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人的小学
许锋
1978年,刚好7岁的我,进了小学。
我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阿荣旗的一座村庄上的小学。尽管不懂事,但我知道这所小学到底还是太简陋了。教室的四面墙是土坯垒成的;所谓的课桌是一块比课本略微宽些的长条木板下面钉四个木棍,插在地里树立起来的;所谓的椅子是用两个方方正正的泥块垒起来的,高度则刚好能让我坐上去;黑板和讲台也是有的,那毕竟是老师要待的位置,但我记不清它们是用什么做成的。不消说,整个教室弥漫着泥土的气息,让人有土苍苍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最熟悉。我的老家原在西北,因为父亲赴内蒙古某部队当军医,全家也随军来到那里,并长居乡下。
我很庆幸,在乡下还能有学上。刚入学的孩子们觉得很新鲜,成天打打闹闹的。教室里倒是没有太多的灰尘,泥土被经年累月地挤压、踩踏,都结结实实地凝成一体了,但当我们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一些灰尘便魂不守舍地飞腾起来,弥漫开来,在窗外斜射进来的阳光中飘散,挺呛人的。
我在那里开始学习第一个拼音字母和第一个汉字。此前,我没上过幼儿园,父亲这个军医大毕业的“大学生”也没有时间为我启蒙。倘若追溯今天的我顺利地加入中国作协并成为一名作家的“根源”,那所乡村小学是功不可没的。
我爱乡村,爱乡村学校,更爱乡村风景。那里的树不是一般的树。一场透雨过后,就能看见在一棵棵树的枝干连接处,有黑晶晶的木耳突兀或缓慢地生长。我爬上树,或站在不高的树旁,凝视着木耳生长的过程:从裂开的树身的缝隙里,一点点探头,最后绽开成一朵黑色的“花”。我们住的房子不算大,但周围的地面大,母亲在房子旁边盖了猪圈,养了几头猪,还围了菜园,种了许多蔬菜。猪长得膘肥体壮,菜长得青翠欲滴。我闲时骑在猪身上挥斥方酋,馋时钻到菜园里偷吃细嫩的黄瓜和刚刚挂红的西红柿。
但乡村有一个最大的不好,就是小学的硬件基础太差了。这怨谁呢?谁都该怨,怨谁也没用,当国家穷、吃饭问题都没解决时,其他的包括教育等自然都是要“靠边站”的。那所小学只有两个年级,若是读完二年级再想读书的话,就要到其他乡村去。而一个村庄和另一个村庄相隔很远,路也不好走,很多孩子就只好知难而退了;即使有不怕路远的,但他们的父母却因掏不起区区几元的学杂费而让孩子辍学。
我则是幸运的。我上到二年级时,父亲的工作调到了吉林,我也跟随他到了吉林,并且进了城,在一个比较好的小学读书。所谓的好,起码那里有砖混的教室,有正规的课桌,有正经的操场。
若干年后我毕业分配到兰州,在甘肃省共青团系统从事新闻工作时,很多次地接触到了“希望工程”。因为“希望工程”是贫困地区很多孩子的“救星”,她“来”了,孩子们就有学校了。即使能读完“希望小学”,孩子能不能继续读中学,还要看他所在的家庭能不能出得起逐渐提高的学杂费,尽管是每学期才交十几元、几十元,最多的交百余元,这也是不少人家拿不出的。要知道,真有一家几个孩子穿一条裤子,没裤子穿的女孩子就藏在被窝里的。这些父母含着眼泪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不要上学了。上学读书是每一个孩子的权利,也是他们的快乐,岂能剥夺?我很多次地下乡采访失学的孩子,每次报道“希望工程”给农民和农村孩子送去福祉时,心都在颤抖。
一转眼就到了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南“飞”广东,女儿也跟着我到了南方,并于当年开始上学读书。刚开始时由于她的户籍还在原籍,因此学校要她掏借读费,负担自然落到我身上。后来我们的户口问题解决了,她也和本地学生一样享受义务教育了,我的负担就减轻了不少。
女儿就读的第一所小学和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有时我望着那高大宽阔的教学楼、绿意笼罩的校园、塑胶铺就的运动场,对女儿说,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要是读不成书,那不能怨任何人---我的话里可能带着点酸葡萄的意味儿。说真的,她们这一代人读书和生活的条件真好,她所在的小学都开始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了,上英语课时还有专门的语音室,耳机一戴,老师的声音清晰入耳。周末或课余时间,学校还在教室里放大片,她居然能在学校里看到《功夫熊猫》,让我这个电影迷“嫉妒”得要命。
更令人欣慰的是去年国家开始全部免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学杂费,说是在农村实行,可是连西北一些城市都有迅速反应,部分城里孩子的学杂费也有免除的。曾在电话里和兰州的几位朋友聊天,谈到这个问题时,他们都禁不住笑了,那真是会心的笑、喜悦的笑、自豪的笑。当时我所在的城市还没动静,我委实羡慕他们。好消息接踵而至。上学期开学时,女儿高兴地告诉我:爸爸,我现在上学也不用再交学杂费了。原来,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能在一所条件好的小学读书本来就是幸运的,不用再掏钱读书则更是幸运的---30年来,我听到过一个又一个喜讯,但这个喜讯,仍然让我唏嘘不已。对此,很多人会潸然泪下的,是的,我没有失学过,倘若我曾经因为贫困而失学,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定也会泪流满面。
从我的第一所小学,到女儿的第一所小学,30年的跨越,天壤之别。
两代人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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