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与“经济学”

   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是个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不仅让乘客头疼，铁路部门和政府也很头疼。各路专家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措施，如完善制度，改进管理，增加供给等等。

某“青年经济学者”认为，让所有人回家过年本身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就目前的铁路运输能力而言，只能保证部分人安全回家过年。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涨价。——也就是让穷人留守，让有钱人回家过年。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简单逻辑。人们购买商品时愿意接受的价格取决于其对商品效用的评价。出价高者对商品评价高，从中得到的效用也高。高价的作用在于将那些对车票评价较低的潜在乘客排斥出去，使真正需要者得到满足。列车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生产和营运的主要功能在于社会服务而不是赢利。因此，火车票定价较低。但是，较低的价格对需求具有刺激和激励作用，从而造成过度需求。在价格较低情况下，一部分对商品需求并不迫切的人得到商品的同时另外一部分对商品具有迫切需求的人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因此，低价车票可能导致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这是经济学的逻辑，但确实是一个混帐逻辑。过年了，大家都想回家团聚。谁说的有钱人会比穷人更想家？谁相信富人一定比穷人对父母兄弟丈夫妻子更有感情？谁说车票对富人比对穷人更有价值？富人和穷人都是爹娘生养的，一样有追求天伦之乐的权力。他们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富人有钱从而货币的边际效用较低而穷人没钱从而货币的边际效用较高。对待情感，富人不一定比穷人更真挚更深沉或者更坚贞；对待回家，富人和穷人一样有着迫切的心情。同样是亲人受困，我就不相信我们的这位“青年经济学者”比打工仔杜登勇更有勇气在风雪中徒步数百公里去寻找。

按照这位“青年经济学者”的说法，即使火车票涨价了，真正想回家的还是能回家，不就是千把块钱的事吗？——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那些靠神吹胡侃招摇撞骗一个小时就可以捞几千元的“经济学家”来说，千把块确实算不了什么，不就是他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的唾沫星子吗？但是，对于千千万万的打工仔打工妹来说，千把块可能是他们一个月的血汗。火车票提价对富人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对穷人的影响则可能很严重。

真正让人痛心的是，不仅“青年经济学者”在胡说八道，那些“一流经济学家”也在指鹿为马、瞒天过海。比如，也就是从这帮著名“经济学家”口里，说出了“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有仇富心态”，“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应该取消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来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等等混帐言论。这样的言论，即使符合“经济学原理”，也违背常情，显得冷酷而弱智。

经济学家并不弱智，他们的工作据说就是玩智力游戏。不过，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因此被看成是一门冷酷的科学。确实，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的研究过程需要排斥伦理、道德和情感的侵扰，经济学于是成为一门关注经济利益的冰冷科学。但是，理论研究是一回事，政策建议又是一回事。理论研究需要排斥可能影响逻辑过程的干扰因素，而政策建议则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和道德背景基础之上。作为经济学工作者，当他以政策建议者身份出现时，必须表明并体现他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良知。

经济学家信奉理性及基于个人理性的市场的作用，对人们的道德良知缺乏基本的信任。甚至，在经济学眼里，只有冷酷的个人利益才是实现社会协调和发展的动力。因此，马尔萨斯反对济贫法，主张剥夺没有养育子女能力的穷人的结婚的权力；施蒂格勒主张在饥荒期间富人不应该救济穷人，因为富人对穷人的救济并不能增加有效供给；弗里德曼主张取消最低工资立法，因为最低工资的限制了劳动市场的竞争，从而限制了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学家眼里，理性替代了情感，利益替代了良知，——物替代了人。于是，经济学不再是使人愉快的科学，而是冷血的使人郁闷甚至使人屈辱的科学。

其实，对于火车票难题，真正有意义的解决方式是增加供给，改善管理和完善制度。在网上看到的消息，在大连，一男子到售票点咨询回家车票，被告知硬座都已经售罄。该男子返家持一把大刀再到售票点，却买到了自己需要的卧铺。还是网上的消息，在广州端掉的一个黄牛党窝点发现，黄牛们制定了实现春运期间赢利15万的计划。这说明，火车票供给并不象表面呈现的那样紧张，完善制度和强化管理是可以部分缓解供求矛盾的。即使供给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提价也不是办法。因为提价只是控制了需求，而对增加供给毫无意义。

“青年经济学者”的火车票提价主张确实符合经济学原理，但经济学原理并非在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方面都可以凑效。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关注资源利用效率。但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终究是人，而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关心资源配置而不关心资源配置的主体——人；关心资源利用效率而不关心作为现实的人对超越效率的公平和公正的追求。从对解决火车票紧张问题的方案中，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主流经济学”人文关怀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