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宿命

    霍伯在《信仰的危机》一书的名为“午夜时刻”的引言中这样写道：“在每一次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两种相互矛盾的可能性。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可能性，是因为人类有自由；在我们的‘有限处境’当中，自由可以对原因因素（causal factors)产生影响。判断得当地运用自由、成功实现人类在世上的各种正义目标，就会走向命运（destiny）。判断不当地运用自由，再恶魔般地加上结果对原因非位格化的连续性影响，就会走向宿命fate）。”

    他还说：“当人类自由这个工具被悖逆地使用时，人类自由就与宿命达成了一种恶魔般的共谋关系，并且把自身精神饱满的、同时却又是反精神的动力赋予给悲剧性因果关系的重复形式。”

    在霍伯看来，命运与宿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它们各自的呈现就是人类得当和不得当运用自由的必然结果。命运是得当运用自由，从而不断破除、消解、超越原有固定宿命的一种契机，一种际运。宿命是不得当运用自由，进而让命运重复、固化、板结的一种悲剧式格式。

    为了让人们对霍伯所说的命运与宿命有一个更简洁的明辨，我愿意在此采取一种哪怕是明显极端的表述：实际上，所谓命运，就是朝着上帝方向的递进，而宿命就是面向撒旦怀抱的投送。朝向上帝的诉求，是灵性的贯通，是一种不断向上的渴望；朝向撒旦的诉求，是物性的嚣张，是一种在不断下降中的所谓的喜乐。前者尽管经常是痛苦的，尤其当它与现实的因素发生激烈的冲突时，但它却是上升的；后者即使是喜乐的，但却本质上是堕落的。因为它的繁荣是表面的，是一种形式、局域、短暂的作弊式的完美。

    如果理解了霍伯关于命运与宿命的区别，再把它运用于物国历史与现实的参照，那结论就非常明显。物国的存在只有宿命的纠缠，而无命运的关牵。即使说，它只是一种宿命的重复，宿命的拷贝，宿命的轮回，永陷宿命的窠臼。因为它没有朝向上帝的诉求，只是顺应了撒旦的诱惑，所以，物国的现实就必然是邪恶笑逐颜开，善良闷声闭气，是屠夫扬眉，贤哲隐晦，戏子疯情万种，人子伤心落泪。在物国，所有的荣耀与盛景都归于，也只能归于屏幕、版面、舞台、歌咏，而悲惨的效素却满贯更广袤的土地、更内在的人心，自有一种目不忍睹的真情在镜头不触、银屏不显的地方。在这些不被炮制成数字化影像的地方，人们并不难发现一种可以被称为“肉饼子”、“人码子”的战略在被严格而顽强地得到贯彻与执行。这就是物国最吓人的一种悲情。

    极言之，物国之悲，就悲在它只有宿命，而无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