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才华横溢而又直言不讳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新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在2008美国总统选举前夕推出，似乎在预言民主党即将胜出。人们依然记得，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他声名鹊起。这一次，克鲁格曼又大声质疑“美国怎么了？”，并从经济学角度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近代演进历程做出了解释。
在格鲁克曼眼中，那个以“美国梦”闻名于世的国度，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被保守主义运动绑架的发展道路，这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并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格鲁克曼是小布什政府的坚定批评者，在书中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现政府的种种荒诞政策和恶性后果，预言共和党的统治已经无以为继。克鲁格曼给出治愈美国病的药方主要是对富人征税和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而这样的建议本身并非新鲜话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本治国政策上，一直存在着税收的分歧。这个题目对于国内读者却相当有吸引力，因为，关于贫富差距、医保改革以及精英的作用的议论正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位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的解读，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吗？这也是对克鲁格曼的一贯的怀疑。在承认克鲁格曼是个天才作家和天才经济学家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不妥协的党派偏见妨碍了他的论证。克鲁格曼在分析保守运动在控制共和党过程中采用了用金钱和权位争取同盟军，对不忠诚于党派的人严厉惩罚之后，主张进步派人士也应有“党派忠诚”，以对抗保守派联盟，使得美国能够在民主党的领导下重新恢复向福利国家方向前进，这种倾向难免体现在论证中有偏颇的观点。克鲁格曼无疑是支持“大政府”的，这来自与凯恩斯学派的传承，为民主党所信奉；他所批评的共和党政策来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派－芝加哥学派。政策之争的背后是学派之争，经济一向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经济学理论解读政治，是个有趣且很有挑战性的尝试。
两党政治的动态平衡
美国也曾经走过政治相对黑暗的年代，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是这样，最终引发了1929年的“大崩溃”。在格鲁克曼看来，黄金时代的肇始是三十年代的罗斯福“新政”,经过“二战”战时分配政策，稳固了政府干预下的良性市场经济，基本上将贫富差距压缩在一个可被公众接受的范围。克鲁格曼的研究证实，每当民主、共和两党能够基本取得共识时，也是美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时段大致吻合。比如在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之后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就继续维持了“新政”政策，克鲁格曼显然是偏袒民主党政府的，他把民主党执政时的问题归于政策运用的不适当，认为只是操作性错误。
显然，克鲁格曼并没有指摘两党轮流执政这一美国民主制度运转核心，而是将问题归结于共和党人的逐渐被保守派操持而变得极端右倾，背离了多数人民的福利诉求，使得社会重心不断偏向极少数的富豪群体，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下流”化。作为经济学家的作者将根本原因归结于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受到了侵蚀，是加重贫富不均的关键。
如果克鲁格曼所言非虚，那么只有指望着选民的理性选择。从理论上讲，执行损害人民民主和公众福利的政党将是不受欢迎的，也必将失去选民的支持。但事实上，这种纠偏机制效率并非很高，克鲁格曼通过深入的解剖，将其归结为保守主义运动和共和党对于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移民和宗教问题的蓄意利用，他还专门讨论了金钱政治和选举舞弊等现象。极端维护少数富有阶层的精英统治的保守主义运动，通过组织严密的系统控制了政府，造成了一个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的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作者并没有因此得出非理性的结论，而是分析了多数公众利益表达的局限性和途径，并预言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改变这种少数精英统治的时候了，内生的民主机制不会容忍少数极端富裕阶层和他的代理人将美国拖回到20世纪早期的不平等的社会。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无法完全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也无法保证经济民主化的实现，政府也会失效，此时，应该依靠政治改革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选民将选择合适的政党来推动政治改革，从而实现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节。
公平和效率交错出现是社会前进的常态
公平和效率永远无法兼得，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克鲁格曼无疑更多地强调公平，并认为欧洲可以作为美国效仿的榜样，他甚至对欧洲福利国家普遍的经济低效问题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克鲁格曼不能否认，他所批评的美国，实体经济在多数时候是处于上升状态，他所强调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只被少数富裕人占有，中产阶级和下层公众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政党为了执政更倾向于考虑较富人群的态度，使得民主政治生态遭受破坏。这种过于侧重效率的发展方式，是不能长期持续的。
美国自二十世纪到今天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和经济发展是呈S形递进的，效率和公平交替占据优先地位，这通过两党轮流执政得以实现。克鲁格曼忽略了一点，如果始终强调公平优先，难免从基本面上损伤经济的驱动力，实际上这在欧洲以及韩国都已经发生。如果一概强调效率，则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任人唯亲和腐败，导致社会剧烈动荡，也将极大地威胁甚至挤压经济上升的空间。日本在跟进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过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长期以来以所谓“一亿总中流”傲然于国际社会的日本超稳定的中产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崩溃、分化与重构的过程。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登场，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达成此目标，进行了旨在缩小财政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尽管日本的大企业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却已面目全非。
人类始终是在迂回中前进，公平和效率交错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任何单方向失控都会导致社会动荡。效率的激励作用和公平的安慰作用，犹如张驰之道，保证了从社会底层晋身上层的通道不被堵塞，使得被压抑的能量不以革命的激烈形式爆发。为了形成社会和经济的交替平衡，社会必须具备在适当时候采取自我调整选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治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性。
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市场和政府都存在“失灵”的情况，这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挑战。芝加哥学派的原生市场教旨主义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同样错漏百出。公众选择政党代表自己治理国家，无论这个党派信奉市场主义还是政府干预，如果他们导致了腐败，理应在选举过程中被淘汰。
以市场和政府划分的意识形态冲突没有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即使信奉两种学派的政党能够轮流执政，也无法烙平经济波动，路径依赖，特别是以财富为后盾的少数精英的统治造成多数人生活质量下降的情况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克鲁格曼认为，还需要第三方力量来制衡，这就是社会力量，比如代表工人阶层的工会或者少数种族团体。具备公民意识和文化传统的社会成员，以选民的身份为自己的所代表的阶层争取利益，他们是各种社会力量得以平衡的主体。依靠少数精英统治不会造就公众利益得到充分保护的社会。民主社会终将依靠多数选民的力量主导政府和政党前进的方向。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美）保罗•克鲁格曼，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下流社会—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