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一位在美国教书的华裔教授对我讲了一个他在大陆的亲身经历：他开学术会议时和两位中国教授合住一个房间。当时条件很简陋，房间里没有卫生间，摆着三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暖瓶热水、三个茶杯。第一个教授进来，拿了一个茶杯，倒了一点水把杯子涮了一下，涮完的水没有地方倒，就直接倒到另外的一个茶杯里，然后自己沏了杯茶喝上了。第二个教授进来，也如法炮制。结果，等这位华裔教授进来时，两位先来的已经悠然自得地端着涮干净的茶杯喝上茶，涮他们杯子的脏水则全倒在留给他的茶杯里。他明白了情况后，觉得这两个同屋大概不好相处。后来才明白，这两位非常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他们就是脑子里缺根弦，不明白自己作了什么。
最近一位经常回国做生意的朋友从上海回来，向我抱怨国内“仇富”太厉害。他举了一个例子：上海有一条小街，本来是走自行车的，最近汽车也通行了。那条道很窄，自行车和汽车很难并行。一天他开车走那条路，一个骑车人在前面慢慢腾腾地骑，身后堵了一大堆车。前面一位开车的女士觉得他成心，就狠狠地鸣了笛。那骑车人一下子火了，把车一放，站在那里对着骂：“怎么着？有本事你撞我呀？”那女士当仁不让、冲下车和他吵，另外一个司机也下来参与。我那朋友见事不好，赶紧加入进去。他找到那骑车人说：“大家都不容易，你差不多就完了。你看看，现在哪头人多？你把大家都激急了，打起来你有好果子？”那人一听才骑车走了。用我这朋友的话，那位女士鸣笛也许太急。但是，那骑车人就是看别人有车自己来气，说到底还是“仇富”。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评论，马上反问他一个问题：“在这件事情上谁有理？如果发生在美国，鸣笛的人是否是粗暴挑衅呢？你好意思站在鸣笛的人一方吗？”他一时语塞。在美国住久了就知道，汽车在路上碰到行人或自行车，从来都是谦让，对人家鸣笛是非常粗鲁的行为。在美国的公路上你经常看到：汽车在行人面前不声不响地停下，行人则慢吞吞地走路，甚至一点挡了别人路的紧迫感也没有。不久前还看到美国的报纸上报道，美国汽车打入中国市场后发现自己的喇叭不合格。在美国开车，除非有紧急情况基本不鸣笛。比如我妻子开了两年车，居然不知道怎么鸣笛。所以，美国汽车的喇叭设计得都很不禁用。在中国开车，一天鸣笛的数量就把美国车的喇叭几年的寿命都用完了。自然喇叭老坏，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而重新设计。
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小，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如今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大都市中高楼大厦崛地而起，住房水平提高不少。但许多居民迁入新房后，垃圾可以习惯性地往窗外或凉台外一扔，就象那两位教授涮杯子一样，赃水随手一倒，多一步路也不走。结果，空中垃圾成了城市的公害。再有，如今城市的交通已经堵得够呛。但汽车之间经常为了抢行而互不相让，有时几辆车宁愿都卡在那里，谁也不愿意服软。在美国开车，你左转弯时必须给对面直行的车让路。如果对面的车源源不断，你就不得不等很长时间，身后也堵了一队车。但是，对面的来车在看到你的苦境时，经常停下来，主动出让路权。这样，几个素不相识司机面对具体情况，互相打灯示意，等于临时修改了不适合具体情况的交通法规，使道路通行无阻。
如今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别人有的东西，中国人也都渐渐有了，甚至飞船也上了天。可是，上述这些简单的文明习惯，居然几十年也学不会。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国人身上真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丑陋习性吗？
以我的观察，文明习惯是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要建立公共秩序，就必须先有公共生活。否则，文明的习惯并不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自然养成。举个例子：香港和日本在生活水平上应该差不太多。我1996年夏天去香港，乘船到外岛一游，船开了近半个小时，简直就是在垃圾里开，整个海面都被垃圾覆盖。三年后住在横滨，到海边一看，海滨公园照样是大都市那种熙熙攘攘，但是海面上则干干净净。
要解释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必须看看历史所塑造的文化习惯。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渐渐演化为一个官僚帝国，政府大、社会小，地方自治组织萎缩。比如明清时代的村落，几乎没有什么文献留下来，说明管理粗陋。有钱人不是出面领导自己的村子，而是迁居城里。老百姓有了纠纷，经常到官府去告，许多地方有“健讼”的名声。再看日本，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战国时代，村落地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自治传统。村落里有集会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甚至村里保存着自己的武装。大家习惯于参加公共事物，自然也养成了公共品德。比如公用草地、树林怎么用，都有个规约，村民有遵守的习惯。中世纪的欧洲也是如此。英国史上的《大宪章》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森林宪章》，涉及使用公共资源的权利。其实中国在先秦时代官僚国家没有建立以前，和这种情况也很相象。比如“山林川泽”这些地方共同体的公共财富，在分享时都有严格的规约。后来这些公共财富被权力侵吞，集权的官僚国家由此建立，民间的这种公共资源也就自然消失了。
地方自治的社会，自己决定怎么分享自己的公共资源，也最容易培养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比如现在的美国社会，还是当年托克维尔描述的那种以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一个镇，哪里能开发、哪里必须圈为自然保护区，都是居民自己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决定的。最近我在波士顿郊区搜房，发现一个非常好的镇居然没有收垃圾的服务。我遗憾地对一位美国朋友说：“这个镇公共服务太不行了。”她则告诉我：这其实应该算一种品味。很多非常讲究也很富有的镇，镇民故意不设收垃圾的服务。大家每周在某一天把垃圾投放到指定地方。那里说不定还是个社交场所呢。我再一想也有道理：这么自投垃圾，不仅家门口没有垃圾车的骚扰，而且平时必须精心处理垃圾，保证包得严实卫生、没有味道，乃至可以放在自己的车里运到指定地点。一个镇的居民都能作到这一点，可见这个镇的人习惯之好了。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个官僚社会，什么都是上面规定的，有问题也要向上反映，等着上面的指示。久而久之，公共生活就消失了；公共秩序、公共场所的基本文明习惯也就不存在了。由此社会丧失了基本的自我管理能力，乃至三个教授住一个屋，怎么使用茶杯也不会；乃至汽车和自行车在分享一条路时谁也不让一步，闹的大家都走不了。也怪不得有话说：“一个中国人能对付两个日本人，两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两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关于一个中国人是否真能对方两个日本人，我不得而知，想来大概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吹牛吧？不过，三个中国人对付不了一个日本人确是许多人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有至少几百年村落自治的传统，很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中国人从来是官僚社会的动物，没有上面管着，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如何彼此协调，根本就没有公共的概念。比如，前一段讨论奥运会后北京是否应该维持汽车单双号进城的问题，有些“专家”立即发表高见，说以单双号限制汽车进城等于剥夺了拥有车的人的“物权”。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买了车并没有买路。路不是你的物权，而是公共资源。单双号涉及的是如何分享公共资源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开车人的物权。这么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在中国一讨论就离谱儿，一大原因就是官僚社会已经腐蚀了国民的公共观念，乃至大家一有自由就只顾自己，甚至把公共资源也算在自己的物权的账上。
如今中国社会正走向市场经济，追求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这给文明习惯的形成提供了机会。政府从社会各个领域退出后，社会就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比如，私房多了，房主在本社区就有更大的利益自我组织起来、解决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如果居民能定期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自己的社区应该怎么发展、有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把空中垃圾等等公害也提到公共议事日程上来，居民就可能很快改变自己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