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权利焦虑”是很有历史渊源的,并非是现代社会的特有产物。在封建社会，强权烙印几乎留在了每个平民身上。令人窒息的专制警戒当时的市民阶级：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权利.。君主高高在上，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亲国戚、文武百官都是”上人”,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完完全全是一座金字塔,处于最低层的市民阶级为了支撑沉重的阶级包袱,除了履行永无止尽的”义务”,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权利”可言? 其实并非封建时代市民阶级没有权利，只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利是少之又少，而且经常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很多时候，一个市民生存的权利也抵不过“上人”的一派胡言；也并非那些所谓的“上人”所拥有的权利就非常多，所谓的“君要臣死,臣岂敢不死”，他们还是要受制于人的，只是他们多了些保障，多了一些特权。可以说,封建社会是”权利匮乏”极其严重的时代.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直到19世纪才出现了致命的裂缝,社会出现转型。洋枪洋炮震动了整个死气沉沉的社会，在这个时代，有人轰然惊醒，有人继续沉睡.。洪仁玕 提出〈〈资政新篇〉〉，主张统一政令，以法治国；主张各省设立新闻官，听取社会舆论；主张设立投票箱，由公众选举官吏。这些主张虽然没有得到真正地实施，但是反映出了群众的“权利焦虑”；戊戌前后，一些先进之人对“民权”、“民主”已经有了一些认知。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进步青年愤笔急书，大骂专政，义和团运动是势如破竹，这样的“权利觉醒”使得摇摇欲坠彻底清政府无所适从，于是，大动干戈。
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之前，有权有势之人仍然是“权利膨胀”，广大人民群众深深地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温饱都成问题，又有什么心思谈论“权利”。（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直存在着）直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时候，人们的腰杆才真正地挺了起来。法律出台，政策实行，人民群众的权利才得到保障。但是毕竟万事开头难，不周全的地方还是存在。于是，不管是谁，都染上了“权利焦虑”的症状。
-——这就是中国人“权利焦虑”的历史渊源。当今社会，很多所谓的专家都成了“御用专家”，他们成了政府的“参谋长”。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政府需要人才补给，而人才需要施展才华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互惠互利。只是很多时候，政府都把这些人才的位置摆错了，把他们看成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这些人才都把自己的观点当长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于是，一系列的错位使得政策不得民心。于是，广大人民群众都担心民意无法为官方决策所吸纳，而专家、精英意见却能大行其道，民众对专家意见过度反的背后是民众对于自身权利的焦虑。所以，我希望人民群众的意见归人民群众，专家的意见归专家，千万不能让专家的意见代替了人民群众的意见。也只有这样，群众的“权利焦虑”才能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