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丁：喜看记者“封口费”水涨船高

　　     9月下旬，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场矿难后，闻风而来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这显然是件很悲哀的事情，掌握着“第四种权力”的记者，号称无冕之王，本应以此为公器，谋求社会公义。然而，就如同我们喜欢通过一些高超的道德要求，美化某些职业之后，发现这些职业中也有害群之马，于是心理落差就特别之大，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被称作人类心灵工程师的“园丁”教师。

　　      有人的地方叫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纠葛，如果我们将记者还原成诸多职业的一种，就会明白，权力总是攫取利益的好手段，尽管记者手握的“第四种权力”与公权力有本质区别，但却依然可用此攫取利益，这种记者“职业性”腐败也算是水到渠成。

　　      在此事例中，媒体界的朋友大抵是忧心忡忡，大声疾呼，总体而言是表现出一种道德的高姿态。然而，随着舆论环境的逐渐放宽，记者所拥有的舆论监督权力，对于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有了相当的制衡能力，随着而来的，是公权力部门或其它被监督的公司或团体，逐渐改变了以往对记者进行积极打压的方法，进而采取收买，勾结，实现利益均沾的方式，可谓是对待舆论态度的一次“战略大转型”！

　　      与此次“战略大转型”相对应，收买记者的价码也越来越高，俗称的“封口费”，于此次干河煤矿事件可见一斑。此次矿难，闷死一名矿工，在矿难频发的中国，应该说是小儿科，可是汹涌而来的真假记者达到4、50人，各领到了数千上万元的“封口费”，从这个阴暗面也反面论证了，舆论权力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威慑。再联想到诸如记者打出租车进山开奥迪下山之类的传闻，不由对记者之“第四种权力”生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叹！

　　      对于“封口费”水涨船高这一事实，我是抱由衷欣慰态度的，正是因为无数记者孜孜不倦的行驶自己的舆论监督权，积极为推进新闻自由而努力，才使得此“第四种权力”，从公权力阴影中缓慢摆脱出来，逐渐能够开始行驶独立影响和舆论制衡，也让“封口费”之市场价格随之猛涨。相对于过往记者极其狭小的采访空间，动辄被驱赶，被殴打等事实，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记者收取封口费是职业道德的沦丧，但更应该厘清的是法理责任！因此，如何防止记者利用此种“第四种权力”攫取私人利益，已经是一个滥用舆论权力的约束性制度建设的问题，最简单的思路，是要让那些拿“封口费”的记者血本无归，受到十倍甚至更甚的惩戒。单就此个例而言，最起码得将当事记者公布于众，让这些丑闻在阳光下暴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