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民粹主义（上）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心中的怕
从古到今，好像有政治社会，必有奴隶。政治自由空间的建成，下面有人身自由奴隶的代价。虽然随着历史的进程，奴隶的范围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人身自由的限制，越来越趋于来自非法权力量。甚至资本主义打开了一种可能，把奴隶作为风险和几率，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每一个人同时是主人，也同时是奴隶。
奔向自由和逃避奴役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在基督教开拓的市民社会中，注入强大的经济因素。让市民社会除了精神力量之外，还有物质力量，可以对权力的奴役，进行抗衡。在政治社会之外，又开辟了自由空间。
资本主义通过塑造这样一种人物，并且把其生活方式作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这种“人”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种财产状况来描述的，而且还是一种身心安顿的心灵政制，可以说中产阶级与财产的关系，也属于身心安顿的心灵政制一部分。黑格尔把财产权当作人格的延伸部分。
我们知道，奴隶除了有自己的生存意识，其他都不属于他，甚至肉身也不属于他，而中产阶级则不同，有了自我，同时肉身，以及其他财产都数以自由支配的范围，也就是说，自我之外还有自我延伸的密紧部分。
洛克精致的表达，是一个从奴隶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梦。把生命权自由权都当作财产权，是自我的一种权力意志表达，奴隶要成为中产阶级。无辜的恶或本能，得到市场的安置，同时基督教在精神政治维度中，可以消除或着压制恐惧和焦虑。
资本主义的梦，除了奴隶要成为中产阶级之外，还有中产阶级要成为贵族。这是中产阶级还是自由民的时候心底梦，或者少数精英奴隶的心底梦。在没有办法进入政治社会之前，他们开拓了市民社会来替代，来模拟，进而把政治社会去政治化，把政治中心移到市民社会。用市民社会顶替了政治社会，让原来的希腊式政治自由空间，成为悬浮的可疑之物。
市场经济成为奴隶转化为中产阶级的轮回之道，可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是让少数有商业才能的奴隶上升，大部分人还是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甚至市场经济本身还是制造出更多的奴隶和穷人。这是阿伦特在霍布斯那里推出的结论，也是可以观察得到的。
资本主义要得以长期维持，依赖于成功的大量吸收奴隶，化去封建贵族的特权，形成中产阶级大多数的局面。满足了没有极端贫富分化的条件。不管是人数，还是意识形态的搏斗，都需要中产阶级大多数的局面。
然而这也是一个远景，也就是说，这个远景对于原来的少数自由民是可靠的，他们的生活秩序就是这种，水乳交融，可是对于大量的奴隶和新制造出来的奴隶，短期之内是一个远景，长期就是政治压迫的鸦片工具。
对于原来的贵族而言，这个远景是不屑一顾的，虽然他们被迫进入市场经济，成为工商贵族。 工商贵族除了嘴巴发发怨气，写出几奔政治浪漫保守主义的书，而且这样的书，从来没有一种扭转时空的伟大政治力量，从来是散发仇恨的古典装饰品，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变相承认。
那么这些人，消亡是迟早的事情，值得重视，而且具有往前走的，颠覆资本主义的，就是觉醒中的，人数极多的奴隶。当这些奴隶，被赋予平等的法权地位，而且在精神上，解放、自由和平等，已经成为真理的力量，这时候要么吸纳奴隶们，要么就弹压或者等着奴隶们的革命。所以这时候，基本上开出三条道路，例如镇压，分化，容纳。
哲学政治与内心神秘的勾结：极权主义运动
知识分子的理性，与资产阶级精神气质符合的代议制政体，无法吸纳底层民众的灵魂。代议制的政治，无法组织动员底层民众，而且对此放任不管。如果光是放任不管也成，还要有一种道德和文化优势上的压迫和排斥。这时候，极端的政治动员，例如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就填补了这一空隙。作为原子化和被孤立的个人的大众组织，极权主义运动激发了成员未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忠诚。
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沃林（Sheldon Wolin）发表《革命行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一文，肯定了民主体制中革命的意义。沃林敏锐地检讨了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冷淡症和公民性之衰落。他特别指出，最无助的人们（穷人、失业者和少数族裔成员）由于生活在较为孤立隔绝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最严重的非政治化倾向。因此，现存的那些个别的、局部性的社会运动虽然是有意义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开展更广泛的、整体性的民主运动。因此，“民主派需要一个新的革命概念”——“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应该夺权…… 而是去重建得以表达集体生活民主概念的形式和实践。”
知识分子的理性，很难对抗底层民众的非理性。这不仅仅是民主时代的洪流，而且民众的贫困和苦难，只会造成对自己的自我伤害心理，或者对外的残暴。只有陷入神秘的宗教情绪之中，身心才得以暂时安顿。这是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是自我保存本能典型的发生了退化，一种自虐的心理，造成一种感情而非道德上的“无我“，也就是自我本身无关紧要，自我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被取代的，这样的心理，生命已经成为一种重负，死亡才是甜美的，对物质利益毫不关心，而对抽象观念和意识形态倾注全部生命的能。
阿伦特看到，底层民众从政治自由和公共空间中消失的程度，与贫困成正比。贫困不仅构成了对人的损害，还迫使人沉默，走向内心的神秘世界。被损害就上被遗忘，成为黑夜中的人。人类的贫困和苦难，为极权主义的生长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尤其是每当用人性的手段来减轻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痛苦看起来不可能的时候，情形尤其如此。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一个本质的原因是，他不仅代表了某种应当存在的意见的世界观，而且还主张一个集团内普遍道德的个体化。也即是说，一个运动，一个民族，最终乃至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成为意识形态所主张的理念的体现者，也就是他们找到了家园，他是家园中的一份子。
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破坏世界，使之进入无休止运动的意识形态，却向个人提供了一种牢固的和相互联系的感觉。给成千上万分化的，定义含混的，不稳定和无用的人提供了自我定义和认同的途径，不仅恢复了在他们的社会中长期被剥夺的的某一些自尊，还建立了某种虚假的稳定，使他们成为一个组织中更好的候选人。极权主义就像黑社会，为他们的分子提供了聚合的世界，尽管全然是虚幻的。
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民众加入，带有一种对民族国家平等和自由，以及保障生存的原初意图的招魂。民族国家的奠基，提供了共同的家。所以在民族主义中内在蕴含着民生诉求。例如去年抵制法国家乐福的青年学生，其民族主义情绪，就与其贫困和苦难的焦虑不安有关。民族国家作为共同的家，与基督教教会一样，可以提供一种神秘的安慰，一种超政治的神圣灵气，部分表达了人们的渴望和呼喊：每一个人都是民族国家的主人，至少是儿子。
对缺乏安慰的人，提供一种虚幻的安慰，比告诉他们他们的世界是虚幻的，人道多了。正是如此，极权主义的非理性，比代议制的理性，受到更大的欢迎。底层民众会以偶像崇拜并通过激情的口号而思维，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由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和坚定的领袖带领。
极权主义的神秘与道德自由（哲学政治）在此契合。以基督徒奴隶为例子，其内心生活中，并不区分信仰与政治，福音与道德，来自天国的消息与世俗幸福。所以在一个领袖身上，他们可以看到这些二者的混合。当极权主义运动要成功，领袖都不得不进入非理性的核心，利用非理性力量并动员群众，那么政治就吸纳了信仰，道德就排斥福音，世俗幸福就等同于来自天国的消息。
霍布斯也想到了一些人，把自己的死亡，看做更大真理实现过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他深知当时英国的庶民，身陷革命视死如归，不像会轻易接受自我保存的概念。这一些人，是把生命献给基督的勇士，没什么好惧怕，深知死亡和长眠是其积极追求的归宿。霍布斯的利维坦建立在死亡恐惧之上，当这一些人不害怕死亡，利维坦对他们没有震慑效果，也同样没有提供对他们保护的可能性。也就是主权利维坦的资产阶级世界，与他们格格不入。
一方面底层人们陷入神秘主义或者极权主义，另一方面，成为富人的渴望还是好强大的。没有富人的渴望，以及受挫，就不会到神秘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精神哪里寻找寄托。成为富人的渴望，还是第一位的。这时候如果用财产权再分配加以通顺，那么极权主义就会得到遏制。
那么霍布斯必须希望，在英国最贫困的人，要过上富有的生活。也就是把着一些人变为资产阶级，并且在人数占主导。也就是说，一个代议制的立宪政体，除非有办法实行财产再分配，让穷人变富，打开其变为资产阶级的通顺渠道，否则穷人并不会认同代议制的立宪政体。正如霍布斯的亲密精神伙伴斯密所说的，用资本主义市场的方式，实行交换，以保障穷人的自我保存。
然而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是相反。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甩入黑夜中的奴隶阵营，有的甚至成为暴民。那么不认同代议制的立宪政体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对于底层来说，是更加合适的组织动员手段，越发膨胀起来。
当民生诉求被裹胁入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变为模糊，不再被重视，或加以解决。19世纪后半叶的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从来没有有效如英国保守主义改革那样，提供大致还说的过去的财产再分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种政治氛围，一种精神活动，一种抽象的世界观，一种对救世主的呼唤。成员拥抱在一起，就有温暖，就给人安慰、和希望，还有出路的感觉。成功的成员前车可鉴，富裕的资产阶级，就成了一种启示，至少提供了一种希望。
这里民族主义模仿了基督教会。本来在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中，民族国家本来就是一个教会，而过去罗马天主教承担的救济贫困政治责任，也转嫁到民族国家中来。在基督教会中，救济贫困政治责任，是自然的，用不着强调的，其低于精神活动，但是没有被忽视。可是在后发民族国家中，民族国家继承了罗马天主教的精神权威，可是并没有承担起救济贫困政治责任。
这是因为一个自私没有能力担负政治的资产阶级成了当家人。罗马天主教强调信仰的精神权威，而后发民族国家强调道德的精神权威，信仰与物质生活的冲突，并没有道德与物质生活的冲突那么大。也就是说罗马天主教是高尚的骑士，而资产阶级当家的后发民族国家是卑劣的海盗。后发民族国家本来先天不足，再加上卑劣海盗在掌权，越发内部冲突。
19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运动与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并且造成代议制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危机，都与卑劣海盗绑架立宪政体关系极大。其关键在在于议会专制主义的主权，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宗教，也就是议会主权就是救世主，没有实现国体与政体，政治宗教与政府的分离。这样造成，穷人再也无法从民族国家立宪政体中，获得安慰希望或者出路。于是他们反对代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