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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下跌 媒体：北京油价上涨缺少足够理由
美欧继续下“猛药”拯救金融市场
南水北调：3亿方水能否解北京之渴
去工业化：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
国际油价下跌 媒体：北京油价上涨缺少足够理由
2008年9月17日，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加剧了投资者对能源需求下降的担心，国际油价16日再次大幅下挫，纽约市场油价盘中一度逼近每桶90美元，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交易价和收盘价则双双跌破90美元。
北京发改委发布成品油价格调整通知，自10月7日零时起，北京汽、柴油标准品零售基准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00元和290元。93号汽油和97号汽油上浮8%后，最高零售价格分别为每升6.37元和每升6.78元，较调整前的6.20元每升和6.60元每升分别上涨了0.17元和0.18元。
为什么要提高成品油价格？业内人士称，是为了补偿生产欧Ⅳ标准汽、柴油增加成本。听起来理由充分，却不足以让人信服。据报道，北京今年3月更换了欧Ⅳ标准的油品，为什么直到半年后才以这样的理由提高价格？事实上，许多商家在推广质量更好、更环保的产品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很少会提高价格。可是在成品油上，一推广更高标准的油品，就常常会出现涨价呢？由欧Ⅱ提高欧Ⅲ，再提高为欧Ⅳ标准，哪一个不是如此。
其次，在国际油价下跌的情况下提高油价合适吗？就在北京提高油价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6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业交易所11月份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盘下跌6.07美元，报每桶87.81美元，与7月11日上触的每桶147.27美元历史高点相比下跌了40%。伦敦ICE期货交易所11月份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下跌6.37美元，报每桶83.88美元，与7月11日上触的每桶147.50美元历史高点相比，下跌了将近64美元。与之相伴的是，美国常规汽油平均零售价格从4.114美元历史高点下跌到每加仑3.504美元。可是，中国的油价不但没有下降，还在上涨。难道国际油价下跌，不减少成品油的成本吗？
第三，油价高低和群众生活工作密切相关，提价要不要经过听证程序？不经过听证程序，消费者怎么知道汽、柴油每升分别上涨了0.17元和0.18元就合理？石油公司的成本究竟是多少，有没有不合理的成本？国际油价下跌为石油公司带来了多少利润？实施欧Ⅳ标准究竟提高了多少成本？这一切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一头雾水，如此情况下，涨价公平合理的吗？能杜绝石油公司的暴利行为吗？(肖华）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美欧继续下“猛药”拯救金融市场
面对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美国以及欧盟多个国家近来被迫连续进行大规模注资或提供大规模银行个人存款保护措施,连下“猛药”以期望挽救金融市场。不过这些措施短期内恐怕仍然尚难以奏效。
美国承诺加速启动救援
美国政府6日承诺，尽快出台救援方案具体实施办法并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
财政部将尽快采取行动，落实国会最近通过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以努力帮助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即财政部通过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使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以充实资本，并由此促进停滞的信贷市场恢复运转。
同时，为缓解信贷市场紧缩情况，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当天决定，开始为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并宣布可能把它对银行业的贷款规模扩大至9000亿美元。
据悉,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官员还将在10月10日与欧洲央行和七国集团成员的官员举行会谈，以求联合应对目前的金融危机。
欧盟各国出台银行个人存款保护措施
截至昨日，已有多家欧洲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在连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近日来，欧洲各国政府已经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出了规模不等的银行个人存款保护措施。
记者了解到，包括爱尔兰、德国、丹麦、希腊和瑞典等在内的各国政府均已采取各种手段，为国内银行的个人存款提供担保，以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爱尔兰决定向国内6大银行提供为期两年总额达4000亿欧元的个人存款担保。德国政府与相关私营金融机构5日宣布，把对该行的援助金额提高到500亿欧元，德国政府还决定为个人银行存款提供不限额担保；丹麦政府则与各商业银行就成立风险基金达成协议，并决定在今后两年里向此基金注入350亿丹麦克朗。
此外，英国和奥地利政府也在考虑或者计划推出类似的政策。法国总统萨科齐6日宣布，不会让本国银行储户有任何损失。这意味着法国将为个人存款提供全额担保。
“猛药”短期内尚难以奏效
美国与欧盟采取这些措施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不少专家认为，这一次金融危机“病情严重”，纵使下“猛药”也难以短期见效。
中信证券分析师程伟庆认为，美国政府的救助无法力挽狂澜，美国最新的多项经济指标暗淡无比，但救助计划若能防止信贷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重树市场信心，将有助于缓解衰退深度、缩短衰退时间。
中金公司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次贷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很大，欧洲金融机构纷纷减记，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将近全球减记总额的一半。鉴于欧洲房市还有较大的下跌空间，以及外部风险深化可能性大，未来欧洲金融市场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认为，当前美国的资产价格、总信贷和住户净债务格局与以前导致经济衰退的金融压力时期相似，因此美国仍很有可能发生急剧的经济下滑——可能提供某些弹性的抵消因素是：这场危机开始的时候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相对健康，且联邦储备理事会大力放宽货币政策。IMF认为欧元区的住户资产负债状况“相对强而有力”。
南水北调：3亿方水能否解北京之渴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建成通水，来自河北的清水正缓缓流入北京团城湖——
刚刚过去的黄金周，北京居民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喜事，随着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正式建成通水，3亿立方米汩汩清水从河北调往干渴的北京。南水北调，这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正在一步步由梦想变成现实。
北京到底缺多少水？
今年，北京的老百姓普遍感到雨水较多。来自北京水务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截至10月5日，今年北京降水量超过多年平均的558毫米，达到624毫米。尽管如此，北京的缺水难题依然没有解决。2008年北京市的总需水量为38.9亿立方米，如果没有外调水源，将出现近3亿立方米的供水缺口。
“北京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的1/8。从1997年以来，连续9年干旱，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说。这些年来，由于缺水，北京不得不长期超采地下水，严重影响了水生态环境。
为保证北京供水安全，经多方案比选并报经国务院同意，决定2008年利用优先安排、率先建成的京石段工程，从河北岗南、黄壁庄、王快3座水库向北京调水。输水线路起点位于石家庄市古运河，穿北拒马河中支后进入北京市，最后到达北京颐和园的团城湖。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京石段应急供水，计划从河北省调出水量3亿立方米，到达北京的水量约为2.25亿立方米。加上节水和挖潜力度等措施，基本能解决2008年北京的供水缺口。
河北是否有条件向京供水？
北京缺水，河北省也是短水省份。河北是否有条件向京供水？
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刘凯军说：“作为本次调水的水源地，目前河北岗南、黄壁庄、王快3座水库总蓄水量为13.3亿立方米，扣除工业、农业、部分环境用水，再通过优化农业供水量，能够供给北京3亿立方米水量。”
为了保证本次调水水量，河北优化农业供水量，对一些农田灌溉会造成一定影响。北京结合进京水价，给予了河北农民合理补偿，对河北自身影响不大。
为配合向北京应急供水，水利部从2008年1月25日启动引黄(黄河)济淀(白洋淀)应急调水，为河北补充生态水量。到调水结束后，向白洋淀输水1.56亿立方米，保证白洋淀水位维持在5.39米左右。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2008年京石段应急调水，是经过国家有关部委协调河北、北京两省(市)充分协商后决定的，调水时间、调水量对两地均是最佳选择。
进京水的水质怎么样？
调水水质的好坏，关系着千家万户。
张基尧介绍，目前调水源头3座大型水库的水质均为Ⅲ类以上标准，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标准。从输水方式看，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采取立交输水，渠河分流，避免了污染。另外，在渠道两侧都布设防护栏杆，在主体工程两侧设置了截流沟，使干渠处于半封闭状态，防止人为破坏，防止泥沙、废弃物、垃圾等进入渠道。
为保障清水进京，京石段划定了一、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采取了严格管理措施。在调水期间，沿线布设10个水质监测站，进行全程跟踪监测，确保进京水的水质达到Ⅲ类标准。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何凤慈介绍，京石段调水进入水厂前，设置了三道关口，采取了四种预处理工艺，严把水质关。三道关口包括：在位于团城湖的“一线”输水管线入口处，设置了粉末活性炭吸附和次氯酸钠消毒预处理工艺；在关西庄泵站设置了高锰酸钾预氧化工艺；在第九水厂北侧设置了臭氧预氧化工艺。
缺水问题如何彻底解决？
“为应对水资源供给紧张局面，北京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毕小刚说。经过多年努力，北京市万元GDP水耗由2000年的164立方米减少到去年底的38.6立方米。
根据《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年需水量将达40亿—50亿立方米。到南水北调工程全线贯通后，每年将向北京供水10亿立方米以上，届时与本地水统一调配使用，能够保障首都的供水安全。但随着人口增长，北京人均水资源量还是低水平。
毕小刚坦言，从长期看，解决北京缺水问题应当靠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节水应该是北京今后的长期任务。要不断创新节水理念，挖掘节水潜力，形成一套适应北京水资源特点的节水管理体系，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持首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去工业化：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
来源： 新浪财经 作者：毛明江
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非工业品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一说起工业革命，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蒸汽机，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身上披着厚厚的历史尘土；而在故事的核心，则是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技术创新，以及由此引发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进化。它是内生而主动的。
一说起中国的工业革命，感觉却陡然转向，与之相连的历史场景是坚船利炮，是血雨腥风，是救亡图存，那是一种被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无奈举措。因此，中国工业革命的本身是被动的，虽然它年轻了100多岁，却是模糊的。
现在，似乎又到了需要“被迫”而“明确”地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称那次帮助中华民族在抵御外强和安定内乱中成功求存并崛起的工业化改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称我们歆享着从外国人那里买来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并同时再向他们倾销商品的“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要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了。
恶果正是蕴藏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功里，那就像是一片开满鲜花的沼泽地。正在淹没着大批中国企业的泥潭，正是那些发达国家已经放弃并推给我们的简单而低级的工业制造业；我们享受着来自工业生产的微薄利润，满心欢喜地以为凭此可以打遍天下，但是很快就发现那不过是幅美丽的幻景，“血汗工厂”、环境破坏、恶性竞争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并将持续地把我们所谓的竞争力侵蚀殆尽。
这就是中国“第三次工业革命”面临的背景与使命：如何守住我们的竞争优势，扭转不利局面，将不断向下的恶性循环转变为真正面向长久未来的良性螺旋？
我们的答案是：“去工业化”。去工业化，不是说不要工业了，而是要抛弃仅仅倚赖工业制造获利的简单商业模式。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工业为基础与平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依靠管理、技术、品牌、渠道、信息化等与工业水乳交合的共生优势，来实现中国企业从“市场发现型”向“市场创新型”的进化。
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
最早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指的是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是以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工场个体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以蒸汽机等机器的广泛使用为代表。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晚了100年，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夜，它的特征是完成中国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生产的工业化普及。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亡国的危险，李鸿章、曾国藩等清朝重臣发动了洋务运动，中国建设了近代第一批兵工厂、造船厂、冶炼厂、纺织厂以及煤矿、铁矿，“企业”(Enterprise)这一西方的产物开始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国企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短暂的黄金(194,3.39,1.78%,吧)发展，一大批近代民族企业壮大起来。但随后的战乱让中国企业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直到新中国成立，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才基本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05年前后，在此过程中，中国制造崛起，“世界工厂”地位确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逐步产生有效的产业链分工、形成产业集聚带。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曲折而漫长，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高速前进而战果辉煌。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变成全球制造基地，从打火机到汽车零部件，从制鞋到服装，从电脑到造船，制造业遍地开花。
尤其是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化的进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此过程中，中国服装、制鞋、家具、汽车零部件、IT制造等行业形成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产业带应运而生。
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蓝天消失了，河流变黑了，资源快枯竭了……这种付出与获取极度失衡，在世界许多地方，中国制造同时也是“低端”、“低价”的代名词。“人家拿大头，我们拿零头，如今挣个零头都很难了。”
在内外夹击的2008年，中国许多企业更是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制造业阵痛之源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这一轮企业危机表面上是美国经济衰退、国内宏观调控等因素引起，但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广东乃至全国创造经济奇迹的东莞，去年GDP的总量超过了3000亿元，排在不少中西部省份的前面。中国经济高增长依赖的正是不断被复制的“东莞模式”：政府提供土地或者已经建成的标准厂房，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数量庞大的制鞋、制衣等企业由此成立生长，生产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为主。
但是由于没有自主品牌、没有核心技术, 生产网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生产链条的末端，东莞企业为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不少工厂沦为名副其实的“血汗工厂”。由此附加值极低，抗风险能力也极低。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
温州企业走了依靠自有资金发展的道路，但温州模式也同样存在问题。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温州长期以来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并且它采取的战略是低成本、低价格，整个产业层次不高；同时，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在温州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新兴产业很少。
另外，企业家的经营理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家群体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柯兹纳所讲的市场发现型：这类企业家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的洞察力；另一类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型：这类企业家能依靠创新、创造市场机会，打破市场既有的均衡。中国的企业家在近30年的发展大多数选择了属柯兹纳的市场发现型战略。
长期研究浙江民营企业的浙江中大集团副总裁、浙商研究会常务理事胡小平对上述说法表示认同：正是因为大多数民营企业采取了市场发现型的发展策略，国内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上呈现多变性、粗放性、同质性这三个方面特征；市场发现使得民营企业30年来抓住了内需和外向型发展的机会，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也蓬勃兴盛。
“但是它的矛盾也是越来越深刻。”胡小平说，因为多变性，使得企业在管理经营上没有达到现代企业发展制度的需要；粗放性使得企业整个战略决策上和整个管理中耗能大、耗费大；只要能赚钱企业就做，因此粗放性又表现出它的不经济性，同质性又影响了区域经济整体的发展。
第三次工业革命：去工业化
面对危机，出路是中国企业主动变革，全面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可以由2005年以来的产业危机为契机，少数先知先觉的企业可能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封面专题的随后文章将以企业案例形式介绍其中的先行者与佼佼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黄少卿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企业从简单商业模式向复合商业模式转变，从“市场发现型战略”向“创新型战略”转变，即从“柯兹纳型企业”向“熊彼特型企业”转型。它的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去粗放与去工业化”。
“去粗放”，很好理解，就是大量的中国制造企业要彻底抛弃现有“五低”(低利润、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低端性)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精益制造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在“去粗放”上，华为、海尔、联想、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已经走在了前面，并取得不错的成绩。
“去工业化”，指的是中国企业要摆脱仅仅依靠“微笑曲线”底部的加工、组装、制造等“工业”环节获取利益的模式，向研发、材料、采购、设计与品牌、物流、渠道、金融等微笑曲线的高端转型与升级。“去工业化”后，中国企业将不是单单以工业产品赚取利润，而以品牌、渠道、营销，以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信息咨询等“非工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结合来竞争获利。
具体而言，有以下路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升管理附加值 管理，尤其是生产现场管理仍然是中国企业的薄弱环节，我们可以借鉴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管理经验，提升产品的质量并降低成本。同时，通过优化管理，向品牌、营销、采购、渠道等要效益，可以大大提升产品超越单纯生产的附加值。提升管理附加值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自主技术研发，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必须承认，企业研发能力的提升很难一蹴而就 ，这不但是因为人才培养和积累需要时间，更是因为研发能力有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因此，有实力的企业必须尽早着手建立自己的研发能力，譬如，将优秀人才不断地送到国际上优秀的专业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学习国际先进的产品开发流程与组织架构、与本行业技术水平最好的公司合作设立研发机构、借助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力量实现技术攻关，等等。
产业组织变革，做供应链管理者 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国内企业往往选择把产品价值链的大部分环节放到企业内部完成。但是，这也提高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而且，企业资源分散到多个环节也不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优化。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应该借鉴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布局的经验，进行产业组织变革，将资源集中到本企业效率最高的环节(如研发、营销或关键的生产环节)，而将其他环节通过市场交易转移出去，转移方向包括中西部地区或者印度、东南亚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本企业则逐渐向供应链管理者的身份转变。
对接信息化，创新市场 信息技术(如ERP、计算机辅助设计/生产等)不但可以提高企业内部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也有助于本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包括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协同，中国企业应该进行全面的信息化改造。同时，由信息技术带来的市场变革已经显现，中国企业要及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来创新市场空间，获取新一轮的市场渠道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否则，不用太久，中国企业又将再次陷入被动的境地。
信息来至网络 仅供领导参考
信息中心主办 每周一期 周四出刊 限印4份
出刊日期：二〇〇八年十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