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者说
一、因为文学，我离开广院
迁徙之前的人，往往要黯然伤怀起来：这简直是一定的。在刚刚将毕业的愁种子葬掉之后，定制之内的又一次告别终于向我投掷而来。九月十七日，是残奥会的闭幕日，也是我在定福庄北街住的最后一夜。透了小窗的纱网望将出去，低天的月，别了中秋才几日，就一下子瘦削许多，仿佛咬了一口便被丢了的月饼，寂寥得很！它令我想起我那个没有清真月饼可吃的中秋节，那一天我大概已经预感到了一种荒凉，觅食无果之后，便无欲地沉沉睡去，电视诗歌会也没有看，手机也没有开。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落幕，而我的追梦的春花秋实，也终于同这场战役一起，戏剧化地散了场。这分明是一次屈服；诚然，我很享受骑着单车从东五环外一路听着德德玛骑到后海，晚间又碾着茫茫夜色融化在归途的状态。那些闪耀的霓虹，明晃晃地映着我的镜片，使我沉醉不知归路。那些沿街的行者，那些异域的来客，那些高可摘星辰的广厦危楼，那些古旧的墙，渐渐地叫我熟稔，并萌生爱意。我当然渴望永葆一点漉湿的叛逆，每日花费两个半小时在路上颠着。然而生活毕竟还要真实地演绎，老化以后的我似乎真有些骑不动了。
我感到了一种离别的恐意！
这恐意不仅来自躯体的剥离，更来自内心的溶解。我指的当然是广院。在整理大三后写下的二十一万字博客日志时，我有机会重新读起零六年秋天和零七年初冬关于广院的那么多记录。那时我是多么热烈的一个痴子！我的爱是多么贞烈而质朴！我的文字感染着多少人的向往，我的心比文字更真。可如今，我确是变得冷却下来了。学弟们纷纷踏上广院的求学之旅，义哥在南国悉心培植着他的梦想，还有许多人像我当年那样苦苦地幻想着齐越节，甚至母校也终于破天荒为齐越节贴出了一张海报……这一切在我忖来，虽有慰悦，却已恍如隔世！这颗心已不再属于我了，我是到了该与广院诀别的时分了！只因为，我选择了艰苦的文学之途，而不再是做广院怀中安逸成长并且收入丰盈的编剧、导演或是播音教师；道路颠覆性地苦了起来，我须在更辽阔的原野里疾奔，同更丰厚的土壤接吻，更懂得民众的贵重涵义，更明晓生命的湿度所在。我想广院是大概没有文学的，松弛的地方都没有。作为她最忠实的儿子之一，我真的不忍弃她而去，然而在北街租住的这未满的三个月里，我日日与她胶合，日日从她的胸膛中穿行，却真切地觉得离她愈加地远了！她似乎也同我一起老了，不能够再给予我需要的亢奋。齐越节那年的肉饼荡然不复了，回民食堂易了狡猾的主仆，核桃林仿佛多了几分暮气，广播里传出的台标，也不再像昨日那样颤抖着耳鼓。越来越多亲熟的脸孔，从一条条林间的甬路消失，广院空了，那么，我大概也须薄情而去了！
只求广院，我曾经的精神的慈母，宽恕赤子今天的背叛，并收下一颗隆重的心。我只好把未尽的梦与遗憾都托付予这颗心了，且让它匍匐在核桃树阴湿的土里，向着那些遥远之国赶来的后人，慢慢传说去罢！
二、胡同深处安吾家
我把新家安在了后海，我工作的地方。
现在，单位与家，终于因了文学的牵引，媾和在了一起。在中介所同乡桂林的撮合与全美下，我用每月一千一的房租与九百元的中介费，猎获了这个一室一厅一厨的小家。新房东终于不再让我压抑，是位五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是位博士，是位教授，更夸张的是，居然是广院出版社的总编辑。看来，我注定是走不出广院的视线的；辗转一周，还是回到了她博大的笼罩中。第一次见面谈判时，恰巧我手里抱着一沓鲜红的校对稿，房东先生拿去看了几眼，那一刻我便断定，这桩交易已经注定了结果。我们大概都在为这样的缘定而感慨，为这套广院名下的老宅走进陌生而熟悉的好主人，而感到惬意与慰安。
现在，我想用更接近散文一些的语言，描述我的新家。这是一座平房，安卧在德胜门内大街的一条胡同深处。后海往西走，过了德胜桥便是西海，我的家便离那西海不远。因是在巷陌深处，很是清净幽僻，我也正是中意了这一层，想为创作留出些意境来。这胡同院落里住的尽是土著布衣，却毫无市井的狭隘与嘈乱，大概是方圆不远的胡同之内，住过郭沫若、茅盾、老舍、丁玲、马烽、和申、宋庆龄、梅兰芳诸人的缘故，这里的众生也多添了几分雅气，如一条鱼缸中的各色花鱼，安静诗意地存在着，来来往往和气地打声招呼，问喧几句，比之钢筋水泥中的木偶人，是显然生动许多的。
想入我的家门，沿途便要经过许多家门，家家窗外都是各式的花盆，植着各样的花木，那许多名字我是叫不上来的；能写清楚的就只有牵牛花了，沿着藤蔓，架起在两家之间的半空中，袅袅娜娜，保持着攀爬的姿态。我家的窗前因为近两年无人居住与照管，已成了唯一的无花之所，却补偿般地栽着一棵大杨树。那实在是一棵顶大的树，我想至少须两个人，方能将它抱拢罢。邻居们说不清它的年龄，只说小时侯就仿佛在。但他们显然并不爱它，说是雨天时，这树有些招雷，曾毁了家中的电器，又说这树叶子甚多，一入秋，便扫也扫不净，索性不扫时，狭小的弄堂就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叶毯子，步在上面，绵软软，沙沙作响；又有人说，这树根实在不能再长了，否则将惊动我家小厨房的根基，有坍塌之险。于是，邻居们开始合计将树锯掉，又有人说这树可不好锯，须一段一段分而锯之才好……我听着这样的议论，是觉得与自己无什么关联的。我只顾欣赏般地闻着落叶的沉香，注视着那些腾地而起的根脉，宛若一条条突起在泥土外的青筋，跳动在小屋斑驳的膝脚下。鲁迅先生曾写过他家窗前的树，许多人都写过，现在我也可以写了！我真不希望人们把它弄死，哪怕果然将小厨房拱倒，将电脑劈坏，将脚踝淹没，我也不希望它死去。我总迂腐地以为，这老树是一首不该死去的诗，是鲜活逼真的一种情绪，是胡同里的人们应该留存的厮守与期怀。
我渐渐开始熟悉院落中的邻居们，转眼之间，像是自己的行踪被暴露在整个世界之中，一走一过，都会与许多脸孔不期而遇。这种生存体验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群落的存在；而在先前，城关楼群中长起来的一代人，是绝无这种群落意识的。我忽然欣喜地感到了一种生意，虽没能去大西北呆几年，没能如愿支教下乡，可在这小小的胡同深处，也是有生活，有历史，有人文的，我该美好地感受他们、吸收他们、表达他们，才不枉弃了这样一次重生！对门的老何是位画家，任楼房闲置着，径自跑到老母亲留下的这座祖宅里，日日品茗作画，仙人般的生活。我来了他甚高兴，称呼我们同是搞创作的，还邀我去他的雅室观赏；又说我是可以写一写这大院子的，兴许某一座不起眼的老宅，就藏着一些非比寻常的往事。
为了这座来之不易的小宅，我用心地费了许多体力与心力。我从未如此投入地对待过任何居所，总觉得住的地方只是一个窝穴，是不大值得置办的。可现在我大概不这样想了。当然，即便如此，我也并没有如何匠心地经营它，因为在我独自翻云覆雨地搬完了东西，码好了书架，铺好了床铺之后，已经累作了一滩水人了！其时已是零八年国难日的黄昏，胡同里平静若水。窗外有炊烟袅袅升起，对屋有京剧或豫剧的广播隐隐传来，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大概是吃好了，拄着手杖健硕地踱将出去；一位妇人怀抱婴孩从外归来，不拘小节地打了一个粗嗝，那婴孩仿佛听到了一种召唤，立即以嗝和之……
这是我的新家，我的新生活。我安然地坐在木床边，感知着窗外这一切新鲜的音画，只像是到了另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了！
三、斋月与吃
我仍想接着写下去，因为纪念不该这样匆促。
乔迁当日，夜色降落的时候，我步行出了胡同：去寻找附近的回民食铺。想一想就是极悲哀的，原本这一年的斋月比起学校来，宽松适宜得多，然而因着各式各样的肮脏借口，斋总是封得断断续续，终归没有落成一个圆满。这样的遗憾、歉疚与恐慌，每逢我在不应该的时段里走进食铺，便会一股脑袭来。
记得在斋月第二天和后面的一天凌晨，我肿着眼睛摸到北街的拉面馆。他们都清醒着，在吃斋饭。我才知道，我竟是这条街上唯一早晨去他家吃晨斋的客人！这群来自西宁农村的回民，是我所见过的拉面馆中最沉默的一户，眼神中往往有几分木然，问话也只是羞涩地笑一笑，或者浅显地答两声，其余的时间便都是在无声之中了。然而这两个凌晨，我突然感到了他们的另一种生动。一家人笑说着，把斋饭吃好，女孩子又殷勤地为我端来白花花的一盘子馒头，叫我多吃一点，多吃一点；还有水，平素他们是顾不上为客人准备这些的，为此还常被说成是怠慢；而他们的反馈，也往往多是沉默。两顿斋饭，一次硬是没有收我的钱，一次是我硬把钱留下了，每一次都像面汤一样烫着人。我仿佛霎时间读懂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既会像山一样地沉郁、寂寞和负重，又会像火山一样激烈地喷薄出来。他们的沉默，分明有他们的理由；而他们的爆发，当然同样如此。
有时没有封住斋，我也尽量保持午间不食，以便让肠胃适应规律。若是提前开了斋，我是实在羞赧于路过这家面馆的，一定急急地绕过去，跑去远一些的西街。西街北头便有一家新疆店，我也是那里的常客，对于店中的几个伙计，是早已熟识的。就在搬家这一日，我在动手将十几个大包箱一个个独自扛下四楼之前，意识到这大概是个神话，便纵容自己再次破了斋戒，出去长一些力气。
去的正是这一家。进门时，伙计们全然没有往昔的角色感，横三竖四地趴卧在几张桌前，见我进来，也仍是没精打采的样子。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怠慢，只是深深责怪于自己的肮脏。我们同样应该是封斋人，可是这一刻，因为一个附会的理由，我不知羞耻地走进来，让封着斋的他们，满心疲惫地为一个本应封斋的人做素炒饼。这是我的污秽所在！那一餐，我吃得全然没有滋味，只知道囫囵地吞，好像是为了治病而吃的药材，很快就急匆匆地逃走，以致还将钥匙落在了桌上。我至今没有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回民，且是个有信仰的回民，我想大概他们从形貌上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那样最好，那样我还能安然许多；我也实在更不想告诉他们这是我在西街的最后一刻，日后就不会放纵地常来吃饼了。这同样是一次离别，我会真挚地想念着他们，如同想念着便利店的东北老板娘，收废品的大个子、长夜守更的老保安，还有那位车棚里邂逅过两次、一身素衣一顶白帽一挂白髯、骑着电动车从常营礼拜归来的古稀老人。
三个月，让我摸清了广院和后海附近的所有清真店铺，如今又要开始新的找寻了：德胜门，新街，护国寺，西海，我深信这些围绕在家四周的地名里，一定仍有熟悉的杜瓦。可那天晚上，我太疲惫了，刚过德胜桥，便实在走不动，干脆就近去了九门小吃。非出必须，我是不大情愿去九门小吃的，那里噪得很，各种食客都有，哇哇啦啦地喊着不同的语种，又手提着湿漉漉的貌似消了毒的托盘，到处争抢般地买餐。回民吃的东西和汉民吃的东西，只因为一条街，就牵强地隔开了，只因为一个“清真街区，汉食绕行”的招牌，就安逸地融合在了一起。这是千百年来回族饮食史的新开拓。菜码也小气得像是到了上海，价格却不知廉耻地高枕无忧。这不是回民小吃应该呆的地方，回民小吃应该予人以实惠、舒适与温存，可是在这里，回民的古老美德已经被恶俗的人气蒸腾殆尽……当然，我已没有精力多想这些，更没有力量左右，只想赶紧买完想吃的东西，多买一些，尽量破费一些，聊作是一种慰劳，或者更像是发泄。其实也并没有刻意破费，一碟从没吃过的笋，一碗炸豆腐，一碗茶汤，一碗酸汤水饺，一碟甜点和一盘饼而已，忘却了那许多奇异的字号与名称，就只是埋头吃。东西张扬了大半张方桌，不一会竟都吃完了，钱包也终于瘪了下去。
我于是很满足，正欲离开这芜杂之地，却与同桌的两个食客攀谈起来。一男一女，并不是夫妇，同为湖北襄阳人氏，同在深圳沃尔玛做销售，这次来京出差，就住在鼓楼。聊得很投机，甚至彼此留下联系方式，他们说很喜欢这边的生活环境，得知我就在这工作和居住，又一周只上三天班，更是羡慕至极。他们的工作强度我是可以猜测到的，因为老伯在那里，成龙在那里，家齐在那里。我突然想，真主造化了我们，究竟应该是奔波多些还是安逸多些，是吸收多些还是消化多些，这样简易的问题，我竟迷惘而不知所措了！
饭后他们说想看鼓楼，我正好也要去贝壳蓝图取车，便陪他们沿着后海南沿步行过去。酒吧的灯火渐渐地浓烈了起来，吵声与音乐声渐渐取替了垂钓者的静谧。银锭桥下，闪光灯在频繁地招摇，保安警惕地四下张望，游船没有目标地蠕动在月光下的波纹里。
这就是后海，这就是北京的闹夜。
蓦然间，我发觉它离我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四、那夜我说起了英语
我没有想到在开始被迫地准备考研英语之前，还会说出那么多曾经厌恶至极的鸟粪语。可是这一次，我再没有感到恶心。一种极致的美，掩盖了它的艰涩与乏味。
事情是接着上面写的。我取出了单车，散漫地骑行在夜色中。以往我都是骑得很快的，因为回家要有一个多小时的路要走，现在，家就在这其中了，倒有些不适宜。我第一次沿着前海东岸的小巷，穿行过去，车至荷花市坊时，竟发现了好一派热闹的气象。这是我自来京之后，所见的最热闹的“夜总会”。但人民是如此健康，有的跳着交谊舞，更多的在踢毽子，或传手球，其乐融融。我被这生气勃勃的夜市吸引，停下车来呆滞地望了好一会儿，突然，几个醒目的人出现在视线前方。
是几个外国人。
是坐在轮椅上的外国人。
我愣住了，蓦地意识到，残奥会恰好刚闭幕，这几个定是运动员。我看到他们熟练地用手摇着椅轮，但仍显出一种天然的拙笨，尤其是穿行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还是颇有些艰难的。他们偶尔赞叹地交流几句，更多时候是各自沉静地坐望着场中的人群，看着他们陶醉地说笑和舞蹈，活泼地抬动着腿脚，看着数不清的花毽子像星星一样缭乱而调皮地跳动，彼伏此起，连成一片活跃跃的潮汐。
一时间，他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没有相机，也没有DV，就用眼睛静静地记忆着北京的夜，中国的夜。我能够从他们泰然的眼神中，读出许多的落寞与艳羡来，那种感受是很刺激的，我忽然间满心地悲伤起来。
正在这时，轮椅开始摇动了。他们浅议了一下，像是达成了共识，就陆续从人行道上摇到了马路边，要叫车回去了。可是，他们如何叫车，又如何上车？这显然成为我继续关注的问题。他们焦急地打着手势，可是没有车停下来，大概是果真不好叫，大概也因为无人愿意为他们停下来。那一刻，夜色下繁华的车流与涌动的人潮，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渴望上去帮他们做点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的英语每到关键时刻，是一定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张不开嘴；况且我虽在舞台上见过世面，生活中就本质说来，实在是极羞涩的一个人，不善于主动与人交际，尤其是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残疾人直面相向。这让我艰难地伫立在原地局促不安，我恨自己没用，恨自己的延宕与不够闯世，更恨那国难日的夜晚在舞池中欢笑淫荡的无数国人！总会有英语讲得可以的罢，总会有看见他们的困难的罢，为什么没有人来！终于，一个保安过去了，像是在帮助他们。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点，顺势狠狠地蹬一下车蹬子，飞也似地逃遁了现场。
我骑着骑着，脚下越发地虚弱起来，只感觉后背有一种灼烧般的疼痛，不敢回头看，总觉得那几个残疾人在愤恨地瞪着我，憎恶我，鄙夷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可当时的确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绪，搅乱了我的思维，难以言述清楚。我突然狠狠地对自己说：一个没有文化的保安过去了，究竟可以帮多大的忙，可以对多少的话，我即便英语再哑巴，也总比保安强罢，即便就是沟通不了，也总可以替他们打打车罢，总可以扶他们上车罢！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因为一点怯弱和羞涩的劣根，就丢失了一个中国青年的尊严与责任，丢失了一个信士柔软的心和斋月里的贵重……想到这，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自骨髓深处涌了出来，我狠狠地刹住了车，此时，我已快骑到郭沫若故居，离家很近了。
我逆道而返，拼命地发着力，每遇到迎面来的人，我都憎恨地瞪他一眼：他们一定都是见证过那一幕的，可是都没有停下来。我暗暗地想，这么长时间了，外国人或许早已打到了车，或许已有懂英语的人帮他们做好了一切事情，那样是最好的，就不必我硬着头皮上了。然而我实在高估了中国人和北京人的素质，骑到近前，发现那几个老外仍在轮椅上焦急地等待，周围也只还是那个小保安胡乱地忙乎着，显然，他们仍没有打到车，仍没有懂英语的人出现，更加恼怒的是，人行道旁，已经聚齐了一排看客，事不关己地冷冷看着，眼神中还带着几分观赏的逸趣。我愤怒地拨开他们，走到老外身边，俯下身，笨拙地问道：
“What can I do for you? Let me halp you call a taxi, OK?”
老外的眼里闪烁出一丝生机与亲切，掏出一百元钱，对我说，他们想打两辆车，一共一百元，每车给五十元。
我又问，你们要去哪里。
他回答说：“Olympics Village.”
尽管我的听力从来不及格，不过这样的意思，还是可以勉强听懂的。这时旁边一个女子开始打起电话，在叫残疾人专用车。她查出了三个号码，我说告诉我一个，我们一起打。我见老外已有些急，就告诉他：
“We will call the taxi telephone nember, please wait for a moment!”
老外感激地点点头。突然发现卷面上的英语虽繁琐丑陋，但讲出话来，其实远没有那么复杂，简单的单词就可以完成沟通。早知如此，实在应该早点过来帮他们。
可是我的号码拨不通，而那个女子那边的回复却是，不给出车，只有接到上级的指令才可以。我顾不得绝望了，冲到了马路中间去拦车。也许是碰上了运气，也许是的哥果真只给健全人停车，刚一招手，就停下来一辆。我赶忙迎上去说：
“师傅，现在有几个残奥会的老外想回奥运村，半天没打着车了，请您行个方便，帮忙送送他们，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轮椅放在后备箱里就可以。”
司机并没有拒绝，但显然还有些犹豫，我紧接着说：
“您看现在残奥会刚结束，权当是为奥运做贡献了嘛，我也是路过帮个忙……”
这次司机有一点脸红了，点着头说：“是，是，知道，就是今天太累了，不想跑远道，就想在附近拉拉。”
我心想，放你娘个狗屁！但还是陪着笑脸说：“人家给您五十，也不少了，拉谁不是一样拉，别说了，快开过去罢！”
我几乎是逼着把他说通了，又匆忙去叫下一辆。真是没想到，这么微弱的一点帮助，这么半天，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而我只是刚到，就搞定了这么多事情，实在是回来得太及时了。大概是作为对我的福报，第二辆车也很快到了。
正要松口气，两个司机像是刁难一样地甩出一句：“奥运村，奥运村大了，到底哪呀？”我心想废话，当然是运动员驻地了，大下晚的，还能去哪！但转念一想，稳妥些也好，便又向老外询问具体的目的地。这一次，沟通就显然艰难了起来，连比划带说，半天也没有弄清楚。我想直接问他们是不是回运动员驻地，可这几个关键词想不起来。一个老志愿者也加盟进来了，可惜也不懂英语。此时，从我返回这里已经有一刻钟，周围行人无数，看客无数，竟没有一个懂英语的站出来。那一刻我悲哀地想，中国教育界处处在以牺牲心灵教育、品德教育、人文教育为代价，无止息地扩充着英语的战壕，可现在，用英语的时候到了，需要学了一辈子英语的人站出来了，却没有人，却没有英语了！其实这种时候，懂不懂英语已不再重要，倘若国人的心灵多一点滋润，多一点信仰的操守，即使再不懂语言，也会有许多人站出来，和我一道忙活忙活。
我给姚远拨电话，想问问运动员驻地怎么说。忘记她正在乡下做田野，或许不便接。拨了一会儿，果然不通。便突然想到，应该给孙中元拨才对，专业学英语的，直接与老外对话岂不更方便！这办法果然灵通，老外拿着我电话，跟元说了半天，接过来一问，原来是他们对奥运村地况很熟，到了以后很轻松就可找到，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上车。我把情况反馈给司机，他们才放心似的要走。我又和老志愿者一起挨个帮残疾人扶上车，把轮椅拆卸开，放在后备箱里。这时第二辆车的司机问怎么收费，我才想起忘记跟他说明了，就说给五十块钱，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价位。他像是同意了，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一辆车的司机跟他使起眼色来，并似乎否定式地嘀咕了一句：“走走看！”至此，我已无话可说，连瞪他一眼的心情都没有了。
车门终于如释重负地关上了。老外冲我赞赏地笑了一下，伸出大拇指道谢。我也以笑容回应，并补上一句北京欢迎你，目送着车影远去，可我的心中一点助人为乐后的喜悦都没有，相反满是荒凉与悲酸。看客们终于没趣地散开了，广场上依然歌舞升平。疲惫的我忽然对这个城市、这个国度和这个民族异常绝望，觉得这次奥运会开得极其失败，觉得中国应该再多一些更大的灾难，应该再亡国一次，应该再被侵略一次，应该彻彻底底地涅磐一次，否则，这个民族的脏血是永远不能被透析掉的，民众的劣根也是永远不能被阉割掉的！
因为这桩见闻，我的斋月之夜，国难日之夜，变得不再浅薄和庸常，而我的夜中刚刚布置完成的小家，也格外地添了几分收容感。我想踏实地睡去，沉沉地睡去，可是我不能够，午夜梦回，总是听到有毛骨悚然的猫叫声轮番涌起，分明地就在耳根哀号。我的心惶惶地坠，以为是入了梦魇，然而次日白天问及老何，他却说是真的，他也听到了，声音很大，很大。
五、雷
以下是一篇观感，因为与上面的事发生在连续的时日内，心境也相似，便不独立成篇，姑且收在一起，倒更像是一个系列。
残奥会闭幕那夜，我本是要去人艺看《雷雨》的。票买了两个月了，是学生票，最末一排。这是我自《我不是李白》、濮存昕的两场《李白》、《大将军寇流岚》和《生·活》之后，第六次去人艺，若算上认真赏观过的其他剧目，如广院黑匣子的《无动物戏剧》和独幕剧《切·格瓦拉》，天桥剧场的舞剧《丝路花雨》，以及吉林艺术学院的《开市大吉》等，加起来还不过十场。对于一个编导专业出身的人，这样的阅读量是值得羞惭的，比我少看了那么多部必读影片，还要觉得遗憾。我是如此殷实地感激着人艺，是她让我深深发觉到戏剧艺术的滋养之深，魅惑之重。比之电影，戏剧显然是离文学近了许多的。
那么总的说来，《雷雨》在上述的剧目中，实在是最为显赫的一部，我为此并不是盼了两个月，而是七年之久。那时我读高一，在化学、物理外加英语的课堂上，读完了曹禹的《雷雨》和《日出》。那是惊心动魄的两部剧，是动过我灵魂的书，是我原本为数极少的阅读量中，尤其具有启蒙意义的书。哈师大附中的一位语文老师曾告诉我，曹禹写出《雷雨》的年纪是在大学，这经常成为我憎恶自己的一条理由。当我细细地画出剧中交错盘结的人物关系，用心体会了每个人的沉郁与爆破之后，我意识到这实在是中国现当代最巨大的一部剧，并因为自己与剧作家宇宙般的距差，而黯然不已。
人艺的第一次失约，被我撞上了。那晚赶到时，剧场空寂如野，原来突然间接到命令，演出被迫取消。剧院为我换了后两天的票。对此我没有丝毫责怨，《雷雨》是值得这样消磨与延宕的，我乐意为她苦耐地等。
上次观《生·活》，是在七月中旬，我的身份识别卡已经被打上一个永远的孔。它标志着我不再享受学生的待遇，可是我仍然总觉得不平，总觉得不能接受这样的残忍，若是景点将我拒之门外，我心悦诚服，只是人艺，实在是纠结的。庆幸的是，连同这一次《雷雨》，可爱的人艺人粗粗地看了我的学生卡后，竟都没有对那个创口提出质疑，使我连续两次得逞，以至省去了许多储备好的求情话和钱款。我想大概看门人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对戏剧的痴，故意放我过去，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深信自己在戏剧的观摩上，称不上行家，但一定是一个有品位的观众。并且深刻地建议来剧院看演出的人，先补习好起码的文学素养与道德修为，再进来，否则对一部剧目，尤其是经典剧本本身，是一种亵渎，对其他的虔诚的观众，也是大不敬。我实在无法容忍在我饱满地积蓄着泪水，满含着大悲悯，去触摸那些悲惨的人物之时——事实上这也是剧作者的愿望，他说：“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观众席上的笑声一阵阵传来，就像螃蟹吐出的碎沫一样叫人感到十足的恶心。我不忍心这样的一出好剧，被观众如此践踏，并替了九天之外的曹禹老先生，深深地忧伤。他们似乎是在看小品，只要是周萍与繁漪独处，周萍与四凤独处，周冲与四凤独处时，总是像看韩剧一样，硬是从中找寻着笑料，并且配合地发出声来。还有，在第三幕周萍去鲁贵家找四凤，繁漪一身黑衣在窗外出现，将窗反关上（我私下以为这时繁漪不该现身，后面有交代，这样更有味），偏偏身旁有人议论：这人肯定是繁漪！在第四幕繁漪与周萍最后苦苦恳求、大段独白之时，我正随着女主人一起在心里流着血泪，将要喷击出来，偏偏前排一个大妈对旁边的朋友撇撇嘴，嘟囔一句：“她精神真有点问题！”连番的摧残，经常把我从精神体验的颠峰上一次次地踹下来，至少使我的这次观剧效果打了一半的折扣。我不知道这些人没有读过原著，来这里看什么，出于对戏剧的新鲜么？那倒是可恕的；若只是为着消磨一点夜下的时光，或者以为看几出戏，就可以提高审美修养，那实在是荒唐和可耻的事情！
回头来谈这部剧，我实在不可以讲得太多，若认真地讲，是绝对应该规规矩矩地另起纸张，系统地评一评的。这里就只谈些杂感。我忘却了七年前对每个人物的鲜明的好恶印象，仅就这次演出而言，我最喜欢繁漪和周冲的性格，可以说是没有丝毫的憎恶，我觉得他们身上都多多少少地沾染着我的一点气息，有时那么激烈，那么理想化，那么叛逆，但是总有一些可以容忍的理由。后来，我有针对性地读了曹禹先生的序，居然发现他这样写道：“在《雷雨》的八个人物里，我最早想出来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其次是周冲。”后面的性格剖析，也是句句写进我的心坎里。他甚至还写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也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地来苦恼着自己。”这样的同作者的巨大默契，让我觉得惊喜异常，坚定了我继续用心欣赏话剧的决心。我觉得在演出现场，这两个人的表演也是最好的，所谓好，指的是贴切，石舒清常用这个词——尤其是繁漪，我看不清那形貌，不知道贴切与否，只从台词听来，是处理得极细致、极考究、极内心的，高潮处，常常惊得我不能动弹，如临其境。周冲的纯洁与正直，让我亿万分地感动，我觉得他的身上一定有作者的影子，他的面对大家庭的种种罪恶敢怒而不敢言的悲哀，他的对无望的爱情的苦苦追寻的悲哀，他的无辜的追随与葬送的命运，仿佛一齐降落在我身上，邀着我去同他一起承领似的。至若其他人，除了鲁贵演得很入戏、很丰满外，其他演员应该说都是失败的。周萍的确是软弱的，脆弱的，私欲的，但是在表现上，并不能一弱到底，那般地酸气，而且性格极其地不统一，一场一个样子，不通畅，很蹩脚，台词上也过分注重了声音的雕琢，语意上揣摩得不够，应该严厉地指出，观众的发笑与他表演功力的匮乏是有一定关联的；鲁妈和四凤属于“戏保人”的角色，无论从剧情还是人性，都很容易出彩，遗憾的是鲁妈在前半场有些慢热，似乎火候差了一点点，不然，其实在她意识到女儿服侍的周公馆就是她三十年前的情夫之家的那一场，我是一定可以替她流出眼泪来的；四凤问题最严重，声音过于脆亮，同样是声音淹没感情，我总觉得四凤的处理，可以再节制一些，沉郁一些，收敛一些，毕竟她绝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她其实和繁漪一样，过着白昼黑夜轮回颠倒的生活。鲁大海就不说了，中戏本科随便挑出一个，大概都可以演好，所以即使挑不出毛病，也是不能够受到表扬的；至于戏份极重的周朴园，我实在不忍说出他的许多不好来，因为这次是名角杨立新出演。然而我必须说，他演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不够阴气，奶了些，嫩了些，儒雅了些，使人不能生发出许多阴郁和惧怕来。尤其是语言面貌上，许多字头叼字过于发紧，使表达并不口语，极受影响。我觉得杨立新在戏剧表演上还是有几分灵气，是可以出更多成绩的，但我很鲜明的直觉是，《我爱我家》虽让他一夜成名，但在艺术生命的消耗上，一定是弊多利少。
上面的意见，拉成纲要，写在了大厅的观众留言簿上。粗粗翻看了一下，都是赞誉。不知演员们看到了，会不会接纳我的挑剔。我想一个认真的人总会叫人感到一些不合时宜罢。可是作者认真地写了，导演认真地排了，演员认真地演了，观众认真地评了，这一连贯的动作完善以后，一场演出才算是完满的罢。
出了剧场，仍旧骑着单车回家，不知不觉驶进一条胡同，想抄个近路。结果越走越糊涂，加上光色渐暗，居然迷了路。老北京的胡同在夜色中是有些怕人的，并不明媚，也并不可爱，尤其是当你刚刚看到三个鲜活生命的结束，怀着一腔的悲伤与沉郁之时。幸好后来，在一个貌似是死胡同的地方，神奇地变出一位大嫂，牵引我走出了迷阵。我感激地谢了她，继续向西骑，突然发现指示牌上写着“沙滩北街”，心头一惊——这是我在北京落户的中国作协集体户口的所在地。先前信誓旦旦地找过，没想到现在就在眼前。这也是一条很古老的胡同街坊，月影下，古旧的墙体班驳依稀，使人莫名地隔膜起来。
我已经在北京安家了，是的！安家者这样说。可是，为什么我总是常常忘却这一点，常常觉得无家可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