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中下旬的一天我拨通他家的电话，对接电话的女士（他的妻子，我们此前没有通过话）说：“我找李力研。”对方沉默了片刻轻声说：“他走了。”我完全没有听懂那三个字的含义，追问去向，她轻声重复：“他走了。”我突然醒悟，震惊异常，一时语塞。放下电话后是长久的悲哀。我和力研相识二十年，他61年生人小我11岁，三个月前我还在飞机上听他侃侃而谈。过后的十一长假我和家人外出旅游。10月2日力研在台湾讲学期间突然病发去世，这期间估计有朋友向我通报，但我不在家且不用手机，因此才错过了追悼会，才有唐突的电话。一晃三年过去，几天后便是力研的祭日，这里的文字是对亡友迟到的怀念。
我和力研是1988年在首钢体育文化讨论会上认识的。会议期间肯定和他交谈最多，但都记不起来了。他领我认识了很多体育口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赵瑜，他开酒瓶的动作绝对是熟练工，一根筷子便轻松地拨开了瓶盖，接下他率众豪饮。我越看越觉得他像我认识且敬重的山西科教局局长，含蓄地说及，他好像早有准备一般回答：“那是我爹。”赵瑜写出《马家军调查》后我写了篇书评，我认识马赵二人，不希望他们对簿公堂。我说：“我理解赵瑜是将马俊仁视为英雄的。”我在文中劝赵瑜低调，“一百个事实抵消不了一个失实。披露了朋友不愿公开的事情应该有歉疚的心理。私情可以让位公理，但私情仍应在心中占有位置。”赵瑜阅后找到我，畅叙一阵，当然说到了力研。
1990年力研几次邀我认识他的老师卢元镇。那是盛夏，我从人民日报社骑车到北京体育大学。到老卢家已汗流浃背。老卢热情地邀我到简陋的卫生间冲凉（那时大家都是这个条件）。而后力研非常恭敬地介绍：卢老师是体育理论界最有文化和理论素养的人，他在体育口实际上是很寂寞的（这是我记忆最深的话）。其实我日后认为，他们师生二人是体育口最喜欢理论和文化的人。因为年龄的优势，力研的热情尤其高昂。老卢和赵瑜、力研同在山西体委大院泡过多年，亦师亦友。老卢说：他俩差别很大，力研读书思辨都胜过赵瑜，唯文字功夫相距赵瑜甚远。当然赵瑜是文学家，且天道酬勤，力研早就走出了少时舞文弄墨的笨拙。与老卢的深谈中，意外发现他是家兄的初中同窗，并促成了他们阔别后的重逢。托力研的福。
早就知道力研乒乓球打过专业，有时聊天中谈几句球经。他一再说陪我打打。我说我们这样的土八路最怕专业打削球的，那球下旋还前冲，根本没法应对。他说我换直板和你打嘛。我从他侃球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告诉我，初学不久的技术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是绝对拿不出来的，情急中拿出来的全都是最习惯的动作。我以为，别的事情也是如此。他还告诉我，中国队的很多最先进的技术，都是从研究无意识的、不规范动作中发展出来的，比如半搓半推的“切球”。我知道我俩的球技相差太大，他是想以球会友，顺便和我交流学术。很遗憾我们最终也没有在球台上交过手。
2001年日韩世界杯前，他替一家山西报纸张罗作者，约来几个写足球的、乃至不写足球朋友。司马南来得晚，兴冲冲赶来和我握手，说本来有事，听说郑老师来，特意赶过来。那是我们初次见面，其真诚恭敬令我感动。几个月后一起做一期电视节目，他和我争论时绝对是下狠手。我很喜欢这种性格，不管大家政见如何。吃饭时见到了力研的忘年交何祚庥先生。我端起酒杯说：“何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我和您是中国最早撰文反对发展私人轿车的两个人。”他说知道，遂二人碰杯。又谈起交通。巧了，我们都支持电动自行车的发展。但思路不同。他觉得电动自行车的规模生产会促进中国锂电池的发展，最终以电动轿车代替汽油轿车，堪称深谋远虑。但反对轿车我远比他彻底。我反对的二三位原因才是能源和污染，第一原因是城市空间的有限，交通工具必须公共化或小型化。
一晃几年不见。再来电话就是邀请我到深圳的人文体育论坛上做一场关于奥运的演讲。我说，我发过文章声明过自己不是北京申办奥运的无条件支持者，我的条件是账单要透明。他说你随便讲。给我开了优厚的报酬，将我安排在大会第二个发言，第一位是奥委会很高级别的一位官员。我做事认真，既答应了就要准备。找来一堆书，一阵恶补。最终完成了“我的奥运观”的演讲。讲后已整理成文。这是我比较满意的一次演讲。其一是自忖水准过得去。其二是我应该对奥运会系统地讲出自己的看法。力研促进我完成了一次思想之旅。
2005年6月17日，我们一同乘机赴深圳的论坛，机上畅谈三个小时。现在脑子里剩下三个段子。其一是他和我讲他陪李泽厚先生在首体大校园溜达，李老师对校园里女生之高大的评价。其二是我和他讲起了潘光旦，他不但知道，还能说到潘的某篇文章。其三，不知怎么我们说起了象棋。他说他爸爸告诫他，愿意继续玩就认真打二十本棋谱，要不就干脆放弃，别瞎闹。他说他几经打了三十本棋谱，现在和体委系统的象棋第一高手平分秋色。一桩游戏，认真至此，真吓了我一跳。且我知道他不是地道的顽主。体育总局为他写的生平上说：“一生著述颇丰，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和学术论文，出版著作10余部，曾参与和主持了10余项国家级和部委级课题，曾获国家体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我查了一下，国家图书馆有他的14部著作。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他发福了，肯定是疏于锻炼。在我的印象中，运动员出身的人以后保持锻炼的不多。我的分析是，他们当年搞的是竞技体育，他们几乎不会健身式的运动，准确地说是不喜欢，难以进入；竞技式的锻炼很过瘾，但已经吃不消；健身式的锻炼对他们有些无聊，所以大多干脆不干了。我从年轻到现在倒是一直锻炼，但也常常伤及自己，也是年轻是练习竞技体育的惯性。这应该是个悖论，是竞技体育的一个误区，一个悲哀。劝他锻炼的话到了嘴边却没说，待要说时，竟是幽明异路了。他写过知识分子支出过大屡屡早逝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不期那说法竟成作者本人之谶语。
对亡友的回忆屡屡心头泛起。倒是体育总局刘鹏局长的一席言论诱发了这篇回忆文章。刘鹏在与人民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雅典奥运会后，有一篇文章说中国运动员获得一枚奥运会金牌，需要投入7亿元人民币。文章是这么写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50亿元。如此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如果这次中国队获得30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7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1988年，国家对国家体委的财政拨款为2.36亿元，到2004年增长到8.8亿元。对于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一个部门来讲，这是个非常有限的数字。这笔钱并不仅仅是竞技体育投入，更不仅仅是金牌支出，它包括体育总局直属系统5000多人的工资、办公费、群众体育经费等。这个作者用其杜撰出来的数字，算出的每块金牌的成本，只需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知道多么荒诞不经。”
我知道这“荒诞不经”的说法的来历。因为本主就是李力研，他和我讲过这个段子。他说，他接受一个记者采访，记者答应写好稿子给他看，结果没让他看就发表了，措词有出入。那还是几年前的事情。奥运后，他的“一枚金牌7亿元”的说法被铺天盖地地引用，自然引起了相关领导的回应，相信总局领导对体育总局财政拨款的澄清是属实的。体育总局为李力研写的生平中说他“1996年6月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理论研究室副主任，2000年12月被评为研究员，2001年6月任群众体育研究中心副主任……1998年被评为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2004年被评为国家体育总局高层次体育科技人才。”以这样一个优秀专业人士对中国体育的了解，不可能说出荒诞不经的话。我的猜想，数字很可能就是李力研说的，但是那记者分不清各项开支（比如说各级体委、各省市专业运动队、各地少体校），就胡乱冠以“体育总局事业费”。而谁又告诉了我们各项开支及其总合呢？当然各项开支是否全部算作奥运金牌成本也是有争论余地的。
话虽然被误传，我却以为，这仍不失为李力研对中国社会研究做出的最后贡献。印出来的白纸黑字不是他的原意，而记者的曲解，无意识地造成了古典小说武士交战中的“卖个破绽”。有时不卖个破绽便无人跟进，少了进一步的对话和争论。
我欣喜的看到在今天（9月20日）的报纸上记者报道：“财政部要求推进预算信息公开。2009年中央财政部要继续扩大向全国人大报送部门预算的范围，除个别涉密程度较高的部门外，最终实现将中央一级预算单位的部门预算全部报送全国人大审批。”
奥运金牌的成本是个关键的数字，它是一个特定时点上吸引大家关注国家预算的焦点，它是检验我们社会开明程度的试金石。亡友李力研生前被曲解的一番话语在死后激起了他预想不到的波澜，可惜的是他不能亲自申辩和争论了。捅破这层窗户纸显示了他作为一名专业体育研究者的勇气，而今日我们对亡友力研的最好纪念就是搞明一枚奥运金牌的确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