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了上海三联文库出版社出版的《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书中谈到现代知识分子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争论，这让我联想到当下讨论正热的“学术腐败”问题，我试着用那本书中的一些理论来透视“学术腐败”，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首先要引入当今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得一个著名概念——“文化资本”，关于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在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但就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含义，即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文化资源，比如知识，学历，学术研究成果等.陶东风先生在《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中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分析了“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反世俗动机，我将从这一概念入手来分析学术腐败现象。
在涉及“文化资本”的同时，还有几个概念与其紧密相连，一个是“文化场域”，它不是指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社会空间，一个诸多力量进行较量的场所。另外两个概念是“行为者”和“文化地位”可以用一个游戏将这几个概念形象的表现出来。以扑克牌游戏为例，游戏者（行为者）在认同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参与其中，展开竞争，获取价值的利益。而手中的牌（资本）就是游戏者所持有的资本，在一局中资本是固定的，因而能否在游戏中取胜，资本的多寡优劣和游戏者因技能不同而形成的优势（地位）差别起着决定性作用。游戏的规则就是只能用自己手中的资本来赢得胜利，不可以作弊，不可以窃取他人资本。
不知道知识分子在这场游戏中会不会成为高手，有没有舞弊行为呢？
现在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代知识分子依据其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多寡以及其地位的高低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家名家，包括在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潜心于理论研究的著名教授以及从事其他职业但同样在知识界享有较高威望的著名学者。他们拥有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本，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不管在客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此外，他们还有政治权力联系比较密切，所以不论是文化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处于高层。第二类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后知识分子”，以余秋雨和王朔为代表，大多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90年改革开放的一步步加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转型加剧，其直接表现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更加明显。这一市场化世俗化潮流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表现，就是上面所谈的“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兴盛，以及文人下海，演员走穴，追星成风等等，文化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以及商业的文化化，上任的文人化，一时蔚然成风。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文化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之所以能兴盛起来，正是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并使文化呈现多元化。这类知识分子由于大众认可而具有很高的文化地位，但其与政治权力却是脱钩的，如果说第一类知识分子在游戏中我邮正王牌的话，那么这类知识分子就握有副王牌，他们都具有丰富德文化子资本（可以说后者拥有更多的由文化资本转化成得经济资本）并且被社会所重视，处于中心地位。
还有一类知识分子，一般是普通高校的教职员、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从资本方面哟说，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都处于温饱水平，由于拥有的资本有限，而且手中没有王牌，所以在文化场域中的地位就不是很乐观，处于一种被知识界边缘化的地位。同时这类知识分子面临着评职称、评优而形成的激烈的竞争的压力，这样由于他们与前两类知识分子同为知识分子，却没有相当的资本和地位，加上巨大的压力，就必须会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类知识分子变成了学术腐败关注的对象。反过来说，学术腐败也成了这类人的把戏！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第三类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处于文化资本缺失与文化地位边缘化的双重困境中。从外部环境看，他们与其他两类知识分子在文化场域内处于竞争趋势，这是由文化资本的稀缺性造成的。第一类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拥有相对丰富的原始资本，根据马太效应，他们用较多的资本进行新一轮的投资（进行新问题的研究）就会创造出更多的资本，所以他们的文化资本总是不断地膨胀。由于资本所带来的文化地位，也是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又给他们创造了根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而第二类知识分子，同样拥有相当丰富的文化资本，而且他们的文化资本很容易转化成经济资本，经济资本的增加如果说不能带来很高的政治地位的话，那至少也会带来很高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因为市场化的社会更倾向于用经济来衡量一切。这类人的资本和地位成了普通民众所关注的对象，这在心理上给了这类知识分子很大的动力，怀着“就是被批判，那也是批判的中心”这样的心态，更使其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可以说他们由于资本的互动在竞争中也处于优势。再来看第三类知识分子的处境吧，与前两者碧霄，文化资本的缺失以及文化地位的边缘化使其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他们没有动力，只有压力，这样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使其最终走入双重困境中不能自拔，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我认为正是他们的双重困境使他们滋生了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第三类知识分子布满他们的处境而力求改变之，越不满，要求改变的心情月迫切，越急功近利，而要较快的改变目前的处境，在设想了所有正当途径后发现太难了，因为认识到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类知识分子又不甘愿加入商业文人的行列（虚荣心和风险意识所致），在他们眼中，商业文人就是“痞子文人”，而且商业本身的风险性也是他们更愿意向第一类知识分子过渡，学术腐败就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产生了。恰好文化的日益多元化，信息的多渠道为其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和合法的理由，可以说这是学术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但因为这样的环境滋生了腐败，目前的学术论文的异化即认为学术论文是评职称的硬指标，捞名利的敲门砖，快致富的新良方，养学刊的救命草，不仅是学术论文贬值，更是加剧了学术腐败，像是给它施了一把高效化肥一样，使其疯长，至于腐败分子的自身生活因素、素质因素、道德因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那么如何防止学术腐败呢？学术腐败的产生有它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就宏观来看就应该改变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和各种文化资源并进行合理的分配，适当提高第三类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三类知识分子的竞争态势，缓解第三类知识分子的外部竞争压力。这种考虑虽然可行，但过程漫长，而且成本相当高，所以我认为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改善总的环境之下的各项制度和具体措施，即防止腐败要从小处入手，例如完善目前的评优体制，不仅要量化学术论文的发表，更关注论文的实际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防止学术腐败者逍遥法外，这些是降低知识分子内部恶性竞争的有效途径。另外，给那些学术腐败分子提点建议，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堂堂正正做人啊！
文章似乎在这里就该结束了，但回头看文章似乎却很不细致，以致使人产生误会于疑问，在此笔者提醒读者，学术腐败并非仅仅存在第三类知识分子中，第一类、第二类知识分子也不都是“两袖清风”，学术腐败不是第三类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不能说所有的第三类知识分子都有学术腐败的嫌疑，他们当中也有许多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实干家”，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首先要引入当今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得一个著名概念——“文化资本”，关于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在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但就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含义，即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文化资源，比如知识，学历，学术研究成果等.陶东风先生在《社会转型与知识分子》中用"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分析了“人文精神”倡导者的反世俗动机，我将从这一概念入手来分析学术腐败现象。
在涉及“文化资本”的同时，还有几个概念与其紧密相连，一个是“文化场域”，它不是指物理空间，而是一个社会空间，一个诸多力量进行较量的场所。另外两个概念是“行为者”和“文化地位”可以用一个游戏将这几个概念形象的表现出来。以扑克牌游戏为例，游戏者（行为者）在认同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参与其中，展开竞争，获取价值的利益。而手中的牌（资本）就是游戏者所持有的资本，在一局中资本是固定的，因而能否在游戏中取胜，资本的多寡优劣和游戏者因技能不同而形成的优势（地位）差别起着决定性作用。游戏的规则就是只能用自己手中的资本来赢得胜利，不可以作弊，不可以窃取他人资本。
不知道知识分子在这场游戏中会不会成为高手，有没有舞弊行为呢？
现在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代知识分子依据其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多寡以及其地位的高低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家名家，包括在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潜心于理论研究的著名教授以及从事其他职业但同样在知识界享有较高威望的著名学者。他们拥有极其丰富的学术资本，而且很多研究成果不管在客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此外，他们还有政治权力联系比较密切，所以不论是文化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处于高层。第二类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后知识分子”，以余秋雨和王朔为代表，大多成名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90年改革开放的一步步加深，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转型加剧，其直接表现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更加明显。这一市场化世俗化潮流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表现，就是上面所谈的“后知识分子”的大红大紫，各种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兴盛，以及文人下海，演员走穴，追星成风等等，文化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人化以及商业的文化化，上任的文人化，一时蔚然成风。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文化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之所以能兴盛起来，正是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并使文化呈现多元化。这类知识分子由于大众认可而具有很高的文化地位，但其与政治权力却是脱钩的，如果说第一类知识分子在游戏中我邮正王牌的话，那么这类知识分子就握有副王牌，他们都具有丰富德文化子资本（可以说后者拥有更多的由文化资本转化成得经济资本）并且被社会所重视，处于中心地位。
还有一类知识分子，一般是普通高校的教职员、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员，从资本方面哟说，他们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都处于温饱水平，由于拥有的资本有限，而且手中没有王牌，所以在文化场域中的地位就不是很乐观，处于一种被知识界边缘化的地位。同时这类知识分子面临着评职称、评优而形成的激烈的竞争的压力，这样由于他们与前两类知识分子同为知识分子，却没有相当的资本和地位，加上巨大的压力，就必须会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心态。这类知识分子变成了学术腐败关注的对象。反过来说，学术腐败也成了这类人的把戏！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第三类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处于文化资本缺失与文化地位边缘化的双重困境中。从外部环境看，他们与其他两类知识分子在文化场域内处于竞争趋势，这是由文化资本的稀缺性造成的。第一类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拥有相对丰富的原始资本，根据马太效应，他们用较多的资本进行新一轮的投资（进行新问题的研究）就会创造出更多的资本，所以他们的文化资本总是不断地膨胀。由于资本所带来的文化地位，也是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又给他们创造了根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趋势。而第二类知识分子，同样拥有相当丰富的文化资本，而且他们的文化资本很容易转化成经济资本，经济资本的增加如果说不能带来很高的政治地位的话，那至少也会带来很高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因为市场化的社会更倾向于用经济来衡量一切。这类人的资本和地位成了普通民众所关注的对象，这在心理上给了这类知识分子很大的动力，怀着“就是被批判，那也是批判的中心”这样的心态，更使其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可以说他们由于资本的互动在竞争中也处于优势。再来看第三类知识分子的处境吧，与前两者碧霄，文化资本的缺失以及文化地位的边缘化使其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他们没有动力，只有压力，这样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使其最终走入双重困境中不能自拔，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
我认为正是他们的双重困境使他们滋生了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第三类知识分子布满他们的处境而力求改变之，越不满，要求改变的心情月迫切，越急功近利，而要较快的改变目前的处境，在设想了所有正当途径后发现太难了，因为认识到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这类知识分子又不甘愿加入商业文人的行列（虚荣心和风险意识所致），在他们眼中，商业文人就是“痞子文人”，而且商业本身的风险性也是他们更愿意向第一类知识分子过渡，学术腐败就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产生了。恰好文化的日益多元化，信息的多渠道为其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和合法的理由，可以说这是学术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但因为这样的环境滋生了腐败，目前的学术论文的异化即认为学术论文是评职称的硬指标，捞名利的敲门砖，快致富的新良方，养学刊的救命草，不仅是学术论文贬值，更是加剧了学术腐败，像是给它施了一把高效化肥一样，使其疯长，至于腐败分子的自身生活因素、素质因素、道德因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那么如何防止学术腐败呢？学术腐败的产生有它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就宏观来看就应该改变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和各种文化资源并进行合理的分配，适当提高第三类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改善三类知识分子的竞争态势，缓解第三类知识分子的外部竞争压力。这种考虑虽然可行，但过程漫长，而且成本相当高，所以我认为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改善总的环境之下的各项制度和具体措施，即防止腐败要从小处入手，例如完善目前的评优体制，不仅要量化学术论文的发表，更关注论文的实际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防止学术腐败者逍遥法外，这些是降低知识分子内部恶性竞争的有效途径。另外，给那些学术腐败分子提点建议，要踏踏实实做学问，堂堂正正做人啊！
文章似乎在这里就该结束了，但回头看文章似乎却很不细致，以致使人产生误会于疑问，在此笔者提醒读者，学术腐败并非仅仅存在第三类知识分子中，第一类、第二类知识分子也不都是“两袖清风”，学术腐败不是第三类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不能说所有的第三类知识分子都有学术腐败的嫌疑，他们当中也有许多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实干家”，这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