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前，电影曾独享娱乐业荣华富贵，直到电视出现。
就像上世纪末互联网蓬勃起来后报纸杂志业一片哀鸣，“以后还会有人看报纸吗”；电视出现后，电影人立即有了巨大的危机意识，“在家里就可以看电视了还是免费的，人们干吗去电影院”。好莱坞立即启动抵制：从拒绝同意电影创作人员签约电视节目，到没有一个制片、发行集团参与电视剧，从不让电视播放新片或库存片，到隔离“电视明星”。
对抗手腕并不能建立起自己的比较优势，而电影人也没光仇恨：宽银幕立体电影、三维立体电影以及生产成本近于浪费的重磅炸弹式影片，立体声、70毫米银幕和多厅影院于随后二十年里先后面市。这些创新在电影vs电视的竞争中，为前者挽回了不少颓势。
时光流逝，电影人慢慢意识到电影和电视并非永远的敌人。生意就是生意，生意场上不需要冷战意识。刘嘉偌翻阅资料时发现，中国媒体还习惯于以票房收入为衡量影片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美欧电影集团已把产业利润链条“扩窗”到电视台的电影频道、点播等其它播出、零售渠道。
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上世纪中期电影圈里的反电视同盟开始出现松动。投资者们在回收巨额支出的压力下灵机一动，意识到与其让发行公司把新片放映权签给第三轮次乃至更后面的院线并等待虚无缥缈的利润分成，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向缺乏内容的电视台和电视网进行销售呢？况且与独立制片人不同，当时的电影企业已具备规模，与电视网谈判时议价能力突出。
这实在是个很棒的想法。今天中国的情况是，按索福瑞提供的数据，中央电视台所有频道，6套电影频道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广告收入都列最前茅；而安徽卫视前些年首创的安徽模式——以影视剧立台——也获得巨大成功，苦创栏目改为轻松播放电影电视剧。电视通路已成为电影公司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
技术进步又催生出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尽管在中国，有线电视的数字化改造还是刚启动，而卫星电视落地存在诸多政策壁垒，但按次计费点播以及付费电视都让电影较之以往有了更宽广的覆盖率。看看美国的按次计费电影市场，已耸立起Viewer´s Choice和Request TV两个强大的买家，在付费有线电视市场，HBO的Cinemax，以及Showtime如日中天。电影公司又从这些新播放通路收获不少利润。
由于发展时间差，中国还没有Viewer´s Choice和Request TV这样的按次计费提供商。但从消费者心态和服务品牌差异化的角度来讲，类似公司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像豆瓣和M-Time这些网站的价值肯定是会被重估的。而付费电视也值得重视，一直以来产业界存在共识，由消费者直接付费的节目比由广告支持的免费电视体系更易觉察观众的喜好，“零价格的电视体系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因不提供消费者需求强度的相关信息。”
对于那些不久后必然会上市的中国电影巨头们，如具备战略眼光和资金实力，不仅是整合制作、发行、院线了，参股电视网、付费电视平台、按次点播平台也会是自然而然的考虑。
再就是零售市场也为电影业分流着、贡献着利润，具体手段是从十年前的录像到VCD再到DVD。
国际影业巨头去年底又在中国掀反侵权波澜，充分说明这些公司对该利润来源的重视：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迪斯尼、派拉蒙、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和环球城市制片联合起诉正版内容服务提供商“捷报网”（宽频互联网）。也不是没有正面案例，差不多同一时间，《变形金刚》的投资方派拉蒙携手中国最大的DVD分销商中录华纳，进入两万家商店铺货。
中国的电影公司们也越发重视零售渠道所能创造的利润：2002年，《英雄》以当时破天荒的1786万版权费卖给音像制品发行商，就是信号。但随后由于前博所说过的利益主体不一致原因，诸多矛盾冲突发生了：《无间道Ⅲ：终极无间》放映首日，北京的华星影城收获了26万票房；四天后，电影正版DVD面市，华星当日票房缩水至5万。还有一家触怒所有电影院线公司的广东企业叫飞视，该公司负责给广东境内3000家加油站配货，喊出了卖一张碟提成一块钱，冲击极大。
院线上映、电视放映和DVD发行的时间间隔，在西方有着严格规定，但在中国还处磨合平衡中。2003年12月27日，34家院线公司签署《北京声明》，对制片方正版影像产品与院线抢档期的做法提出批评。在刘嘉偌看来，局面也许会好转但很难最优化。除非大电影集团在一系列并购后出现，否则票房+电视+零售的最优收入模型就不可能被探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