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印品值得收藏
龚明德
由武汉大学专业人员担任编写任务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是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真对待的科研成果，二〇〇六年九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三百八十元一部的大十六开硬精装，足见身价不菲。但是，这书是集体编写，史实讹误不少，比如第二百〇二页在一九六四年的“本年”栏，说“《诗刊》年底停刊”就是讹误之一。导致这处讹误产生的原因，是编写者没有读到放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月合刊号中的一页附印品。这件附印品的落款时间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其中明确写道：“为使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有较长的时间深入农村、工厂，参加火热斗争，加强思想锻炼，本刊决定一九六五年元月起暂时休刊。”
如果《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的编写者见到了一九六四年最后两期合刊的这件附印品，就可以避免一处讹误。“暂时休刊”与“停刊”不是一回事、“一九六五年元月起”和“年底”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这两点都无法含混过去的。
香港的《开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创刊，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停刊。但在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号的《开卷》里有一件附印品，题为《开卷读者调查统计》，除了八个问答题之外，还有一段说明文字，表示读者配合填表寄回编辑部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献给读者的杂志更加尽善尽美”。这一次的调查统计，证实《开卷》的停刊原由，是突发的，也就是突然地断了经费支撑。也可能是《开卷》主编个人方面的突发原因，他要立即离开香港去加拿大与家人会合。有这件《开卷读者调查统计》的《开卷》总第二十三期附印件，给我们考察《开卷》的停刊多出一个史实依据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成都的《草地》和《星星》编辑部联合发行了一件附印品，八开双面印，像一份小报，报头处题曰《诗传单》。这件附印品的两面都有大字标题《欢呼伊拉克人民的伟大胜利 反对美英侵略者干涉中东》，上面发表诗作十五首、带简谱的歌一首以及漫画一幅。这是“请张贴 请传观”的附印品，印量大。我手头的这一件是“修订再版”，印了五万三千张，时间为半月后的八月一日；“第一次出版”印了六万张。加起来总共印了十一万三千张，但保存下来的不会太多。因为张贴后，是不可能从墙上揭下来再保存的。无论是收藏全套《星星》还是收藏全套《草地》，都少不得这份《诗传单》，少了，你的藏品就是“残本”。
还有一种附印品更为重要，如济南的侯井天先生自费印行的《聂绀弩诗全编》的每一版印出后，如果又搜集到了“聂诗”，他就会尽快地赶制出附印品，把新发现的“聂诗”以及已经看出的书中的差错一同告诉读者。不光是自费印本，一些公开的“正规”出版物，也往往会有附印件，如一九八七年七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余倩《坛下集》中就有一纸附印件，是影印陈荒煤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的一页题词手迹，题词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便笺上，附印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笺名和“荒煤”印章套了红，是一件珍品。这一陈荒煤的题词，估计只是放在作者送书的书中，我手头的这一本就是余倩送给“里沙同志”的签名本。
最后强调一点，就是：附印品的收藏，一定要与其所依附的主印品配套保存，不可以拆开了另外放置，那样就失去了“附印品”的“附”之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