦》的考证胡适的功劳无疑最大，即使现在来看也是如此。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语言。
五四时代人的文章语言，和后来人相比，自然差别明显，何况是胡适这样的开拓者。现在的许多人于文章语言，则是看不起五四时代人的，不仅追时髦的某些当代人如此。
现在写文章，大多数人已经没有了以往多少年里强套在头上的无形枷锁，所谓写文章要大气，也是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其中的大多数人仍只是可望而不可及，至少也是少了以往种种顾虑。但是，如果再仔细地看一看当今内地人的文章，确实，好文章是有的，却实在少见。满眼望去，以下两类语言风格是占绝大比重的：一类是公文报告体，特点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粗看处处在理，实则空话连篇。其中的最大毛病是做不到客观明确地描绘出关键性的东西。另一类是批判、谴责体，自以为看到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往往是居高临下的教训或斥责。后一类文体，在摆脱了官方控制的民间或半民间，可说是成了主流。
公文体文章的流行，直接地讲，是和到目前为止，社会的行政性力量过于强大紧密相关的。一定程度上，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官僚体系仍是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巨大力量，是社会的公仆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程式化、追求所谓标准模式，这就是官僚体制所需要的，也是行政性的运作体制所需要的。
难道官僚体系或行政体系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吗？只要略略回顾一下历史，例如，唐以诗文取士、明清的科举八股文，对当时的文坛是多么巨大的引导力量！
当然，与社会某个具体时期的主流不同，总会有另一部分人试图别开生面。唐的传奇小说很大程度就是对已成程式化的唐诗的不满，宋词、元曲的产生同样如此。虽然这一切首先是文学形式的改变，但是隐含于其中的并且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语言的变化，在此更具体地是指书面语言和语言风格的变化。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胡适就出版了《白话文学史》。确实，古代中国官场系统历来的正式语言是文言文——也有例外，满清皇帝对臣下奏折的批示语句就半文半白；民间的书面语言历来不是规范的戒律森严的文言文，而是早就杂入了白话语句，只要浏览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实用文书，就可明白此点。到了宋的话本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话语了。明清的小说则是纯粹白话语言。五四文学革命废文言文、兴白话文，但是，那时候的文学革命者，并不认为所高扬的白话文只是明清小说语言的翻版。虽然似乎并未见到这样界定的理由，但我以为，欧化的语言结构和语言风格的引入，是极重要的理由，也确是中国的文章语言在当时发生变化最显著者。
试翻一翻明以来至清末民初小说作品，其语言水平岂在目前众多的中国作家之下。但是，论说类文章，和小说等文学作品语言存在着很大差别，白话语的论说文，古代中国几无成例可寻；欧化语言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实在是极大的，也是急需向人家学习的。五四以来的变化，以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的《五四运动文选》为例，这些文坛猛将，当时的观点现在大都还能启人深思，但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章语言总使人感到生涩。这些是五四运动前后写的文章，仅仅过了十年，看看鲁迅《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保存的与鲁迅论战的另一方的文章，虽仅一鳞半爪，不必评论其文章观点如何，生动的书面语言、自然落笔的文章结构，可以说已经完全成熟了。我甚至怀疑，现在众多人的书面语言，比起那时实际是退步了。
至于现今盛行于民间半民间的批判、谴责体，即使仅从这些文章的立意着眼，已经很少忌讳，表面上是够痛快了，缺少的是真诚。曾经触碰不得的权威早就被扯下了神坛，以谴责他人为己任的新的猛将扮演天皇老子角色怎会不令人生厌？说到文章语言，风姿摇曳的自然风格总是使人流连忘返，浅露浮滑之作难有好味道可想而知。
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