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成本机制与动力学原理在哪里?
价值中国环球资讯网 专栏作家陈绪国
近日,南方都市报转载了《改革的新动力在哪里》一文,给予2005年经济体制改革一个说法。其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的评价具有代表性。前者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已基本丧失”,后者认为转轨时期“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之一在于转轨中行政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上述观点,掷地有声,但仍然是披露现象问题,并未深入内核中去。
改革的动力丧失,人们言之凿凿,归根到底,关键的问题,不是人们改革的意识丧失,而是人们改革的成本意识的丧失,并由此看出缺乏改革的成本机制与动力学原理的支撑。
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改革,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是提高产品产量优先,还是改善社会生产关系优先?很显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罢,其它的种种改革目标也罢,不能背离社会成本价值规则,更不能背离改革的最终目标。因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改革社会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桎梏,使整个社会趋向于科学、和谐地持续发展--这就是改革的宗旨和改革的动力学法则之所在。
在实现改革目标的过程中,对于政治家而言,政治的天平,要确定为社会公平的天平。改革的动力学原理,是以公平优先,不是以“效率”优先的。一切改革措施的酝酿、执行、督察和检验,乃至矫正过程,要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诸种方案中反复寻求一个最优化方案。很显然,如果改革的过程,是以牺牲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社会的天平倾向于非理性的一面,这样一来,改革的效率就会变为负效率,改革的社会成本就会大于社会效果,欲速则不达。
在改革的成本构成中,一是自然成本,一是附加成本。自然成本,谓之改革中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以及必然要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道德成本。附加成本,谓之在自然成本以外格外添加一些成本,主要是对于道德成本的价值补偿。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付出的成本有多大?要建立什么成本机制,以达到最优化的效果呢?
第一, 税制不公的成本代价与成本机制[1]
为了吸引外商到大陆来投资,我国实行种种优惠政策给予扶持,其中,从税率上给予外商以特别优惠最为诱人:从1991年7月1日起,外商投资的企业,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为3%。设在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对于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外,还有大量免征、减征的对象: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免征所得税等等。
相比之下,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从1984年起,国营、集体企业所得税为55%,私营企业所得税为35%。从1986年10月1日起,要承担房产税,为房产余值的1.2%或租金收入的12%;从1994年1月1日起,国营、集体生产性企业,另需要上缴17%的增值税。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车船购置税(10%)、车船使用税、燃油附加费、消费税、资源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城市建设扩容费、机场建设费、教育费附加、堤防建设维护费等等。外国的银行投资是不交营业税的,我国的国有银行却要交纳5%的营业税;外资金融机构的所得税税率为15%,中资银行所得税税率33%,绝对值相差1倍多。
为了吸引外国和外商投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给予他们以税收政策上的优惠,这是开放改革中的旧成本。在问题的背后,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成本,远远出乎意料之外:首先是由于税制的不统一、不公平,直接导致公有制竞争型企业大批破产。据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与2001年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的同口径数据比较,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共19.2万个,减少17.7万个,下降48.2%;集体企业、集体联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45.6万个,减少40.2万个,下降46.9%。就是说,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公有制企业减少了57.9万个。这还没有包括“利改税”以来前6年的公有制企业关闭破产的数据在内。
当然,也并不说100%是由税制不公惹的祸,税制不公和税负过重,肯定是最大的致命因素。2005年5月份,《福布斯》发布报告,称中国内地税负全球第二。该杂志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范鲁贤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及财富税6项相加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州日报2005年5月26日A23版)。既然中国的税负那么重,还有那么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涌向中国呢?这是因为。除了外商企业的政策扶持以外,还有许多见不得光的东西。有资料显示,至2005年10月份,我国累计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25万家,亏损面竟高达51%。经营上红红火火,账面上却连年亏损。他们一般通过做假账,报假价,“高进低出”,以“虚亏”来逃避企业所得税,而且,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庇护下,使税务部门监管非常困难,养痈遗患(广州日报2005年11月3日《引资不是引狼外企虚亏当防》)。
更加异乎寻常的是,近年来,国内民企掀起一股变身“外企”潮。许多民企在国外设立“壳公司”,设法将境内资产注入其中,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再以“外资”身份返回。有统计显示,仅英国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就约有近20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近年来国内引进的假外资中,此类假外资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一(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31日)。显然,此类企业的变性,或冲着金融、税务的优惠政策而来,或是变相洗黑钱的手段。
税制不公,造成了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丛生,造成了上百万公有制企业关闭破产,也造成了3200万的失业大军,由此增加了民政、社会保障和有关家庭的沉重负担,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家庭矛盾:贫困、离婚、家庭破裂、暴病、自杀、卖淫、诈骗、盗抢犯罪……
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改革,统一税制,或者改为“税改投”(对于国有企业)、退税补助(对于集体企业),是建立当前改革成本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经验不足,制度不力,法律不全,其成本代价是导致四大腐败现象严重侵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撰文说,根据他对中国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的经济损失计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腐败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为13.3%--16.9%之间(广州日报2005年6月27日C28版摘自《民主与科学》)。
上述问题,至目前来说,并未解决,而且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突出。如,在国有中小企业管理层收购过程中,有的管理层亲自将国有企业搞垮,又以超低价亲自将该企业收买;有的自卖自买,暗箱操作;有的以国有产权实物资产作为融资担保,将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金融机构和被收购企业;有的损害投资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等等。
在国有产权转让制度上,也是千疮百孔。如不准普通职工参与民主化评价与民主化转让,国有企业的商标使用权、专利权、著作权和专有技术权、商誉权和土地使用权不作价转让等等。2005年拟作转让的14.5万户国有中小型企业,官方的估价是约10万亿元。如果将这么多企业的知识产权、亚知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一起挂牌拍卖,潜在价值有可能成百倍、成千倍增加。
以商标使用权为例,最近,TCL集团(000100)就控股子公司TCL国际电工(惠州)有限公司和TCL楼宇科技(惠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与罗格朗公司达成协议,许可国际电工和智能楼宇公司在未来八年内继续使用5项TCL集团所持有的商标。公司每年可获得商标许可费1200万元(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28日C16版)。以土地使用权为例,6月份,广州市白云山脚种鸡场一块15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拍卖出了5亿元的高价(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22日A34版)。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曾表示了对于现今社会的某些弊端与法制建设滞后的担忧:“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改革还有很大的缺陷,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必备的一套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都有意见,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腐败。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载《新快报》2007年1月18日A2版)就是说,大量官员腐败,加大了改革的成本,严重阻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才是根本原因。
在国家行政权力越位、错位和法制不周全的情况下,国有产权转让得越多、越快,损失越快越大。这更加彰显了改革的成本机制的作用,也更加彰显了改革的动力学原理—在于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否则,所谓“改革攻坚”,根本是一句空话。
原创作者:陈绪国 作于2005年12月29日,倒数第二段落是后加的。
字数:约3700字
注[1]
2007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具有划时代开创意义。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一个新阶段,外资企业在华享受20多年的超国民待遇走向终结。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从此开始。
本人在2005年讨论物权法时,已经意识到国有企业税负沉重的严重后果,致信人大常委会着手修改企业所得税法。与广大国企职工一起为国企维权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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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成本机制与动力学原理在哪里?(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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