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盛世与乱世之间的抉择

　　美国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尽量减少损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思考国家、企业、个人未来走向和机会，密切关注新型产业出现并引导潮流，在危机中找到机会。

　　这篇文章的观点笔者有同感：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若干深层次的矛盾，倘若处理不善，不仅盛世不可期，反倒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混乱。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贫”与“富”之间的矛盾和“官”与“民”之间的矛盾，而这两种矛盾又互相交织，互为深化。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迅速扩大，在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幅度。目前中国的社会财富，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和一部分个人手里。贫富差距过大本身不足以成为社会矛盾，但是如果弱势群体不仅被剥夺了资源，还被日渐挤到社会边缘，使贫苦者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这就算是最能忍辱负重的人也无法不产生怨恨。

　　中国的官民矛盾虽然也是由来已久，但其激化几乎是与贫富分化同步出现。随着工商业的日渐发达，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向“为企业服务”，官员也开始与企业家称兄道弟，“为老板服务”，最终实现了大面积深层次的官商勾结。

　　 贫富矛盾与官民矛盾的混合，以几何级数放大了社会矛盾。中国各地不断出现的抗议事件，究其原因几乎全是私人或地方企业在基层公权力（包括使用公安武警力量）的庇护之下，肆意侵害弱势阶层的利益所引起的。

　　中国政府并不算是无能，其治理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还可以说相对较高。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表明，中国政府的有效性高过世界上60％的国家。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中国的政府治理依然存在着以下严重问题：

　　 第一，中国社会的大多数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也是因为政府分配资源时没有做到公正与透明而引起的。

　　 第二，政府的财富不是主要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是用于再投资获利和维持政府本身的运作。

　　 第三，中国社会最缺乏的社会公共产品是一个公正透明的解决纠纷的机制，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治意愿和资源投入都不足。官僚阶层依然具有极强的“老爷心态”和特权观念，缺乏基本的公仆意识，甚至连毛泽东时代得到普遍信奉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丧失殆尽。

　　 第四，最重要的是，官僚阶层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以建立一个更为公正与和谐的社会的最大阻力。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最高层采取了对官僚干部“放权让利”的措施，使各级政府官员能够享受到改革的果实。政府官僚如今已经成为现有体制的不公正一面的积极维护者，任何进行社会财富和权力资源再分配的政策都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会遭到他们的强烈的反对。

　　所以中国应大力培养一个以法治为导向、具有分权制衡功能和能够问责的政府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