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内部殖民的市场解决？

——写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国家资本主义的征收与分赃

当德国崛起的时候，就没有了殖民地可供征服。于是像疯狗一样，在欧洲乱咬。当中国需要殖民地的时候，就在国内搞殖民，把农民当作了奴隶。所以当下的政体，是建立在农民当作殖民地奴隶的前提之上，三农问题没有任何根本解决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解决，就等于推翻。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有一种平等色彩，所以把农民当做奴隶很矛盾。当时他在搞城乡二元体制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矛盾的，他迷茫了很多天，伤心痛苦了很长一段日子。但是他认为当时为了发展这个国家没有办法不这么做，这对于他是一个宿命，必须那样做！

邓小平确实不一样，确实是个知识分子官僚的一个代表。改革开放的时候，受益最大的是政党集团以及其边缘知识分子，所有的一切利益，包括国企改革，包括土地的所有，最大的一块利益，就是服务于他们。把历史的所谓的意识形态都抛开来看，就可看到真实的脉胳。改革开放三十年，更明显的是一个城市对农村的更加剥夺。城乡二元体制真正定性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城乡二元体制应该是发展的一种自然现象，用宪法加以规定，上升为一个政治制度就强化了不平等，并且越来越狠。

内部殖民的问题，是1949政治秩序的黑暗根基。到了今天，对于底层来说，原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没变。改革开放前到今天，到隐藏在社会主义面具之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在运行。

阿伦特说，资本主义系统的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征收（expropriation）过程。征收，资本的初始累积——这就是资本主义借以崛起并一步步前进的法则。过度征税，一种事实上的通货贬值。通货膨胀伴随着经济衰退，是较为温和的征收形式。苏俄等社会主义国家征收的过程走得更远。本质上，社会主义只是延续了资本主义开始出的事，甚至更推到极端。

这种征收，也同时体现为行政垄断的盘剥，可以从绝对不会放开垄断性，就可以推论得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本性。

权贵官僚集团，不断通过吸纳民间精英，例如入党，变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样吸干了民间的对抗力量。一旦民间精英被招安，回头开始压制新生的民间秩序。改革注定牺牲百姓，有拳头有权力谁分钱，谁发财。

征收与分赃，可以推出两个中国的表述，一个是权贵的，一个底层的，尤其是农民的。这两个中国，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即使改革，让底层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并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不过是把原来工业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变为更加隐秘，更加具有欺骗性。可以以改革开放几十年工资增长的情况作为说明，工资增长在国家的控制之下，极为缓慢，可以说就是对劳动者价值的榨取。

让底层的情况有所好转，也是一种完全依赖于政治手腕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处于把鸡养活可以下蛋的考虑，如果饿死了鸡，那么就无法长期的征收。改革每一个重大利民措施，不过是为了更大的征收。富裕一点，就被征收一点。当下胡温新政要增加初次分配，由于垄断结构的存在，不过是在穷人身上过一下，又转移到权贵那里。

回到政治性

政治宗教的建立和控制贫富分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两大难题。民族国家固然是兄弟姐妹的共同体，是一个趋于平等、自由、独立的，然而在财富方面，距离这个目标最远，即使一个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民族国家，实际上也是允许很大程度的财富不平等。也就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切割，可以实行法律上的政治平等，但是允许了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1848年之后至今的欧洲，是否把民主平等价值贯彻进入社会经济领域，成了一个巨大难题。战后福利国家的出现，只是转化了，或者部分替代了这个难题，并没有比较彻底的回答。

贫富分化可以导致自然状态，或者说内战。这不仅是不优良的政体，能够导致，甚至连市场本身一样的，一方面可以遏制贫富分化，促成底层民众的自我保存，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之中，会暗中滋长负面因素，导致自然状态的出现，例如重大经济危机。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是霍布斯“人对人是狼”的压缩版。也即是说自然状态是永远无效消除的，只能控制在一定领域，或者拖延到几十年之后。这样的去政治化过程，如果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阻挡，那么自然而然会引起更强度的对立。交换与欺骗总是息息相关，交换是一种合法的，轻微的欺骗，可是如同珊瑚虫那样，在海平面之下日积月累，就会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和出路，黑格尔指向了政治性，指向一种政治经济学。施密特说黑格尔的每一个学说，无不具有政治性，看来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势》中将天主教的政治性与经济社会思维方式对立起来，是接着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讲开去。用天主教的政治经济伦理，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并指出出路，这是纳粹兴起前夕天主教学者的一致思路。

对市民社会的超越和出路，19世纪末指出两条路，一条是纳粹的唯心主义，在服从的政治中虚化对立和冲突，就像给穷人打海洛因一样，一条是天主教的政治经济伦理，用一个超出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力量天主教教会，当作利维坦来管束调处。

霍布斯让国家成为利维坦，不过是承接天主教教会的政治权威。但是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快的，国家的根基，就由法律位移为道德，然后变为经济。也就是国家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时候管束调处的功能就消失了，国家成为重商主义的，反而加剧了对立和冲突。甚至国家成为对立和冲突的一方。

由法律位移为道德，也就是为官僚权贵集团所主导，官僚权贵集团与社会主要阶层，构成一种分脏关系。所以要避免由法律位移为道德，就要遏制淡化官僚权贵集团，也就是建立有限政府或者真正共和式政府。

在政治经济学历史上，对于土地价值的分享和工资占利润的比例，从来没有定论，其现实中存在的，完全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这里赤裸裸的体现对立和冲突，攫取和占有。阶级对抗和内战，主要蕴含在这两块领域。

市场解决农民平等问题？

在《占有/分配/生产：一个从Nomos出发决定每种社会经济秩序诸几本问题的尝试》中，施密特重复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生产的每一次增长都实际会让分配变为更加困难。也就是说施密特攻击了“做大蛋糕”的信仰，把蛋糕做大，就可以让分配成功进行，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性抗争。

这种信仰是改革时代“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心理前提。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问题在，那就是现代化工业商业，对前现代农业的盘剥。在实行工业化之时，中国就对农民展开剪刀差的政策。农民生产出来多余一点，就被抢一点。

如果中国从整体上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家，那么就可以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都市与乡村之间，缔结了一个超历史长度的社会契约。打个比喻说明，老大对老二老三老四说，，你先把你的钱借给我，等我做大了，我们共同富裕。然后一把抢了过来，老二老三老四没话说，等到做大了，老大就想方设法占住利益，不断找理由，还不时找流氓吓唬老二老三老四。

实际上，除非有一个比老大更加强大的力量，把老父亲请回来，否则作为一家人的感觉，已经做大蛋糕，都不足以解决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初约定。这个契约本身的正义性，就有问题，然而现在即使不计较，老是按照契约执行，老大也不干。

城镇化也无法抹掉这种对立和冲突。城镇化在我们的设想里面，是作为中国农村问题，或者是前现代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就是把前现代的东西纳入到现代的都市化里面来解决，完全把农村和前现代性，当作没用的阑尾，用剪刀剪掉。现代都市秩序从乡土秩序中解放出来，构成与乡土秩序对立，最后把乡土秩序抹掉。

所有的制度都建立在一个价值等级上：工业高于农业、现代性高于封建的东西、城市高于农村。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么一个价值等级，没有宗教信仰等东西的支撑，就没有现代社会。这个东西是要每个人都接受的。不接受，大多数人就用国家暴力来强制你接受。那么大部分人接受这个观念，那这个时候就有了“大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要是谁站出来说，我就相信乡村高于城市，那就要被专政掉。包括新乡村建设，都是有这个价值等级的。

城镇化是这样一个思路：我把钱抢过来，建立一个大城市，然后把你弄进来，再做我打工仔，被嵌入城市的奴隶总比农村的奴隶强。农村是黑暗的，永远没出路。这样的等级秩序，依赖于民族国家外部世界是可以带来好处的，也就是有源源不断的利益进来，这样不断提升城邦居民。城邦居民的早期位置，就留给进程农民。

从一农民的角度，或者农民子弟的角度，来看改革，改革措施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特别明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土。所谓的改革意识形态，不过就是抹去了这种自然状态或者真相。就是一次有权和有拳头者的分赃。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的格局，是给一定的精英流动，就像虾米可以变成小鱼，小鱼可以变成大鱼，这样的食物链就不断裂。可是希望实施要破灭的，无法长期的，而且精英是少数的，大部分人是虾米，永远是虾米。这样的食物链，自然而然的积累怨气。给一定的精英流动，就是给最大多数人希望，这样的路径，肯定要制造怨气，给与希望就是积累怨气。

毫无疑问这种等级关系不严重，不发生严重对立和冲突，依赖一种神圣宗教和每一个阶层都可以同时上升，上一个阶层的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下一阶层，例如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城市平民变为财富贵族，而城郊农民变为城市平民；或者罗马式的征服。当改革开放不再促进的，就自然想要征服，要“大国崛起或者大国攫取”。

当西方或者外部世界，不再流入利益，或者看起来是西方世界流入（其实更大是流出），当中国必须依赖于西方，造成看起来西方流入利益的时候，其实是用大利益换小利益。不过这种真相是被现代性经济全球化话语掩盖着。当流出看起来更明显清楚，或者西方要从这里剥削的时候，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的格局，就断裂了。

改革之后整个经济发展，是想团结全国的人，参与到全球化竞争。农村就被裹挟进来。所以在这种方案眼里，纳入到全球化的体系和都市化，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村问题，或者是前现代问题的根本性解决。

请回老父亲？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属于严重对立状态。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秩序，一个是乡土，一个是城邦。城邦与国际商业殖民体系共谋，共同伤害乡土秩序。也就是说，当民族国家嵌入全球化体系之中，这种对立更加严重。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更知道其中奥妙。闭关锁国正是基于农业国的具体政治情势，上山下乡是对城邦化的浪漫主义道德批判。

在今天，当解决再分配的时候，权贵官僚集团可以离开中国，已经融入全球金钱贵族的因素，必须重点考虑。这已经构成不可均贫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如果没有当局完全抛弃1949年之后对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那么，并没有像主流经济学家，把都市的市场经济，当作全部，而是始终对农村问题留个心理疙瘩，在心里惦念着的。这对于一个政治家，并不是难事。

还可以猜测一下：那就是中央财政的大量集中，有可能用来解决三农问题。如果毛泽东在世，一个来自农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会相信这一点，这么混合着希望，善良的期待或者无知。停留在这种想法的，会积极捍卫中央财政的大量集中，结果被中央汇金公司送给美国制造航空母舰来打中国。即使在任的胡温，对毛泽东心有戚戚焉，搞一搞新农村建设，补偿农村，还是落实到农村的官僚阶层。

所以首要的问题，还是官僚权贵，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也不过是少数人受益。大部分人底层获得好处，来源于政治的重新分配。从城市到农村，改革是一条沙漠中的黄河，不仅杂质一大半，而且很快就被吸干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强调中央集权是一种痨症，强调市场解决，更是一种雾里看花。

启蒙政党与国家机构一体，并且把自己渗透到每一个位置中去的时候，这时候，党国体制的腐败和堕落本身，来自绝对强度的政治权威。在现代性初期的绝对君主兴起时期，强大的利维坦，是用来遏制权贵豪强的，因为权贵豪强与主权异质，遏制权贵豪强，就等于国王和百姓站在一起，结成同盟，可是在绝对君主中后期，权贵豪强已经变为绝对君主的肢体，或者说从绝对君主长出权贵豪强的，这时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加强绝对强度的政治权威，只会强化权贵豪强的腐败和堕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顾及都凯撒主义的历史语境，当面对凯撒和凯撒的肢体们，作为万恶之源时，很显然与霍布斯权威的自由主义方案，已经大大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不可依葫芦画瓢。

在政改中，中央集权生与死的，处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中。是此岸与彼岸的距离。越用力用嘴皮子促进政改，就越需要中央集权推动，越需要强化中央集权，距离中央集权瓦解越远。这种鸿沟，并不得道德和对权贵启蒙说服得到，及即使诉诸于功利主义说服，例如民主化对他们的好处，也是枉然。因为他们的利益，荣耀，人生实现，甚至种族繁衍，都植根于其中，政改对于他们来说，是连根拔起。

当然只有一种超出道德和对官僚权贵启蒙的立法者，才有可能。也就是在超善恶的立法者的境界中，中央集权生与死不可调和的对立，才可能化解。官僚权贵是不可教育的，必须动粗，实行打击，才有可能回归到政改轨道上来。

这时候依赖于加强中央集权，来遏制腐败，来控制分化冲突，避免内战，与希望通过加强政治权威来（开明专制）搞政改，陷入了同样的错误，可以说是同一猪圈中以为自己在思考的猪。

这二者都有一定虚假的民众基础。在王朝末期，民众如何都让渴望皇帝和他们结盟，站在他们一边，遏制腐败，打击豪强，所谓中央政策是好的，而被地方官执行坏了。

之所以说是虚假的，这是古典时代有皇帝的时候，还基本上看得见影子的，还是有一些政治效果，可以期待的，到了一个现代神话君主，也就是启蒙政党整体做皇帝的时候，群体比个人更没有道德，更是深陷其中，一点也期待不得。权威的自由主义方案，基于绝对君主兴起时期开明专制的历史记忆，基于古代中国皇帝的历史记忆，都是不可靠的社会想象。

基于古代皇帝的历史记忆，与现实中遏制腐败，控制分化冲突拯救共同体的需要，重合在一起，那么当代唯一的选择就是为毛泽东招魂。这是一个方便在手的选择，没有一个历史人物，即使孙中山，也没有毛泽东这样符合集体需要，触动最深层的集体记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直接构成与官僚政治的对立。在民众眼中所见即所是。如果从意图伦理来看，毛泽东确实是最合适的选择，即使文革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反对，可是这一些人逐渐要减少，而且随着时间的流失，记忆会有青橄榄变为甜味。

为毛泽东招魂，并不是一定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一种对超凡魅力的领袖和立法者的渴望。这种渴望并不是任何理性说服的，即使最强大的宗教，也只能转化，而且需要很长时间。

没有人还可以是毛泽东。一蟹不如一蟹，这种招魂容易形成虚弱的凯撒，即使毛泽东复活，也不见得可以打破官僚政治，除非又让中国陷入战争状态，才有一线机会。可是一旦陷入，例如对外扩张，民众更加遭殃，而官僚政治可以从中渔利。一个强大的凯撒，更是官僚政治的，即使对民众眉目传情，也仅仅是引诱，得不到任何真实的利益。

一种基于道德的政治，必然是加剧政治冲突的。既是一个基于道德统治的良好僭主，也同样是如此。皇帝即使站在人民一边，但是99%以上还是权贵打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一个哲人，顶多帮助皇帝有了1%。这百分之一，一样要被归于官僚权贵。

虚假面具土地财产权

现代化过程的土地，是已经金融化，可以流转的商品。那么土地呈现出来，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那么成为焦点的，就是土地上所蕴含的价值的分享，而不再是古典财产权意义上保障私人的地盘。赋予当下中国农村私有产权，并不是确认土地的占有，而是一次不均分赃。也就是让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分一杯羹。所谓的土地纠纷，只有在土地流转的时候，才会大规模发生，而土地流转，正是土地上交换价值的兑现。

看来私有产权仅仅是一个道具，仅仅是一个皮。里面蕴含的土地价值，才是真正关心的。私有化的反对者，也并不是真正的反对私有产权，而是当私有产权兑现，就把有全国人民创造的土地价值，就归于占有土地的人。这是一种文明海盗的掠夺，没有劳动就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一种盗窃。犹太谚语中说，私有权就是盗窃，在这个地方很昭然。

这样的私有化进程，还造成未来纠正，恢复原始正义的难度，抹杀了工业农业剪刀差社会契约，遗忘了土地价值由民族国家集体创造，也集体共享的原则。

在虚假的面具财产权之上，而不是利益公正分享之上争论，促进私有化和维护国有的两种思潮，都是错误的。面对一个强大的掠夺国家机器，维护国有不过正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显示的那样，更加便利于流失。维护国有依赖于一个清廉公正的政府，这个左派可能做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可能碰到。如果确实有一个清廉公正的政府，维护国有更可以达到利益公正分享。可是一切都很美好，就是前提在于梦中。

同样促进私有化，是一种杀鸡取蛋，为了分赃来维护稳定，可是牺牲的是整体利益。会刺激并没有遗忘的革命理想，实际上对中国问题，是雪上加霜。私有化会造成血流成河。而私有化原初意义上，正是为了避免如此，可是结果却相反。私有化会让民众越发相信国有对他更对的。留在国库中流失，至少要比已经流失到个人手，也好一点。

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错误的悬崖之下，向前向后都是死路一条。原地不动，并且让悬崖倒塌，并且让自己回到大地上。也就是维权，阻挡财富流转到权贵官僚手上，才是唯一正确的。对这个前提丝毫不考虑，而推进私有化与反私有化，都是自寻死路。

根本出路

“民族国家”要避免成为权贵官僚专政的工具，就要里来于一个共和的有限政府，可是在中国语境下，有限政府的诉求，会被乾坤挪移，转移到可以保护民众的一些部门。所以，炮打中国语境，才是重中之重。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秩序中，三农问题是一个超越1949的问题。

如果站在农民的角度来思考中国1949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获得一个绝对的尺度，一个自然权利的尺度，恢复了不公平分赃的本来面目，看到一个民族国家友爱面目下面的欺诈和抢夺，自私和恶的本性。也就是把政治性带回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来。

权利平等并不来自市场经济本身，而是来自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国家。也就是说，国家作为一支强劲的手，插入市场中，提了市场本身并不能提供的权利平等。它来自法律，是法律上的平等。而市场本身是欲望、激情云集的地方，无形之手形成的秩序，并不等于平等。所以立场为国家立宪之说，属于混淆是非的胡说。所谓的契约自由，主体独立，并不是市场本身所有的。当市场掠夺了商业伦理习俗和商业法规，并且宣布为国家立宪，不过是一次经济要求决定政治的谎言，一次狂妄举动，而实际上除了说谎，什么都没有发生。

市场经济被寄托给于平等的理想，尤其是底层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个具体人格神，例如上帝来象征平等的理。没有天上的，就找地上的。那么必然找上人间的政治事物，例如民族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市场经济来承载，来象征。平等的理想，与特定历史时段的承载体象征物，是两码事情。象征物有可能可以满足要求，也可能满足不了要去。也可能特定时间可以满足，过了这段时期满足不了。

剥夺和被征收是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国家资本主义剥夺和被征收，还不如被资本主义剥夺和被征收。阿伦特说，能否拥有一种在“征收”的过程中保护私有财产，控制经济，并且独立于经济力量及其自律运动之外的法政制度。那么，经济决定政治的说法，就要被彻底扫除，必须恢复政治性，必须有一种力量可以代表政治性，来压制经济力量。当国家本身就是资本家，就是一种经济力量，这时候，找谁来压制呢，那么只有人民的抵抗。

农民阶级是最接近自然的，对农民的奴役，其实也就是对自然的奴役。那么工业商业对农业的奴役，与资产阶级近代以来无止境征服自然的狂妄是一致的。未来中国的农民解放，不管是以暴力还是非暴力的形式，都具有对以往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进行彻底价值重估的作用。虽然目前打着对消除工农业剪刀差原教旨色彩的旗帜，但是必然回到从根本上摧毁不正义历史契约的历史高度。不仅仅是找回老父亲，找回契约捍卫者的问题。

农民的抵抗，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更接近自然权利。例如中国农民的依法维权，而自由主义油然产生亲近之情。在当前的维权运动中，自由主义者基本不帮工人，而很自然而然与农民结成同盟。农民解放，已经再次成为中国的首要问题和方向。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高度，还有世界历史和世界精神的担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