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外事业
文渺
不知是岁月催促人，还是人催促了岁月，反正一晃眼五十四个春秋就无声的过去了。五十四个春秋，在我少年的心里是太漫长了。记得十七岁时，第一次请那个故乡的秦八字算命，说我五十一岁有天罗地网，也就是必死无疑了。我说：“活这么长时间干什么，活到四十岁也就够了。”当时就有人说：“不活到六十岁，就算短命。”我心里笑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就那么回事。”想是这么想，但在心里还是按秦八字所算的，把自己的命定在了五十一岁。我知道这人生一世，不是草木一秋的事，而就应该在未来的二十三年里干一番事业出来。干什么呢？一点目标也没有。有了这想法，也就在心里留心起干什么好来。
一天，偶在街上见很多人围成一个圈，还没有挤上去看是干什么的，就从里面传出了优美的音乐声，挤上前，见是二胡独奏，就立了学二胡的项。可惜那时正是公元一九六六年，一方面是宣传需要这样的人才，一方面又把所有乐器都定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产物。商店里没有卖，就是有卖，也买不起。正不知怎么办时，无意中发现朋友正在教他弟弟拉二胡，于是就参了进去。没有几十分钟，我就学会多来咪发所拉西多，朋友就认定我是玩二胡的天才，没有一天，我就会拉《东方红》和《白风吹》了。而他的弟弟还在拉多来咪发所拉西多。可是，过了一个月后，我还是只会拉《东方红》和《北风吹》，而且那声音无法跟他弟弟拉的比。按我的说法，就是比算命瞎子拉的还难听。我对朋友说：“我学二胡不行。”朋友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好的学，一定能成功。”我心中有数，学乐器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我改学画画。我买来初学画面的书，像描红一样，把纸蒙在练习画上练了两个月，什么也没有画出来。于是，我断定我什么也干不成事业。我父亲却说：“我倒认为你干得成一样事。”我说：“干什么？”父亲说：“当厨师。”我在家里从八岁就开始煮饭炒菜，受够做家务的气，但天生又什么都爱学，包括做菜，而且，还会在别人做菜的基础上搞点小改小革，通常做出来的东西就必另有风味。但我不但不会刻意去学它，而且还恨它。最恨的就是当厨师了。
二十岁被招到铁路干机械钳工后，又起了当工程师的念头。于是，才小学毕业的我，又开始自学机械学，金相学，数学……，一切跟机械和机械设计有关的都学，几大本笔记本记满了各种参数，公式，甚至还设计出了能升降的取胎机图纸，可惜没有人支持制造，图纸被我从一九七五年保存到一九九九年才和几个笔记本一起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实说，单凭经我手绘的图纸，做的零件，虽能用，但在我心里总是不合格的。于是，我放弃了所有的理想，真正的从心灵到手脚都成了一个普通工人。但那时代，非要把你强拉上另一条路。那是公元一九七六年，因家廷和朋友的关系，我忍无可忍而跳了出来。我通过亲朋好友，也组织了一帮人，对着那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人干，和单位的书记和厂长联成了一线，书记和厂长需要我们支持保护他们，把我从四处流动的筑路队调回了厂部。于是，我也干起了写大字报，搞斗争的勾当。并上窜下跳，又认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在厂里，通过使阴谋诡计，撵走了厂下属队来厂部批斗书记厂长，并要抓走书记厂长的对立派，从此使对立派的人再没敢踏进厂部闹事，我也从单纯的利用关系，成了他们的朋友加恩人。还好，我四月参加闹事，随着十月“四人帮”的垮台，我又回归到平静的工人生活。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没有过多久，调我进了清查办公室，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流毒，其实，就是清查对立派的人。先是心里好笑，没有毛泽东的斗争思想，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没有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红旗……，并且知道错了在改，还要自垒神坛，有文化大革命吗？！没有文化大革命，有“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吗？！现在不是还“凡是”吗？！我当时给朋友说，大多说我反动，有的官友听我说真话，更是被吓得心惊脸变色。有了这些思想，在具体问题上，我就不会干指鹿为马的事，并在会上也会说真话。有一次，书记大人也可能是忍无可忍了，散会后独把我留下说：“你过去这么坚决真理，现在为什么不敢坚持真理了？”我说：“过去他们整你的黑材料，你对我说起时语重心长。现在，轮到你真正掌权了，你又乱整，你跟他们又有什么区别。”书记说：“我说他倒卖粮食，污蔑社会主义，你来作证他们那里是粮食不够吃。”我说：“我说叫你不要说这个问题，你还偏要我说，要我说，我就要说真话。”书记大人一下站起来说：“真话，你这是什么真话？”我说：“我去过他们那里，他们那里是高寒山区。再说了，工人都得省着吃才够，农民有几处是吃得饱的？！莫说他们那里是高寒山区了。”书记大人手指着我：“你、你变了。”我说：“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我笑了起来。“你说北大荒好不好？”“好啊。”书记大人顿都没有打一下回答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说：“好！北大荒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走后门都要把你姑娘搞到昆明来？”书记大人说：“你走你走。”一直没有说话的厂长急忙站起来拉着我边朝外走边说：“走吧走吧，书记让你走，你就走，你这人也太固执了。”我回到办公室把跟书记的对话对清查办组长说后，组长说：“你在文革中救过他们不说，单凭你的那些关系，他们不会，也不敢整你，但小鞋怕会整一双给你穿穿。”组长笑了起来。“单凭你说那些现在还超原则的话，唉……，就是同意你的观点，我相信你比我还清楚，实话有很多时候，也是不能乱讲的。”我大笑过后说：“以后这一类的事和会，不要喊我去了。”以后，真的没有人喊我了，我成了厂里最闲的人，无所事事，我就拿起笔乱写起来，竟然写出了四首小诗，一篇散文。我就把散文《玉屏山上的山茶花》拿去给懂古典诗词的兄长看。兄长看后说：“玉屏山上的山茶花，我看你才是个大粑粑哟。”他盯着我。“你也想写文章？我告诉你，十年之内，你不管在任何报刊，书上，能登几个字，不，只要你能铅印出一个字来，我用手板煎鸡蛋给你吃……，”我被兄长说骂讽刺得狗血淋头，当时就在心里说：“我就不信，写作有这么难，你说十年，我就要在五年之内登上报刊给你看看。”没有想到，瞎猫儿碰着了死老鼠。当年就在内部的《昆铁报》登了三篇豆腐块。从此就走上了文学之路，但我认为，在于我来说是一条不归的遇外事业之路。原因是我的文化根基太浅太浅。没有办法，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