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运亨通之七
龚明德
我所说的“书运亨通”，与阿Q在他虚幻中之人生最得意的季节，也就是作品第七章《革命》里他跟赵太爷的似乎是第一回不仅平等而且还像高了一截地说话中的“要什么就是什么”是一个意思。我说我的书运亨通，绝不是说我弄到了被收藏家们认定为可以升值的“好”的书、报或刊，其实仅仅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
这不，我上个星期一边细读何方的《党史笔记》一边还在渴望搞到一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共党章，昨天的旧书市场上就用一元钱买到此书的单行本了！正在交易的时候，摊主还拿去检视了一次，但是我的表情和语言使得他相信了如果不见钱就卖的话，这本东西将成为“死货”。我回到玉林，就动手拔去了生锈的两根铁钉，七十二页的小册子，一份中共党章、一篇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是当时的印本。我读了我关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被彭德怀和刘少奇等当年党内健康力量主张删去了的有关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的字句，尤其是邓小平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还专门有一段公开谈论这一点，就在这书的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页上，真是让人高兴。但是，万万意料不到的，是马上这个被删去了名字的人，就大刀阔斧地干了，首先就对文化开刀……
昨天我还买得一本《苏联改革的轨迹——戈尔巴乔夫言论辑录》，是分类摘编的大十六开的内部印本，有准印证号和定价，是新华社《国际内参》编辑部印行的。我浏览了一遍，是一本值得细细参考的资料集子，比如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节，戈尔巴乔夫对托洛斯基、布哈林、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波列日列夫等人的评价，都是比较冷静的，说好的同时也说其弊端。苏联最终告别野蛮走向真的民选政权，不容易。
贱价得到一本梁斌的《笔耕余录》，是一九八四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斌的以回忆录为主的一本书，近三十万字，四百六十七页。没有人读过，书上有三方章——“国营五洲电源厂图书室”、“国营第七五六厂图书室”和“作废”。我估计，“国营五洲电源厂”和“国营第七五六厂”是一个“单位”的前后名称，建立“图书室”的历史很短，因为这本书上的编号是“0882”，决定撤掉这个“图书室”也还是从容的，还是“国营”阶段，还有人来得及加盖“作废”的小方红印章。这书的边角都卷了起来，我一页页地理顺，然后才靠在了南花园的躺椅上浏览。我读了属于回忆录性质的一些文字，得出初步的结论：这个梁斌的回忆录不可信，他连篇累牍“回忆”他的《红旗谱》的构思、写作和修改，连一句说及萧也牧的话都没有。我们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估计都知道，萧也牧在所谓的“新”政权“建国”了起第一个被“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棍棒打成坏人后的一个突出“戴罪”贡献就是花大气力处理《红旗谱》书稿，而“三红”之一的《红旗谱》走红，没有萧也牧，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是，我们这位“大作家”梁斌先生，他六十多岁绝不会糊涂的年纪写出的回忆录，却只字不提他的大恩人萧也牧，说明此人的品质可疑。
另外弄到的几本一九五五年的《长江文艺》，几乎都是“批判胡风”的专辑。别的省份出版的那个年份的刊物批判胡风的文字，我不太热心收集，但是胡风的老家湖北，也就是我的老家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批判胡风的文字，我要收集。不光批判胡风，连那个时候批判一些我的同行前辈的文字，我也会收集。在这几本《长江文艺》上，我读到了不少可以引我思考的东西，比如在六月号上，编委名单上的“曾卓”就被纸条覆盖了，紧接着的下一期就删去了“曾卓”的名字。延安治理模式，在我们这个国家的近六十年几乎就是范例。当然，垮掉的“国营”单位，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曾卓，我见过，他还给我写过题词、送过书。
我的书运亨通，还体现在最近的网购图书。我花了用于买米可以一家三口吃两三年的大价钱，从几千里的外省的两处网上书店订购了《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以及《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现代和当代部分，都在这一个星期安全抵达我的书库，是我特别高兴的事情。因为，我在十多年前给北京的《新文化史料》编辑部汇款二百元，想邮购一套这刊物，结果直到今天，这家杂志一共只给我邮寄来了三期，连邮费也就花去了不足十元。剩下的一百九十元，就被这皇城里的文化人自己享受了……我连写信去骂他们的兴趣都没有了！可以知道，十多年前的二百元是一个什么数字啊！这些东西们，你们还活着吗？——东西们……
买书，尤其是在旧书市场买书，真是大大的享受。作为书爱家，没有不对旧书市场感兴趣的人。也可以说，不几年、十几年甚或几十年去旧书市场逛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