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没官做是唐王朝的损失
丁启阵
孔庆东以他惯用的嬉笑怒骂风格，拿北京大学给他的薪水数量调侃了一把，“…一看这个月的工资，各项津贴、补助、劳务加起来，居然超过5千元了，不禁大喜。一喜工资超过阿忆那厮了，再不受他的歧视；二喜月收入终于超过俺家老板，在家里的政治地位有望提高，再不受她的冷眼；三喜可以直接用这笔工资更新电脑，再不受它的折磨”。不料，有人看了之后很不乐意，认为孔庆东不该故意讥讽北大。论者说，孔庆东既然自恃有才，对北大给的待遇不满意，就应该拂袖而去，离开北大。还扯上孔庆东的其实已经十分遥远的祖宗孔子，质疑他的行为“与孔子提倡的‘仁’这种道德标准是不是有些距离”云云。
在一个待遇不满意的地方工作，要么离开，要么沉默，就是不允许发牢骚，这是什么世道？昏庸如楚怀王都允许屈原发牢骚——屈原的牢骚，记录下来就是《离骚》，那可是文学名著啊。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二十一世纪，居然有人主张不允许人民发牢骚，岂非咄咄怪事？
这使我联想起发生在唐朝开元盛世的一件事情。《唐摭言》、《新唐书》等文献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襄阳诗人孟浩然，四十岁上到了京城长安，想要谋个差使。正“待诏金銮殿”的诗人王维，非常欣赏孟浩然的才华。 一天早上，他邀请孟浩然到自己办公室交流诗歌创作经验。凑巧，当朝皇帝李隆基突然来到，情急之下，孟浩然便藏匿到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如实禀告了皇帝。唐明皇听后不但不怪罪，还挺高兴，说“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了”。于是命孟浩然从床底下出来，拜见皇帝。唐明皇问：“你带诗文作品来了吗？”孟浩然答：“不巧没有带来所写诗文。”唐明皇就让他背诵几篇听听，孟浩然奉命背诵了起来：“……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听到这里，唐明皇脸就拉长了，很不高兴，说：“朕并没有不要人才，本来是你自己不求进取，你怎么反而写了这样的作品（潜台词：来无故讥讽我）！”于是便打发孟浩然回了老家，让他继续隐居，一辈子都不给他做官的机会。
大约一般人读到这个故事，都会为孟浩然感到惋惜，惋惜他因为两句诗丢失了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但据有考据癖的文学史家考证，这个故事是虚构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孟浩然第一次到长安，王维正辞了职，没做官；二是，孟浩然第二次到长安，王维虽然在朝廷做官，但是，按照规矩，普通百姓孟浩然是不可能进入朝廷办公区（宫禁）的。此外，只是从八品上的小官、右拾遗王维，也未必能获得唐明皇大驾光临他办公室的荣幸。总而言之，孟浩然“无官受黜”的故事，应该是好事者杜撰出来的。
孟浩然没能做成朝廷命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机缘不巧，一个是性情散漫。孟浩然的才华是颇得宰相张九龄赏识的，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廷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期间，曾经邀请孟浩然到他的幕府之中任职。可惜的是，张九龄从此往后，屡遭打击，泥菩萨过河，自身麻烦不断，无法对孟浩然施以援手。襄州刺史兼山南采访使韩朝宗也很欣赏孟浩然的才华，自己奉召进京的时候，邀请他同行，准备把他推荐给朝廷当权者。韩朝宗先行一步，在朝廷到处替他延誉，做铺垫。可是，约好在京城跟朝廷有关人物见面的那一天，孟浩然因为跟一帮文友喝酒，没去赴约。韩朝宗当然很生气，就不再热心举荐他了。据说，那一次跟文友喝酒的时候，有人提醒孟浩然该去赴韩朝宗的约会，孟浩然斥责那提醒的人道：“我都已经开始喝酒了，身心俱爽，哪里顾得上别的事情！”于是，继续喝酒，直到散席。李白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醉中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等句，赞美孟浩然经常饮酒至醉，隐居乡间与花卉做朋友，不去替皇帝卖力。可见，孟浩然确实是一个类似陶渊明的人，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史籍记载，孟浩然失约之后，韩朝宗不愿意再为他举荐，他也并不感到后悔。依我看，这未必是实情。众所周知，孟浩然是有入世志愿的，他两次到长安，也是想有所作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最后四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就是最好的证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位长久以来一直担任一点儿行政职务的文学史教授，根据这几句诗，对孟浩然颇有微词，认为孟浩然的思想境界不高。我无法苟同这位文学史教授的见解。在唐朝，中进士、做官，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出路，也是有志之士一展抱负、实现理想的正当追求，包括李白、杜甫在内几乎所有的知名诗人都曾经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为什么到了孟浩然这里，就变成了思想境界不高呢？
孟浩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几次游历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襄阳老家。因为志向没有实现，心情一直不太舒畅，写了不少含有淡淡惆怅情绪的诗歌作品。开元二十八年，即公元740年，王昌龄游襄阳，拜访孟浩然。两人相见甚欢，整天饮酒作乐。结果，孟浩然背脊上即将痊愈的毒疮重新发作，不治身亡，终年五十二岁。
以世俗的价值观念衡量，孟浩然的一生，是失败的，诗名那么盛，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到死仍是一介布衣。但是，作为诗人，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优秀诗人多如天上繁星的唐代，孟浩然的诗歌成就至少可以排列在前十名。他生前赢得了伟大诗人李白的仰慕，死后赢得了千百年来诗歌爱好者的喜爱与敬仰。与他同时代的达官贵人们，全都已经化为粪土，姓名已然无人记得，而孟浩然这三个字却至今家喻户晓，人人敬仰。用杜甫的说法，孟浩然虽然生前落魄，但是他得到了“千秋万岁名”，流芳千古。
孟浩然没有得到唐朝的官职，丝毫都不影响孟浩然的千古流芳。按照曹丕的说法，孟浩然已经进入了“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的不朽人物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浩然没有什么损失。损失的是李唐王朝，失去了一个可以为它“润色鸿业”的杰出诗人，失去了一段诗人得到重用、“野无遗贤”的佳话。李唐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少数杰出的朝代之一了，可惜的是，在任用知识分子（唐朝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诗人）这一点上，它还是逊色于刘邦创立的汉王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说汉武帝对待作家不够尊重，是“俳优蓄之”，我多年前已经撰文加以驳正（文见《文史知识》2004年第3期），这里就不重复了。倘若，李唐王朝曾经让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担任过朝廷重要职务，而不曾那样流落不遇，那该是多么令人歆羡的天朝盛世、文物之邦啊！
也许有人会说，孟浩然等人缺少政治才干，根本不适合担任朝廷要员。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一个朝代，假如有一个好的制度，政府官员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作用大了才是怪事，那叫弄权。再说，这些诗人做不好宰相，做不好吏部、刑部尚书，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手下做个副手，做个礼部尚书，做个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伍的，总是可以的。这些诗人“恃才自傲”，往往是有缘故的。一个能做局长、部长的人，却只让他做股长、科长，甚至什么长也不给做，他能没有牢骚吗？识别一个人才不容易，因为他们写过一两句诗表现性情、发泄牢骚的诗，就不敢任用，是庸主的通病。至少，让这些有文学才华的人做官，总比李林甫、杨国忠之流祸国殃民的主儿好一些吧。我一直以为，能够写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样诗句的孟浩然，做个太平宰相，应该是可以胜任的。
写着写着就跑题了，其实我的意思不过是：一个正常的时代，是应该允许文人发发牢骚的。
2008-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