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景:一个音乐狂人的“反抗”

文/韩雨亭  摄影/焦祖军

郭文景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说着话，一边拿出一张薄薄的烟纸，再抓出一小撮金黄色烟丝，放在烟纸里慢慢揉搓。差不多了，轻轻卷起，再用舌头一舔，一支卷烟粘合而成。把它放在烟斗里，火光一闪，顷刻间烟雾弥漫……

各位不要见怪，这个看似复杂的卷烟工序，只是一位作曲家的生活道具。它可以让他快速而焦灼的生活节奏，在卷烟中有片刻的停顿。他没别的嗜好，音乐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除了读书和抽烟。

“你知道吗？我现在最想干的事就是睡觉。”

是的，每次音乐颠峰过后，伴随而来的总是身体上的疲劳。今年郭文景终于完成了历时两年的歌剧——《诗人李白》。10月份，《李白》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10周年庆典剧目公演，与该剧在美国的演出几乎同步。

这部歌剧为他又一次获得掌声，跟他第一部歌剧《狂人日记》一样，好评如潮。

2005年，郭文景为田浩江写了歌剧《李白》。田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男低音。今年7月7日，当这《李白》在科罗拉多丹佛市华裔艺术中心首演时，许多不懂汉语的外国人端坐在观众席上认真地从头听到尾。流泪、起立、鼓掌、吹哨……

这是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穷途末路的李白。为了能与唐朝的李白在音乐世界里相遇，郭文景曾把自己流放到幽深而寂寥的原始森林，面对着冷月、山峦、狗熊、狼嚎……浮华世界从眼前刹那间消逝，留下了与李白那“古来圣贤皆寂寞”的相似心境。

他喜欢李白式的疯狂，《狂人日记》、《夜宴》、《李白》……他的歌剧写的基本都是疯子。

郭文景也像一个疯子一样，狂热地学习、创作。即便如此，但他永远无法享受到李白那样的待遇，没办法让中国像背诵李白诗歌那样熟悉他的音乐。

没关系，李白扑向“大众”，郭文景拥抱“小众”，可他们本质上都是狂人，都很孤独。

郭文景拥有“梦游”一般的童年。当时正处文革，贫穷、动乱、诚惶诚恐、无所事事。各个派系间的“武斗”把重庆城变成了战场。有一次两座大楼的人对着打，枪炮齐鸣，把交电公司大楼打着了，熊熊大火烧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拐过街角，看见那大楼，它已经烧得面目狰狞，成了一个空荡荡的水泥架子。那种废墟感“就和现在的巴格达一样”。

外部世界的动乱诱发了这个少年内在的想象力。在音乐没有出现之前，郭文景每天都肆无忌惮地在各种幻想中完成自己的角色。至今，他还保持着对非现实世界的幻想，特别喜欢看电影《侏罗纪公园》和《哈里波特》等科幻电影，以及中国梁山好汉和美国《教父》式的江湖传奇。

12岁时，他拥有了一把价值8元钱的小提琴。他偶然的一次听到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那是一种强烈被电击中的感觉。

“那五光十色的一切曾令我十分着迷。但渐渐地，那些不论是朦胧、华丽、纤细，还是痉挛、粗野、呻吟的东西，都不太能打动我了。惟有肖斯塔科维奇如岩石一样坚硬冷峻的音响，简练激昂的节奏，还在震动我的心灵。”

反抗

18岁时，郭文景的志向是当一名作曲家。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忘情于山水的音乐，觉得它们像宣纸一样薄，一样轻，像竹子一样细和脆。

“我要写那种男人的顶天立地的音乐，我要写崇高的、磅礴的、宏大的交响乐。”

1978年，他如愿地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班上30多名学生中，很多都是世家子弟。他是班上惟一没当过“三好”，且写过检查的学生。进入音乐学院并不意味着可以尽情拥抱连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等的先锋音乐，柴可夫斯基、巴哈、瓦格纳这些代表18、19世纪的西方古典音乐，仍占领了主流课堂。

郭文景是个有组织，无纪律的“犯规”学生。有一次，他没跟学院打过任何招呼，就擅自离校，坐火车回家见正跟他闹情绪的女友。在他看来，逃学，是大事，可回家哄女朋友是更大的事。

当谭盾等人纷纷去国外留学时，他担心国外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会影响到作曲，服从分配回到重庆，到各地游荡，为当时的一些电影电视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记》。最重要的是，那些来自国外的约稿很快让他声名鹊起。《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这个评语仅证明了一个现实；中国音乐界与外部世界还很陌生。

八十年代，郭文景独立的创作思想与官方发生了碰撞。他的作品尖锐、粗犷、浓重，如他的《川崖悬葬》、《川江叙事》等作品都与当时的思潮保持一致，就是要反叛以往歌功颂德的所谓音乐。因此，他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新潮音乐”。音乐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说法，“郭文景写的先锋音乐和崔健的摇滚乐是资产阶级在音乐界的两大的怪胎。”

“我曾想努力去做一个安份守己‘顺民’，我知道每个人如果想做自己的事，就必须学会妥协……”

尽管时刻要求自己妥协，可他对艺术的严苛还是开罪了一些人。有一次，国内某大型交响乐团要到欧洲去演出，想排练他的作品，可他认为该团水准不符合要求，取消了演出。这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本能反抗。

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郭文景反抗的是一种官方意识与艺术权力的话。那么，今天的郭文景可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大众。

这是一种完全被抽象和绑架的概念语，没人知道真正的大众是谁，又没有人敢冒犯它。但，郭文景向它发出了挑战。

“我们的艺术史曾有过高级、精致、优雅的艺术，它们往往产生于大众，却又不是大众口味。眼下的情况则是；以大众为名的艺术行动，吞噬一切，消灭一切，压倒一切。‘大众’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比较低的艺术标准。”

音乐对任何时代都很重要，可这个时代又似乎告诉郭文景，他心目中的音乐或许对这个社会没那么重要，大众只要流行歌曲。可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单位，邀请他写那些高难度的歌剧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他想了半天才想明白，哦，原来已经没多少作曲家能写出那种音乐了。没选择，大家只有找一个名叫郭文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