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不果腹时期的美食体验
“吃了吗？”这三个字之所以会成为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问候语，在我的印象中，并非缘于国人对“吃”的文化有什么特别的考究，因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吃，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奢侈，寥寥三个字表达出的是出自内心的关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家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久，总以为很快会过上无需再为一日三餐犯愁的日子，甚至用大跃进的狂热方式欢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谁想到意外的天灾人祸却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空前饥荒。正是这个沉重的玩笑，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又在贫困线上徘徊了好一阵子。
生活的重负，加之积劳成疾的缘故，在我三岁时，父亲便匆匆离开了人世，撇下体弱多病的母亲拉扯着我们姊妹五个，这样的家庭自然又比寻常人家多了些许揭不开锅的无奈。尽管我排行最小，平时有啥吃的，家人都先罩着我，却也没少尝到食不果腹的滋味。不过，每当邻家招呼“吃了吗”时，尽管饥肠辘辘，有时压根儿就没吃上饭，仍会照母亲的吩咐，堆上笑容吐出两个字：“吃了”，这倒不是怕面子上过不去，而是母亲不愿老让人家接济咱，毕竟大家过的都非常不容易。
找“米”下锅，搜猎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全家的第一要务。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毕竟经历了旧时代太多的贫穷和饥饿，面对贫瘠土壤培育出的微乎其微的粮食产量和那根本无法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分粮，母亲倒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想方设法教我们就地取材，寻找“野味”来勉强打发日子，并且撑过一年又一年。
老家屋旁是一条河，河边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有鬼头杨、有钉刺槐、有银杏，而那两棵高大的榆树就是那时不可多得的奶酪。每当春暖花开，榆树便也绽出了密密的碧绿的嫩芽，母亲会让哥姐扯下一蓝子嫩嫩的榆树叶，用清水漂净，然后铺在竹片做的蒸格上，撒上些许玉米糁儿，如果有面粉更好，滴上一两点菜油，置大锅上“清蒸”20分钟左右，香喷喷的榆叶大餐便做成了，那清香、柔韧的榆叶不但吃起来上口，而且非常耐饿，远比纯粹喝那碗可以做镜子的稀粥强多了；
一茬榆叶摘过后，会再长出一茬，大抵可以能将就半个月，期间还可以用槐花来贴补。槐花的香味极浓，吃起来也有点腻，得同时摘些细嫩的槐树叶用同样的方法一起蒸，尽管槐树叶要比榆树叶粗糙得多，吃多了往往还会感觉肚子生疼生疼的（现在才知道那叫胃痉挛），但一家人总是“百吃不厌”。而且，因为我们这儿的槐树多是长刺的，矮小的树上可以用手去摘那花和叶，免不了被划破皮肤，而那高大的槐树则必须借助工具，在竹杆上绑上镰刀，将树枝割下，也顾不上会给那树留下伤痕，更顾不上那嗷嗷待哺、嗡嗡飞舞的蜜蜂了。
后来，在外地从军的姨父和姨娘不知从哪儿带回一种叫“锦树”的（究竟学名叫什么至今我也没去考证过），让亲戚们各拿回几支，然后插在地里，那“锦树”生命力倒也顽强，无须播种，无须浇水，往地里一插，不久就蓬勃生长起来，将那小枝剪下再插，几个回合，我家那小院子便让那“锦树”插成了篱笆。“锦树”叶呈墨绿色，虽然滴不上两点油，但是，“清蒸”后看上去却是油光光的，加上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很吊人的胃口。起初，母亲会送一两份给邻居“尝尝鲜”，后来干脆也剪一些树枝让他们回去栽插，一时间，“锦树”似乎成了庄上的种植特色。
上面说的是靠树吃树，接下来再唠嗑唠嗑靠河吃河。我家旁边的那条河原来是条活水沟，跟长江辗转相连。经常性的潮涨潮落，使得河里的水产变得丰富而鲜美。每当潮水退去，河边便布满了摸螺、踩蚌、网虾的人，尤其是夏天的午后，我们姊妹几个挎上竹蓝同时加入其中，还开展比赛，看谁收获最多。不时还能摸到几只活踹乱跳的河虾，便随手往嘴里一塞。要是能踩到刚蜕壳的螃蟹那就更幸运了，不等拿回家，便生吞下去，大人们都说，这蟹特有营养。而那时河水很清，不像现在要担心污染、病菌什么的。待到晚上，母亲将螺丝、河蚌洗净、煮透，一家人便围坐在屋前，一边纳凉，一边用缝衣针挑出螺丝肉品味着，母亲高兴时，还会给我们讲月亮和星星的故事。
那时吃得最多的是蟛鸡，看上去跟螃蟹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味道虽比不上螃蟹，却也不懒，特别是清明前后油菜花盛开时是最肥美的季节，那些蟛鸡满岸的爬，稍有动静便迅速溜进洞里。放学后或是星期天，我们都会邀上三两个伙伴，带上布袋子去挖蟛鸡，每次都会有不下于3－5斤的收获，回家用清水略加些盐煮熟，乘热剥开那黄油油的肉，那滋味绝不比现在吃螃蟹差。只是每年也就两三周的时间能够享受，因为油菜花季过后，这些蟛鸡便只能以牛粪为食，当然就不能再拿它做盘中餐了。
说起靠河吃河，不能不提到蚬子。经过江水的洗礼，河床上便会布满大大小小的蚬子，一开始我们用手在泥里摸、抠，后来有头脑活络的发明出一种铁网耙，一耙就是斤把多，效率大大提高了。这蚬子特鲜，绝不逊色于海鲜文蛤之类，只是时下市面上卖的蚬子已经用水淘过很多遍，自然鲜味也所剩无几了。每次母亲都会将蚬肉用韭菜炒作吃，而将炖蚬子的汤用来煮面条，那份鲜可别提了，即便现在，除非农家人，城里人是很难有这口福的。
当然，最奢侈的一顿美食体验还是我高考那年的夏天。有幸成为村里的第一个“状元”，亲戚朋友纷纷赶来祝贺，家居苏南的姐夫带来了一小包工具，原来是钓甲鱼用的。一根缝衣针箍紧线，藏进切成条状的猪肝里，趁着夜色投入水中，乖乖隆冬，只一个晚上的工夫，就捉到26只！那个时期甲鱼、螃蟹、河虾之类的水产品的价值还没被人发现和认可，也可能是因为大家最关心的还只是能否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很少有人往这奢侈的消费方面想。清早拿到集市，五角钱一斤才勉强卖出10多只。姐夫称了两斤肉回来，剁成肉末，加进料酒之类，填充到一只只鳖肚中焖煮。片刻，一股几乎闻所未闻的浓香从灶间漫溢开来，我可是一个人把一只给全包了，十足的狼吞虎咽，那可是纯天然的野味呀！就是在物质条件已经相当丰富的当今，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说也够夸张的吧？
其实，在那一段时期，品尝到的野味还真不少，比如，秋冬时节在荒野里生长的野菇，其鲜其嫩可不是一般的蘑菇、香菇可比拟的，只是必须在立夏前采食，因为过了这个时节，蛇出洞了，没准儿会在路过时留下致命的毒素；夏雨后的沟边沼泽会长出一种蚕豆大小叫不出名字的绿色苔菜，别有风味；那老树干上不时冒出的天然木耳，就看谁能够捷足先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出于求生的本能和跟饥饿的抗争，我们品尝到种种大自然馈赠的美食，竟浑然不觉。直到今天过上殷实的日子，我们才发现这些自然美味的珍贵，而由于气候、环境、资源等种种原因，有的已经变得异常稀少，有的则几乎绝迹了，即使有些人工能够种养，其味又怎能相提并论？
“吃了吗？”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句很寻常、很随意的问候语，而在过去却显得多少有些沉重。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从前，更没有人愿意再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去品尝所谓的美食。然而，寥寥三个字，却告诉人们，所谓吃的文化，其实往往都打着时代的印记，遗留着历史的痕迹，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也记录着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
“吃了吗？”这三个字之所以会成为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问候语，在我的印象中，并非缘于国人对“吃”的文化有什么特别的考究，因为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吃，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奢侈，寥寥三个字表达出的是出自内心的关切。
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家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久，总以为很快会过上无需再为一日三餐犯愁的日子，甚至用大跃进的狂热方式欢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谁想到意外的天灾人祸却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空前饥荒。正是这个沉重的玩笑，加上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又在贫困线上徘徊了好一阵子。
生活的重负，加之积劳成疾的缘故，在我三岁时，父亲便匆匆离开了人世，撇下体弱多病的母亲拉扯着我们姊妹五个，这样的家庭自然又比寻常人家多了些许揭不开锅的无奈。尽管我排行最小，平时有啥吃的，家人都先罩着我，却也没少尝到食不果腹的滋味。不过，每当邻家招呼“吃了吗”时，尽管饥肠辘辘，有时压根儿就没吃上饭，仍会照母亲的吩咐，堆上笑容吐出两个字：“吃了”，这倒不是怕面子上过不去，而是母亲不愿老让人家接济咱，毕竟大家过的都非常不容易。
找“米”下锅，搜猎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全家的第一要务。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毕竟经历了旧时代太多的贫穷和饥饿，面对贫瘠土壤培育出的微乎其微的粮食产量和那根本无法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工分粮，母亲倒也没有手足无措，而是想方设法教我们就地取材，寻找“野味”来勉强打发日子，并且撑过一年又一年。
老家屋旁是一条河，河边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有鬼头杨、有钉刺槐、有银杏，而那两棵高大的榆树就是那时不可多得的奶酪。每当春暖花开，榆树便也绽出了密密的碧绿的嫩芽，母亲会让哥姐扯下一蓝子嫩嫩的榆树叶，用清水漂净，然后铺在竹片做的蒸格上，撒上些许玉米糁儿，如果有面粉更好，滴上一两点菜油，置大锅上“清蒸”20分钟左右，香喷喷的榆叶大餐便做成了，那清香、柔韧的榆叶不但吃起来上口，而且非常耐饿，远比纯粹喝那碗可以做镜子的稀粥强多了；
一茬榆叶摘过后，会再长出一茬，大抵可以能将就半个月，期间还可以用槐花来贴补。槐花的香味极浓，吃起来也有点腻，得同时摘些细嫩的槐树叶用同样的方法一起蒸，尽管槐树叶要比榆树叶粗糙得多，吃多了往往还会感觉肚子生疼生疼的（现在才知道那叫胃痉挛），但一家人总是“百吃不厌”。而且，因为我们这儿的槐树多是长刺的，矮小的树上可以用手去摘那花和叶，免不了被划破皮肤，而那高大的槐树则必须借助工具，在竹杆上绑上镰刀，将树枝割下，也顾不上会给那树留下伤痕，更顾不上那嗷嗷待哺、嗡嗡飞舞的蜜蜂了。
后来，在外地从军的姨父和姨娘不知从哪儿带回一种叫“锦树”的（究竟学名叫什么至今我也没去考证过），让亲戚们各拿回几支，然后插在地里，那“锦树”生命力倒也顽强，无须播种，无须浇水，往地里一插，不久就蓬勃生长起来，将那小枝剪下再插，几个回合，我家那小院子便让那“锦树”插成了篱笆。“锦树”叶呈墨绿色，虽然滴不上两点油，但是，“清蒸”后看上去却是油光光的，加上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很吊人的胃口。起初，母亲会送一两份给邻居“尝尝鲜”，后来干脆也剪一些树枝让他们回去栽插，一时间，“锦树”似乎成了庄上的种植特色。
上面说的是靠树吃树，接下来再唠嗑唠嗑靠河吃河。我家旁边的那条河原来是条活水沟，跟长江辗转相连。经常性的潮涨潮落，使得河里的水产变得丰富而鲜美。每当潮水退去，河边便布满了摸螺、踩蚌、网虾的人，尤其是夏天的午后，我们姊妹几个挎上竹蓝同时加入其中，还开展比赛，看谁收获最多。不时还能摸到几只活踹乱跳的河虾，便随手往嘴里一塞。要是能踩到刚蜕壳的螃蟹那就更幸运了，不等拿回家，便生吞下去，大人们都说，这蟹特有营养。而那时河水很清，不像现在要担心污染、病菌什么的。待到晚上，母亲将螺丝、河蚌洗净、煮透，一家人便围坐在屋前，一边纳凉，一边用缝衣针挑出螺丝肉品味着，母亲高兴时，还会给我们讲月亮和星星的故事。
那时吃得最多的是蟛鸡，看上去跟螃蟹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味道虽比不上螃蟹，却也不懒，特别是清明前后油菜花盛开时是最肥美的季节，那些蟛鸡满岸的爬，稍有动静便迅速溜进洞里。放学后或是星期天，我们都会邀上三两个伙伴，带上布袋子去挖蟛鸡，每次都会有不下于3－5斤的收获，回家用清水略加些盐煮熟，乘热剥开那黄油油的肉，那滋味绝不比现在吃螃蟹差。只是每年也就两三周的时间能够享受，因为油菜花季过后，这些蟛鸡便只能以牛粪为食，当然就不能再拿它做盘中餐了。
说起靠河吃河，不能不提到蚬子。经过江水的洗礼，河床上便会布满大大小小的蚬子，一开始我们用手在泥里摸、抠，后来有头脑活络的发明出一种铁网耙，一耙就是斤把多，效率大大提高了。这蚬子特鲜，绝不逊色于海鲜文蛤之类，只是时下市面上卖的蚬子已经用水淘过很多遍，自然鲜味也所剩无几了。每次母亲都会将蚬肉用韭菜炒作吃，而将炖蚬子的汤用来煮面条，那份鲜可别提了，即便现在，除非农家人，城里人是很难有这口福的。
当然，最奢侈的一顿美食体验还是我高考那年的夏天。有幸成为村里的第一个“状元”，亲戚朋友纷纷赶来祝贺，家居苏南的姐夫带来了一小包工具，原来是钓甲鱼用的。一根缝衣针箍紧线，藏进切成条状的猪肝里，趁着夜色投入水中，乖乖隆冬，只一个晚上的工夫，就捉到26只！那个时期甲鱼、螃蟹、河虾之类的水产品的价值还没被人发现和认可，也可能是因为大家最关心的还只是能否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很少有人往这奢侈的消费方面想。清早拿到集市，五角钱一斤才勉强卖出10多只。姐夫称了两斤肉回来，剁成肉末，加进料酒之类，填充到一只只鳖肚中焖煮。片刻，一股几乎闻所未闻的浓香从灶间漫溢开来，我可是一个人把一只给全包了，十足的狼吞虎咽，那可是纯天然的野味呀！就是在物质条件已经相当丰富的当今，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说也够夸张的吧？
其实，在那一段时期，品尝到的野味还真不少，比如，秋冬时节在荒野里生长的野菇，其鲜其嫩可不是一般的蘑菇、香菇可比拟的，只是必须在立夏前采食，因为过了这个时节，蛇出洞了，没准儿会在路过时留下致命的毒素；夏雨后的沟边沼泽会长出一种蚕豆大小叫不出名字的绿色苔菜，别有风味；那老树干上不时冒出的天然木耳，就看谁能够捷足先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出于求生的本能和跟饥饿的抗争，我们品尝到种种大自然馈赠的美食，竟浑然不觉。直到今天过上殷实的日子，我们才发现这些自然美味的珍贵，而由于气候、环境、资源等种种原因，有的已经变得异常稀少，有的则几乎绝迹了，即使有些人工能够种养，其味又怎能相提并论？
“吃了吗？”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句很寻常、很随意的问候语，而在过去却显得多少有些沉重。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从前，更没有人愿意再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去品尝所谓的美食。然而，寥寥三个字，却告诉人们，所谓吃的文化，其实往往都打着时代的印记，遗留着历史的痕迹，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也记录着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