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图书，岂可如此粗制滥造？
李 壮 鹰
最近注《汉志》，照例先找一些最新的译注成果来参考，不期然喜获一部巨著《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许嘉璐主编。该书装祯精美，布面烫金，十分豪华。各分册书于卷前最显眼处赫然标示：
本书列为：
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
于是我如获至宝，携回其中一部《汉书》今译，准备枕藉而览之。然开卷一读，却着实吃惊不小：全书不仅颇多生硬含糊，窒碍难通之文，其释义的明显谬误之处，亦随处可见。
对于这样一部由领导人主编的、重点+重点+重点的、权威性极高的、普及性很强的、发行面甚广的巨著，我不想做、也恐无资格做全面评价，这里只就《汉书·艺文志》的有关译文提些商榷。我这篇商榷之文的体例是：先列原文，再列译文，最后说我的鄙见。陈鄙见时也只纠重点的错误，至于译文中其它方面的问题，读者自能见出。
【《汉书》原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1）。左史记言，右史记事（2），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4），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5）。《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6）。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於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全译》书译文】
（1）其目的是以此使君王言行谨慎，其言行可为民之法则。
（2）左侧史官记其言，右侧史官记其行。
（3）夏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就不能全面验证了；殷礼我能说一说，但宋国的就不能全面考证了。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考证。
（4）所以让左丘明观看了他们的历史记载，根据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来建立功赏，根据失败来加以责罚。
（5）所以研究本来的事实而加以解释，昌明孔子是不用空言来解释经文的。
（6）春秋所贬损的当代君臣，有权威势力，他们的事情就写进了解释中，因此这本书就被隐藏起来了，没有宣扬，用来避免遭到当时的灾难。
【纠谬】
（1）《全译》对原文的“法式”二字失校。按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五云：“法式”为“法戒”之误。“言行之是者可以为法，非者可以为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按王说是也，《汉书·刘向传》：“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为其用例。古史官对君主言行的记载，有褒扬，也有批评，褒扬的可以作为榜样，此谓“法”。批评的可作为儆示，此谓“戒”。
（2）《全译》把“左史”讲成左侧的，“右史”讲成右侧的，大概是出于译者的想象。按古代设官常常一位而设二员，相当于现在的正副二职。如傅、相、御史等等皆如此，故官之左右，只是对二员的分称，并非一个站在左边，一个站在右边。时代不同，左和右主次关系不同，具体分工也不同。按《大戴礼记·保傅》载古天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而读之，是天子不得为非也。”并未言左右史的分工。而《礼记·玉藻》则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与此处所言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分工互倒。《后汉书·荀悦传》载其上疏：“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所言左右史分工与《汉书》合。而《孔丛子》记博士谏陈胜语：“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以无讳示后世，善以为式，恶以为戒。”则与《礼记》相合。按，关于史者记录天子言行之事，实乃古时传说，它反映儒家欲以儒学来规范天子行为的一种理想，至于左、右史职能分工说法之差别则无关宏旨也。清人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五曾考古人有关孔席墨突的说法，举《文子》、《淮南子》、陆贾《新语》、刘昼《新论》皆作“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而班固《答宾戏》、赵歧《孟子章指》、庾信《五张寺碑》、韩愈《争臣论》却孔、墨相倒，作“孔席无煖，墨突无黔”。孙氏最后论曰：“此事为孔为墨，本不必有定也。”左右史之异说正可等视之。
（3）《全译》的译文错误，属于望文生义。按此语出于《论语·八佾》。颜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征，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才不足以成之，故我不能成此礼也。”孔子是主张恢复夏殷之礼的，他能细数二代的礼文，而春秋时杞国是夏人的后裔，宋国是殷人的后裔。照理说，在宋、杞两国，孔子是可以指导国君重建夏商的礼制，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但遗憾的是二国之国君为夏商的不肖子孙，他们的学识才能有限，不足以承担此任，故孔子叹之。译者把“文献”理解成现代意义的文献资料，把“征”讲成“考证”，是犯了以今度古的错误。实际上，“文献”一词，到了近古，才有现代文献的意义，先秦时人们还没有这个概念。
（4）《全译》译文错误、模棱。按《左传·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曾见《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此可见鲁史记的“礼文”与“有法”。鲁国曾为周公的封地，故其史官纪事之法尚存古代之遗风。左丘明为当时鲁国史官，阅览、增削鲁史必因左氏而为之。所以这里说，孔子是先与鲁国太史左丘明一起参考了鲁史记，而后才因旧史而作成《春秋》的。译文译成“孔子让左丘明观看历史记载，而作春秋”，则《春秋》就成了左丘明作的了。所云“据行事，仍人道”，乃谓孔子之《春秋》并非另记它事，而是因袭鲁史记中所记之事件，沿用其中所记人物的言行
。“因兴”、“就败”云者，谓《春秋》中并不直接说出作者对所记事物的态度，只以对善举终能兴盛的记述来表示褒赏，用恶行终必败亡的记述来表示惩罚。译文译成“用成就来建立功赏，根据失败来加以责罚”，表示译者根本没有读懂这段话。
（5）译文不通。“论”，不是研究，而是绎理、编辑。“昌明”，不知所云。论本事，是说左丘明以《春秋》的简略记载为脉络来编成事件的详细本末，以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说的就是这个过程。又，孔子之所以作《春秋》，寓褒贬于记事之中，除了避免当时执政的“乱臣贼子”的迫害，也因为他认为对具体事物的叙述要比直接的说教更容易被接受、更能给人以深切鲜明的感染。《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贞《索隐》：“案：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空言谓褒贬是非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於当时所因之事。”这些都是《艺文志》所依据的材料。
（6）参上条纠缪。《全译》显然没有搞清原文的意思，故译文不知所云。
【原文】
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 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残害至亲，伤恩薄厚（1）。
【《全译》书译文】
（1） 只施行刑法而想达到太平，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
【纠谬】
（1）恩将仇报是个道德范畴的概念，用来说明酷法对亲情的破坏极不合适。《汉书·薛宣传》引当时谚语：“苛政不亲，烦苦伤恩”。“伤恩”者，断绝亲属间之恩爱也。薄厚，颜师古注：“变厚为薄。”周寿昌《汉书注校补》：“颜解未晰。此即《大学》所谓‘于所厚者薄’之意，盖专指秦商鞅、汉晁错以为说。”按古代儒家尊崇宗法，故极重亲情，于问狱，倡“子为父隐，臣为君隐”；讲“为尊者讳”。也正出于这种观念，故他们认为法家用法不恤亲情为绝恩、寡恩。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法家不别亲疏，不疎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矣。”
【原文】
名家者流，盖出於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1）。
【《全译》书译文】
（1）等到那些专门揭发他人隐私的人来从事名家活动，就只能是增添乱子罢了。
【纠谬】
（1）译文错误。“譥者”不是揭发隐私的人，“钩鈲析乱”也不是增添乱子。按颜师古注：“譥，讦也。” 譥者，谓以诡辩之术互相诘难者。鉤，曲也；鈲，破也。钩鈲析乱，谓屈折常言、离析正理的诡辩之言、刁钻之论。名家中如公孙龙子与惠施之流，专以名言逻辑上的诡辩为务，如“白马非马”“卵有毛”“鸡三足”之类，即所谓 “钩鈲析乱”。这是对惠施等名家、辩者的批评。按《庄子·天下篇》谓辩者“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亦谓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庄子所谓“舛驳”，司马谈所谓“苛察缴绕”，都与班固这里的“钩鈲析乱”意近。
【原文】
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1）；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2）； 选士大射，是以上贤（3）；宗祀严父，是以右鬼（4）；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4）；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5）；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全译》书译文】
（1）这种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屋里，因而崇尚俭朴。
（2）赡养三老五更，因而他们博爱。
（3）挑选士子举行大射礼，因此他们尊重贤能的人。
（4）祭祀祖宗尊重父辈，因而他们迷信鬼神。
（5）顺应四季而行，因此他们不信命运，
（6）以孝来昭示天下，因此他们对他人就求其同。
【纠谬】
（1）译文理解错误。按墨家尚节用、贵俭朴、重贤才、信鬼神，而他们这些主张都是通过对古制的标榜而提出的。班固下文所举的“茅屋采椽”、“养三老五更”等等，皆引自《墨子》一书中对古制的介绍。“茅屋采椽”，当是《墨子·节用篇》中对古帝王朴素居处的论述，用以支持他的贵俭之说。故班固说墨者“茅屋采椽，是以贵俭”也。今本《墨子》无“茅屋采椽”之语，是晋以后亡佚。按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墨子以为尧堂高八尺，土阶三等，毛茨不剪，棌椽不斫，夏服葛衣，冬服鹿裘”。可见晋时所见之《墨子》尚有此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云：“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棌）椽不刮（削），食土簋，啜土刑（以陶土为饮食之器），粝粱（粗粮）之食，藜霍（豆叶）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虽未言出处，但看《帝王世纪》之文，知其论必出自《墨子》无疑。译者将墨子所介绍的尧住茅屋，说成墨者自己居住，是错误的。
（2）“养三老五更”二句亦同前条。传说古代帝王在学校中供养老人，并亲自为之服务，以示敬老之意。“更”为“叟”之误，三老五叟，泛指多名老人。《礼记·祭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这里班固说的“养三老五更”，当也引自《墨子·兼爱篇》。今本《兼爱》虽佚具体词句，但其大意尚在：“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少失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墨子以转述古代养老之事来表示自己的“兼爱”的观点，故曰“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
（3）“选士大射”二句亦同。古有射礼，以比赛射箭来选拔士人，体现对贤才的重视。今本《墨子·尚贤篇》：“自墨子言曰，譬如欲重其国之善射御之士，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是述其事。
（4）“宗祀严父”二句意亦同。如淳曰：右鬼，谓信鬼神。《墨子》有《明鬼篇》，力主有鬼神，其论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国之父兄慈孝贞良者，以为宗祝。故古圣王治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后人也。”
（5）“顺四时而行”二句，《墨子》有《非命篇》，强调事在人为，反对命定论。所谓“顺四时而行”，不见于今本《墨子》。也是亡佚的缘故。
（6）“以孝视天下”二句，颜师古注：“视，读如示。”《墨子》有《尚同篇》，强调治国者对善行的提倡。上作恶，百姓必同效之；上为善，百姓亦同效之。《墨子》古本当有先王以孝示天下，天下同之的记载，今本轶失耳。《全译》的译文把《墨子》所述的先王的种种作为全部讲成墨家自己所为，于是所译之义就窒碍难通了。
【原文】
杂家者流，盖出於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1），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2）。
【译文】
（1）懂得国家体制有这些家和派，预见治国没有不贯通。
（2）等到放纵的人来参与，就会漫无边际而无所依托。
【纠谬】
（1）译文错误，这两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国之机构体制之有兼通众学的议官，正可见王道之治于百家之说无不贯综也。按议事之官为古代所常设，《周礼》中虽不见“议官”之名，但传说古天子所立之太师、太傅、太保，实为后世议政官之嚆矢。据秦汉典籍载，春秋之后君王召议之事渐多，如《管子·桓公问篇》载有“非上之所过”的“啧室之议”；《汉书·郊祭志》载秦始皇屡召儒生议事。汉建国后，国之政事如立君、储嗣、封建、功赏、郊祭等等多付之公议，召议者除大夫、博士外，又专置议郎之官。而一国之事千端万绪、纷繁多样，故参议者须博通百家之学。这两句是从另一面来说，谓王道之治也需要百家之学的参与。
（2）“荡”，不是“放纵”，是《庄子》所谓“百家之说，流荡忘返”的“荡”，谓不知控制、走入极端也。漫羡，钱大昭《汉书辨疑》：“漫羡犹漫衍也。”谓知识散漫无统。归心即心之所归，也就是主见。故所谓“漫羡而无所归心”者，是知识散漫而失掉主见的意思，这正是杂家的弊病。
【原文】
农家者流，盖出於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1），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 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2），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译文】
（1） 致力于农业和蚕桑。
（2） 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食物。
【纠谬】
（1）劝是提倡、鼓励；不是致力。
（2）孔子这段话出于《论语·尧曰》：“曰……所重：民、食、丧、祭。”按此乃孔子所述商汤王讨伐夏桀时的告天之辞，何晏《论语》注引孔安国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故“重民食”，是重民和重食，不是重民的食。
【原文】
从横家者流，盖出於行人之官（1）。孔子曰：“诵《诗》三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3）。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4）。
【《全译》书译文】
（1）纵横家学派，当出自接待贵宾之官。
（2）又说使乎使乎，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情，见机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辞。
（3）等到邪恶的人来加以从事，就会重在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
【纠谬】
（1）翻译错误。行人，不是接待贵宾之官，而是古时各国间的使者，《周礼·秋官》有大、小行人，皆掌朝觐聘问，即管理内外之使也。春秋后，行人即使者。《管子·侈靡》：“行人可不有私”，注：“行人，使人也”。又同书《小匡》：“隰朋为行”，注：“行谓行人也，所以通使诸侯。” 战国时苏秦倡联合六国之力以抗强秦，称为“合纵”，张仪倡投靠强秦以攻其他弱国，称为“连横”，苏、张之流统称纵横家。他们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与前代行人所务相近，故说他们出于行人。
（1）译文含混不清。“使乎使乎” ，语出《论语·卫灵公》：“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按，孔子言“使乎使乎”，是夸使者出言得体，不辱使者之命也。盖使者离君在外，国命集于一身，其断事只能靠自己随机应变，其言辞只能靠本人因宜而发。此谓之“权事制宜”。《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 使者虽在国内受命出使，但出国以后的辞令应对却不可能在国内拟定，要靠临时反应，此谓之“受命不受辞”。又《仪礼·聘礼》谓聘问之言：“辞无常，孙而悦”，亦此意也。而纵横家之机智雄辩，反应敏捷，因宜而言，皆与使者颇为相似，这是班固对纵横家的长处的肯定。
（2）译文将“上诈谖”翻成“弄虚作假”，实为失伦。按谖，诈也。上通尚。“上诈谖”者，谓纵横家之言，以诡诈为尚也。
【原文】
小说家者流，盖出於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1）。
【译文】
（1） 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采用，那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
【纠谬】
（1）译文不达意。按，刍荛，采薪之人。《诗·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笺：“古之贤者有言，有疑事当与薪采者谋之”。狂夫，狂愚之人，《诗·齐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汉书·盖宽饶传》：“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刍荛狂夫之议，喻微贱者之言犹可采也，《淮南子·主术训》：“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
【原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2）。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癒於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译文】
（1）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
（2）即使有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是六经的支和流的关系。假使这个人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们公正对待，就都能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之才。
【纠谬】
（1）善，擅也，不是“好的一面”，而是各家自己觉得得意、拿手、擅长的一面。按诸子之学皆私家学说。最古时学在官府，无所谓私学，后世的各种学术，皆蕴藏于整个官学之中。私学产生于官学解体之后，东周后王权式微，官失其守，故学术下于士人，其时之诸侯国，亦好恶殊方，悬格以待学者，于是百家竞起，各驰其说以要其君。而要取得国君的欣赏，必须发挥自己的特长，故才有“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所善”，是各家认为擅长的。“崇”也不是“崇尚”，而是自我抬高，相当于今语的自吹、自我炒作。
（2）“支与流的关系”怎么讲？出版社的编辑懂吗？主编懂吗？译者自己懂吗？不懂，为什么这样写、这样编、这样印？《艺文志》这段话，把它读明白、写明白并不困难。原文的意思是说：诸子各家，虽各有缺点，但他们总的旨归还是一致的。他们不过是《六经》的不同支流而已。如果这些学派能碰上圣明之君，各派得到公正的整合，则皆可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辅佐。
【原文】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1），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2）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3）， 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3），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於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後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原本衍人字，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所校及《法言》原文删）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4）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於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於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译文】
（1） 不能歌唱而只朗诵就叫作赋。
（2） 爬到高处能作赋可以当大夫。
（3） 以精微的言语来互相交谈。
（4） 就像孔氏的门人使用赋一样，就有贾谊升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们不用赋又怎样呢？
【纠谬】
（1）《艺文志》这里所说的“赋”，是动词，并不是后来辞赋的赋，它是追溯“赋”这个名称的起源。先秦《诗三百》为乐歌的歌词，故它既可以歌唱，也可以口诵，《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足见《诗》之可歌可诵也。而古人称诵诗为“赋”，赋者铺也，谓陈诵铺叙其辞也。《楚辞·招魂》：“人有所极，同心诵些。”王逸注：“诵，赋也。”《左传》多有“赋诗言志”的记载,即朗诵诗句以表示心意。不过，《左传》中所谓“赋诗”并不完全是口诵前人的作品，也有的是指自己作诗，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载郑庄公见母，“公入而赋：‘大邃之中，其乐也融融’”是也。故郑玄《郑志·答赵商问》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但尽管是“造篇”，也该是即时地用嘴吟诵出来，等于后世的即兴口占。而只诵不唱，其作品的体制自然也就与乐歌分流，于是在乐歌之外便产生了辞赋之体。
（2）“爬到高处能作赋可以当大夫”，译文比较搞笑，将登高说成“爬到高处”，将“赋”说成“作赋”，都不正确。按《诗经·齐风·定之方中》“毛传”云：“建都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记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故可为九德，可以为大夫也。”《艺文志》的引文出于此。“毛传”的话讲的是古代对士大夫文才的重视，谓士人值建国占卜时能作卜辞，田猎时能发布号令，制器时能拟写铭文，出使时能随机造其应对辞命，登高时能吟诵诗句，发兵征讨时能作誓词，游山川时能说风土故实，丧葬时能作死者的生平纪实和诔文，祭祀时能作告神之祝语，具备这九种本领，方可胜任大夫。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中对“登高能赋”有具体解释：“登高孰谓？谓庙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他把登高能赋与春秋时的赋诗言志联系起来，其说是可通的。依此，则“赋”不是作辞赋，而是吟诵诗句。
（3）“微言”不是“精微的语言”，而是婉曲深微而不径直之言，微与幾古音近，义亦相通，都有隐蔽的意思。《左传》中记大夫在聘问燕饮中的礼仪性的话语形式，是“赋诗言志”，即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心思，而是朗诵几句《诗》，把自己的本意藏在《诗》里，此谓之“微言”。诵诗以暗示对方，让对方去体会言外之意，此谓之“相感”。故“相感”也不能翻成“互相交谈”。
（4）译文错误。这是扬雄《法言》中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如果当年孔夫子的门内提倡作辞赋的话，那么贾谊和司马相如这样的辞赋家，就可在孔门升堂入室了。怎奈得在孔门是不提倡写赋的！这话表示扬雄对司马相如这些辞赋家的讽刺，认为他们没有资格进入圣贤之门。译文的译者没有读懂扬雄的话。
打住吧！类似以上的错误，在《汉书》全译一书中比例究竟有多大，我没看完全书，故不能统计。但单就我看的《艺文志》的这些条来讲，几乎每一条都有错误，而且多数都不止一处，有的几百字的条目，译文的错误竟达到六七处。我看过许多粗制滥造的书，但这样粗这样滥的书确实很少见到。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汉书》属前四史，是宝中之宝。古籍整理本来是件好事，是弘扬中华文化，造福子孙万代的宏大工程。但整理工作不负责任，粗制滥造，则是对文化遗产的践踏，它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