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客管理员：这一刻，为历史作证——《佃农理论》四十年纪念会散记（上篇）
11月8～9日，在深圳举行了纪念《佃农理论》四十年的研讨会。我本来因为最近太忙，不打算去的。但张五常夫人坚持要我参加，对我说的一句：“你怎么可以不来？这会议怎么可以没有你？”给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于是尽量调整了日程安排到深圳出席会议。我要感谢她的邀请与坚持，否则我将会与一场见证历史的伟大会议失之交臂！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学术会议——包括以前参加过的与张五常教授有关的其它会议，甚至包括今年7月份刚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由科斯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而且，当我刚刚把这一句话通过电话告知张夫人的时候，她马上表示，其他与会者也对她作出过类似的陈述，如陈平老师。原来，吾道不孤也。
会议召开之前，我们知道——历史缅怀于今天；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却惊觉——今天也必将被铭记为历史！幸运的我们，参与了这会议的每一刻，为历史作证！
一、荣耀的一刻
纪念《佃农理论》四十年的研讨会，是以宣读四位中外的经济学大师的贺词拉开序幕的。那一刻，无疑是这研讨会的荣耀的一刻！
这四位经济学大师，按宣读贺词的顺序，分别是有“欧元之父”之称、近年来常到中国来的蒙代尔（Robert Mundell），与张五常亦师亦友的科斯，称张五常为“大兄弟”的张培刚，以及与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结下最深厚的同事情谊的巴泽尔（Yoram Barzel）。
其中，蒙代尔是亲临现场致词，当天下午还发表了主题演说，出席了晚宴，陪了整整一天，可谓仁至义尽。下午的演说本文在后面会有更详尽的记述，这里先按下不表。且说蒙代尔在致贺词的时候，说到当年他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里提到Arthur Young这位英国旅游家游历欧洲之后写的游记，他说他看过这游记，虽然《佃农理论》里批评此书关于法国佃农的记载是“错到七彩”，但无可否认，此书描写生动，趣味盎然，不失为一本有趣的读物。然而，蒙代尔提及此书，为的却是指出，当他看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感觉其有趣更甚于那本游记。
事后，无论是在私下的聊天里，还是在这次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蒙代尔的弟子向松祚博士都表示，他怎么也想不到蒙代尔竟然会读过这部看来与经济学完全毫不相干的游记，老一辈经济大师的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委实让我们这些后学小辈叹为观止，油然而兴难以望其项背之慨。
而科斯与张培刚的贺词都是他们两位亲手所书，而不是电邮传发过来的电子文字，尽显这两位几乎与世纪同龄的老人的传统绅士之风。会议方别出心裁地把他们的笔迹分别复印在两张黄色为底色的稿纸之上，在上午的茶歇期间分发给与会者。这样的礼物，无疑是既别具心思，也弥足珍贵。
科斯的贺词主要是回顾他与张五常在芝大日夕论道、然后他促请张五常到香港任教的当年往事。他满意地表示，后来的发展证实了他做的都是对的，不但于张五常个人的学术成就有益，也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助。最后，他坚信张五常依然年轻（他用的是“young”这个词），他仍然期待着张五常在未来的日子里交出他最好的作品。无独有偶，后来在一次主题发言中，有人代为宣读了香港大学的张滔博士的一篇关于《佃农理论》的引用率统计的文章，指出该书在学术界的引用率并不低，其实是深受重视的。该文最后谈到，不应该说《佃农理论》是“40 years old”，而应该说是“40 years young”，以形容其学术生命青春犹在、前程可期。
至于巴泽尔的贺词，则主要围绕着论述《佃农理论》的学术成就与意义而展开，与科斯主要谈论张五常这个人形成对照。二人的贺词合起来看，正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宣读科斯与巴泽尔的贺词时，都是先由张五常夫人的妹妹以其甜美标准的英语向全场朗读，然后再由向松祚博士朗读其精彩华美的译版，以中文完全无瑕地重现科斯、巴泽尔两位大师的优美雅致的文笔。
关于这两位大师的贺词，有两件与我有些关系的幕后花絮也许值得在此一谈。一件事是张五常夫人的妹妹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她知道要负责朗读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贺词的英文原文时，很担心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人，尽管她只是负责朗读而已，她仍然认为不懂贺词的内容就无法朗读得好而感到焦虑万分。如前所述，因为科斯的贺词主要是谈论往事，因此她感到理解科斯的没有困难；但巴泽尔完全是在谈论学术，她就觉得无法理解。因此，在星期五傍晚的时候，她好不容易看到我从会务缠身之中暂时摆脱出来，去了张教授家中小憩一忽时，她马上将正躲在一个角落里迫不及待地翻看张教授刚刚写好、秘书打字出来、将于下星期发表的一篇经济文章的我一把拉住，连声叫唤：“PhD，PhD，快来给我讲解Barzel的话。”于是我只好弃下看了不到一半的文章，看着文稿讲解起来。才把文稿中开头部分的“tax analogy”解释了几句，张夫人又一手拉起我，叫道：“快抓紧时间去吃晚饭，吃完了还要干活！”转头向她妹妹扔下一句：“现在没空给你解释，今天晚上聊天时再讲。”然后就拉着我飞奔下楼了。不过最后那天晚上我也没能给她解释，到我把接待工作完成得差不多，能闲下来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已经太晚的缘故，张夫人的妹妹已经离开酒吧了。
另一件事是，在某次茶歇期间，我与花千树的老总聊天时，他说到打算要重译《佃农理论》，问我有没有兴趣承担翻译的工作。我说，向博士翻译科斯与巴泽尔的贺词翻得那么好，为什么不找他翻译教授的《佃农理论》？以他对教授的东西之熟悉与文采之斐然，一定能胜任此项工作。
二、精彩的一刻
研讨会的主体内容，是邀请来自国内的众多经济学者登上讲台，针对纪念《佃农理论》四十年进行主题发言，每人十分钟时间，然后每一段落之后有约半个小时的自由发言时间，是让台下的观众或陈述意见或提出问题的。这些主题演说，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十分精彩，各具特色，显示各家之所长，难以简单地一分高下。事实上，也正是主要地由这些高水平的主题发言，撑起了这次会议的大局，吸引着每一个与会者的眼睛、耳朵与心思。
但是，如果非要我仅从自己个人的口味出发，举出一两个我特别喜好的主题发言，构成我眼中的“精彩的一刻”的话，那么我会挑辽宁大学的谢作诗老师、香港的侯运辉律师作为两地的代表。
谢作诗老师是第一天上午的最后一个主题发言人。从表面来看，他的发言无论是风格还是用语都很平实，与当天上午同一时段进行主题发言的相比，他既不是陈平老师的激情四射、幽默风趣，也不是向松祚博士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不是朱锡庆老师的深水暗流、智慧深藏……然而，他的发言，尽管不是一针见血、一剑封喉的锐利，却是拳拳到肉、句句在理的精准，着着实实地吸引住我的注意力。
我得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要同时兼办会务的缘故，心思一直很杂乱，一会儿想着要随着发言者的上上落落换名牌，一会儿又想着要督促酒店的服务生给发言者换茶加水。一时考虑到陈平老师肠胃不好，不能喝冰冷的瓶装水，要给他倒热茶；一时又惦记着中午与Mundell及张五常两位教授共进午餐的名单要落实并提前与有关人员打招呼……如此这般，会议的第一天上午可以说是我心思最繁杂混乱的时候，直到后来得到张维迎老师的提点改变了工作方法、张夫人又修改了一些安排，才使我后来能减少一些工作与心理负担，能比较专心致志地聆听发言。
就是在这样的心思纷乱之中，我一边听着发言，一边能感觉到自己的脑子里有另一股思想在游移漂浮，无法完全集中精神。然而，当我听到谢作诗老师的发言时，奇怪地，虽然我仍然能感觉到那股思想在游移漂浮，但明显地，谢老师的话似乎有更强的力量压制下那股游移漂浮的思想的干扰，一字一句都深深地进入我的内心，而不仅仅是进入我的耳朵。只听了一半，我就得到了结论——这是当天上午我听过的最好的发言！然后接下来的一半，也丝毫没有让我失望，让我感到需要修改这一结论。
于是我在谢老师将要结束发言的时候，凑近到张五常教授身边，对他说：“这发言是今天上午最好的。”因为普通话对张教授来说是第二语言，就如同我们听英语一样，因此他如果不是特别地集中注意力，效果会是听得似懂非懂的。我知道他不可能对每个人的发言都专心地听，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发言引起会场内的哄动时才会竖起耳朵仔细听一下。而谢老师的发言风格平实，看起来听众并没有特别激动的反应，所以我要特地对他说出我这一判断。这话我后来又跟一个朋友说了，还在茶歇的时候向谢老师本人也表达了。我认为，出自真心的赞美，是应该说给当事人知道，把心意传达出去的。（张五常教授却是不做这一套的，他总是在背后夸奖他觉得值得夸奖的人，当面却不跟对方说。）
在跟谢老师述说我认为他的发言是当天上午最好的时候，谢老师感慨地谈及他为写这篇演讲稿确实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改了一遍又一遍。不过，以演讲而论，稿子的质量只是其中一个必要的要素。我觉得，谢老师的稿子当然很好，每一句话都反映出他对张五常教授的各方面的思想都理解正确无误——这即使在张五常“粉丝”之中，也决非容易之事，因为多多少少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误读与过度阐析。我看过张五常教授所有的作品，还有幸能与张五常教授频密地直接通话，反复确认自己对他的理解会否有误。这样的运气自然是万中无一的罕有，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吧。谢老师在无此机缘之下对张五常经济学的掌握如此纯粹，殊不容易。谢老师在发言的开始时自陈他出身于数学专业，但一开始接触的就是张五常经济学，没有受过其它理论流派的“污染”，大概是数学对其逻辑思维的训练，再加上是有如一张白纸地先入为主，那就难怪他所理解的张五常经济学，确乎是纯而又纯，毫无杂质。此外，他发言的时候是脱稿进行，虽然有稿子为基础，但不是照稿直念，而是从容述说，理直情真，听下来有细水长流的感人动心之美。还有时间的控制也恰到好处，不像很多发言者受制于发言时间的限制，不是忘我而超时就是一直焦虑担忧于超时，缺了他那份优雅不迫的气度。总之综合各个方面，都是相当的完美。
其实我最早知道谢老师的名字，是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看到他的文章。但一直只是通过文章而神交。后来虽然在张五常教授的70大寿的研讨会上见过他，但也是因为忙于会务的缘故，根本无暇多作交谈，反倒是在与《经济学消息报》的高小勇总编聊天时，听他谈过谢老师的事，对他亦是多有赞许。
另一位发言者让我备感喜爱的，是香港的侯运辉律师。他是在第一天下午的时段发言的。那时段的发言水平也非常高，既有高小勇总编的机锋辩才，也有郭誉森老师的诚挚款款，还有杨怀康先生的追忆当年……。但我还是挑出了侯律师。
虽然这次来自香港的发言者不少，但大家还是尽其所能地操着港式普通话发言，只有侯律师是用粤语进行演讲，然后借助被他戏称为“张五常教授的御用翻译师”的张夫人来进行翻译。侯律师的发言精彩纷呈、妙语连珠。例如，他开始时提到，当年张五常教授刚刚到香港大学的时候，侯律师也在港大教书。张教授负责讲授秋季的《经济学原理》，而他就负责春季的《经济学原理》。很多学生都想听张教授的课，但因为有人数限制，报不上他那课的名的学生，就只好转报侯律师的课。于是他就与张教授命运与共了——如果张教授被评得“最佳教学奖”，那他也会跟着沾光；但如果张教授被评得“最差教学奖”，他就一定比张教授更差。
又如，此前郭誉森老师谈及，他很懊悔当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太早读《佃农理论》，因为这本书很早就多次出现在多门课程的“阅读书单”上，如Econ301、产业组织理论等。但当时以他那入门的水平，并不能真正体会到该书的博大精深，只是轻轻地把它视作标准正宗的经济学术论著。他说，如果当年他有后来的鉴赏能力，能充分认识到张教授此书的精微奥妙，就会意识到穷他一生之力，都不可能超越张教授，那么他很可能早就放弃经济学了。郭老师此番话说得相当的由衷，决不是巧舌如簧的吹捧，当场获得听众们热烈的鼓掌与笑声。而当侯律师演讲时，他承接郭老师的这番话，说他正是比郭老师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很快就放弃了经济学，离开港大，进入法律实践界，成为了执业律师。
然而，从侯律师其后的演讲内容中，我倒觉得，正因为他是从事实际法律事务的人，才会更好地理解科斯与张五常的理论。他的发言中有一点是特别有新意的。他谈到，科斯与张五常都强调要在掌握世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然而其实科斯所说的世事，与张五常所说的世事，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他提到，最近他又重读了科斯1960年的宏文《社会成本问题》，他指出，该文里分析的法庭案例，其实是科斯从法律汇编的书籍中找来的，并不是他真的去过法庭做实地的调查所得。这法律汇编的书籍在法律实践界非常普遍，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书橱里都一定会摆上那一套书。也就是说，科斯所谓的世事，仍然只是他从书上查来的二手资料，不是真的走进真实世界里调查所得的一手资料。反观张五常，他写《蜜蜂的神话》时，他所做的事情是打开华盛顿州的电话黄页，找到当地的养蜂人与果园的电话，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与交谈。所以张五常所说的世事，确实就是活生生的真实世界。而青出于蓝的张五常这种调查真实世界的行为，反过来也影响了科斯，当科斯后来研究灯塔的时候，就真的走到现场去看灯塔。
这一番话让我感触良多。侯律师对“科斯的世事”与“张五常的世事”之间的微妙差别，确实是观察入微，发人深省。回想最初张五常撰写《佃农理论》，似乎也只是在图书馆里查阅大量的书籍，从而获得关于台湾改革与旧中国时期大陆佃农合约文本的书面（二手）资料，但一方面台湾当局及此前卜凯教授带领金陵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农村进行的广泛调查，提供的数据与合约资料之详尽、真实，令人惊诧观止，几乎与一手资料无异；另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也能记得起来，张教授曾提过，如果不是他童年时在抗战期间为了逃避战火而于广西农村居住数年，对农业的操作与生产情况有了深入的认识，那么当他在图书馆里看到这些农业资料时，这些死的数字与合约，也不会在他的头脑之中组合而成栩栩如生的情景，并能本能地判断它们是对事实的记录，而不是政府经常喜欢做的、捏造或至少有夸大之嫌的虚假统计。
对这番话另一方面的感慨是，张教授曾说过，很多人读科斯的《社会成本的问题》，往往读了前面的理论部分（交易费用为零时的那个“不变定律”）就停下来了，后面讲述大量的法律案例进行事实验证的部分（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真实世界里，法庭如何有意无意地在判案时选择了交易费用较低的产权归属指定），就很少人能耐着性子看完如此似乎相当冗长而沉闷的内容。然而，正是后一部分，才是表演科斯功力的所在。显然，侯律师大概出于他律师职业的爱好，对于后面的案例部分读得津津有味且深得其中三昧，真正领会到科斯的大才所在，之后又能超脱于外回头审视，对照张五常的研究，然后才能说得出上述这番话来。侯律师这短短一番话的背后所蕴含的意味深远而广博，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在场的听众能领略一二呢？
为此，尽管当天下午可以说每一个主题发言者的演讲都堪称精彩纷呈，但我仍然坚定地得出自己的判断——侯律师的发言绝对就是那个下午的“精彩的一刻”！跟那天上午相同，我当时也马上向张教授表达了我这一想法。其实张教授自己就十分了解并赏识侯律师有着天生的经济学头脑，侯律师讲得有多好，是无需我来提醒他的。但我实在太喜欢侯律师的发言了，忍不住要向张教授说出我这喜爱之情。之后的茶歇期间，我也同样当面向侯律师说了“我觉得你的发言是今天下午最好的”，并引来他爽朗直率的笑声。
当然，第二天上午的主题发言中，也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如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老师热情洋溢、滔滔不绝的演说，可惜时间所限未能尽兴，据说其本来要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佃农理论》与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根本都来不及提到就只能匆匆结束了。不过看到他在接下来的午餐时与张教授共坐一席，以英语不停地与张教授谈论着金融危机的事情，相信他已经乘此机会与张教授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交流了吧，可惜我们广大的听众就无缘得知其中妙论了。
三、思想的一刻
第一天下午结束了主题发言之后，Mundell还作了主题演讲，而这一场演讲，无疑是这次研讨会中最富有思想的一刻。
虽然题目是关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stake，但内容听下来，其实是针对法国总统萨科齐叫嚣要把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的言论，回顾自近代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与沿革，以说明国际货币体系不是可以人为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建就怎么建，而是各国经济、世界市场自然发展演进的历史产物，并在最后简单地提出他关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方向的设想。
Mundell有“欧元之父”之称，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可谓是他的专科，因此他一路娓娓而谈，从容细致，如同在听众的面前缓缓地展开一幅“清明上河图”一般，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历史描述得脉络分明、纤毫毕现，真不愧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才能给听众带来的无上的思维享受。更妙的自然是，翻译者是他的学生陈红一，对他的思想与理念了解得一清二楚，翻译起来意到神会，往往Mundell长长的一段陈述后，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将其中的内容一一译出，甚至有时提前预测Mundell接下来的思路将是什么，让听众能及时地跟上。演讲末了之际，Mundell半赞扬半开玩笑地对陈红一说：“How can you remember so much？”时，听众们也会心由衷地笑了起来，既是对Mundell这话深有同感，也是感怀于二人的师生情深、心灵相通。
Mundell的演讲中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介绍自然有很多闪光之处，如他指出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某国货币与黄金挂钩，世界其它货币与该货币挂钩，从而间接地与黄金挂钩，全世界普遍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其实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就已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第二次的时候那“某国货币”已经是美元，因此布雷顿森林会议与其说是“create（创造）”了这个体系，不如说只是“ratify（认可）”了这个体系。以为仅仅通过一场国际会议就能协调各方利益、创造出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也是市场自然发展的选择，决非什么人为的创制。由此Mundell也是再次批评了萨科齐以为可以人为地把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
Mundell演说的最后，认为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考虑以一个货币篮子来替代单一的美元，并指出这个篮子应该包括当前五大经济体的货币——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与英镑，并且在未来几年之后，人民币的位置可以从第四上升到第三，与日元调换位置，以反映两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动——，然后各国把其货币的汇率钉住这一篮子货币，就能稳定各自的币值。但是，在演讲结束之后的提问时间里，当陈平老师问及Mundell如何看待人民币的convertibility（可兑换性）时，他的回答却是，虽然他认为人民币最终应该走向完全的自由兑换，但目前来说不应急于实施，可逐步放宽，从局部可兑换慢慢发展为完全自由兑换。
我感到这一回答与他演讲中所期望的那个五种货币构成的篮子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观点，是有些矛盾的。如果人民币不能完全自由兑换，那就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也就不可能进入国际货币体系所赖以成立的货币篮子之中。而如果说，Mundell所指的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相当遥远的未来，因此现在人民币仍无需急于变成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那么我倒觉得，要说什么是人民币最适合走向自由兑换的时机，那就是今天了。
此前，一方面人民币承受着很大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国内却有着很高的通胀率。一旦我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可以预见，若不采取任何措施，人民币一定会急速升值，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沉重的打击。要想放开人民币，又要保持汇率稳定的话，中央银行的唯一选择就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印制人民币放出去，外汇市场上要多少就给多少。这样，只要人民币流出国外而不回流国内，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那就不会对国内的通胀造成恶劣的影响，反而还能像美元一样赚取丰厚的“铸币税”。——这跟二战后美元早期遇到的“美元荒”有类似之处。
当然，问题就在于，如果流出国外的人民币由于某种原因而突然大量回流国内——我能猜想到的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是国际炒家在人民币一开始放开自由兑换的时候可能会故意囤积大量人民币在手，对赌我国央行不会无止境地印刷人民币供应他们的炒作所需，因此使开始时央行印刷了远远多于国外实际需求的人民币数量（指剔除炒家囤积需求之后的实际需求）。而当国际炒家看到我国的中央银行坚决地继续大量印刷人民币供应外汇市场所需，最后终于扭转了他们的预期，认为不可能斗得过只要开动印炒机就能几乎是无成本地无穷无尽向市场供应人民币的中国央行，因此不可能再通过炒起人民币汇率而获利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把前期囤积在手的大量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抛出，造成大量人民币突然回流国内——，这就会造成突如其来的可怕的通胀，因为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会突然急增。要说人民币开放自由兑换会有什么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就在这里。——这跟美元后来遇到“美元灾”也有类似之处，虽然原因不尽相同。
为此，张五常教授已经撰写过多篇文章，解释如何运用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同时也是货币政策），来有效、及时、快速地发现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予以收放控制。关于这一制度，张教授写过很多文章解释，我自己也曾写过阐释性的文章（我的这些文章在张五常博客发布过，并已永久放置于天涯的“张五常博客副版”zhangwuchang2.tianyablog.com之内。有不少网友说想看我以前写过的关于张五常教授的文章，在那个“副版”里都能看到），在此就无需再作重复了。
我想在这里提的一个新观点是，现在的国内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衰退所带来的通缩风险在急剧增加。在这种不利的预期之下，即使我国央行主动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人们也可能会由于担忧害怕而只是持币观望，不进行消费或投资，使增发的货币不能进入流通，使这传统的货币政策对于防范通缩风险毫无帮助而显示为失效（与凯恩斯所指的不同，我曾想过这是否能称为另一种形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在这种新形势之下，即使不先把我国的货币制度转为钩住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现在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如果出现国际炒家放弃炒作人民币而导致前期印刷放出的人民币大量回流国内，也不见得会带来通胀压力，反而如果竟能因此而达成通胀的目标，倒是刺激经济摆脱下滑衰退之势的一剂急效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在很可能就是有史以来人民币放开自由兑换的最佳时机。
更不用说，现在美国经济不景，虽然美元币值因为信用收缩（credit contraction）而一时之间不降反升（因为信用收缩相当于商业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方面的货币供应量——即M2扣除M0的部分——在减少），但一国货币的价值终究是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实力，美元币值迟早会再次暴跌，以反映其经济实力因金融危机的伤害而急剧下降。在此美元势力消退、而欧元势力未必能完全填补其遗下的真空之际，人民币乘虚而入而成第三大国际货币，简直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中国古语有云：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人民币不乘时乘势而起，一旦错失这千载难逢的时机，以后只怕是要悔之莫及的。
当然，长远来说，以一篮子物品的价格指数为锚的货币制度，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石，否则难免会重蹈美元不是陷于“美元荒”就是陷于“美元灾”的两难困境之中，于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及国内经济稳定都不是什么好事。
然而，我在这里要专门记述Mundell的这场演说，并不仅仅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当Mundell演说结束之后，本来也是安排了一段提问时间，但由于Mundell说一段再由陈红一翻译一段，演讲所花的时间就比原来设想的要长，到提问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但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是这次却不同，大大地不同。因为……，一向只会别人向他提问的张五常教授，竟然在听完Mundell的这一场演讲之后，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来，要求提问！在Mundell的演讲进行之前，显然张教授是压根儿没有打算过要提问的，完全是Mundell一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精彩演讲激发了他强烈的兴趣，于是他一反常态地以听众的身份举手提问。
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震惊的呢？又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呢？两位当今最顶级的经济学大师，将要在学术思想的层面上，当着我们的面前发生对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兴奋得几乎要窒息过去了，连忙将本来就一直掌控在我手上的麦克风交给了张教授。
于是，全场观众就听到了张五常教授开始以英语急速、激动地提问。我想除了香港来的朋友之外，大部分的大陆朋友是不曾听过张教授讲英语的。我自己在此之前，也只是听过一次，是他在电话里与巴泽尔聊天。但那时的他说的既不是学术问题，也完全没有这时的兴奋与激动，因此这对于我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
不过，也许由于张教授太兴奋太激动了——事实上，当他说到件工（计件工资）在美国是非法的那一句时，“illegal”那个词几乎可以说是尖叫出来的——，而他的英语本来就带着浓厚的港式口音，在激动之下语速又特别的急快，直如放机关枪一样。虽然我自己是全部听明白了，但我不知道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听众（也许香港人除外）有多少真的听懂了他在说什么。甚至，我怀疑Mundell有否完全听明白，因为他听着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向着张教授的方向，脸上现出困惑之色。当然，我想Mundell的困难应该不是因为语言，而是张教授说话的内容涉及到的背景知识显然不是他熟悉的领域。即使是经济学大师，隔行如隔山，没有相应地了解张教授的观点及其相关的背景，终究是不容易一下子听明白他说的话的。我之所以能全部听明白，就跟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能轻松地记住Mundell长长的话语而仍可几乎是一句不漏也不差地翻译出来的原因是类似的，那就是因为我很了解张教授的观点和思想，以及这些观点和思想背后的更为广泛的语境与知识。
当天晚上，我与几位朋友聊天，说起这一场景时，我有特意问他们有没有听懂。看起来似乎确实很多人没听懂，于是当时我给他们做了一番解释，这也有利于我用自己的语言整理出当时的情景，使我更清晰深刻地体会那“思想的一刻”。以下的叙述，就是基于当天晚上向朋友们的解释整理而成的。
Mundell在回顾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历史时，自然有谈到1929-1933年那场发韧于美国、最终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的成因。故老相传、载于（大陆）教科书的那个原因的解释，是马克思混杂着凯恩斯的观点，无非是说什么自由市场失灵、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云云。这种教科书式的解释，只需稍微了解一下1970年代凯恩斯学派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结束之后的有关大萧条成因的研究发展，就能清楚其逻辑是如何混乱不通、错误百出，这里篇幅所限，我也不打算在此普及这类本来应该已经是宏观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史中的ABC常识。
通常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解释，见于费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认为成因是当时美国的联储局因为缺乏后来成为常识、当时却少有人知的货币政策的知识，在应该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却急速而大幅地收缩货币供应量，导致严重的通缩爆发，再加上一系列的贸易政策的失误（如美国国会突然通过高额关税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其它国家群起效仿作为报复的手段，使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收缩）都无不加剧、恶化了经济衰退，使世界陷入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之中。
而Mundell在演讲之中，却提出了一个也是货币主义式的解释，但与弗里德曼关注于美国国内的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不同，他是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高度与开放宏观的角度来给出解释。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欧洲各国陷于交战，只有美国独善于外，于是欧洲各国都向美国购买物品，以致大量黄金从欧洲流入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增，形成表面是繁荣、实质是含有通胀水分的、在历史上被形容为“咆哮的二十年代”。后来一战结束，欧洲国家的经济回复相对平稳的发展，再加上英国不愿意失去英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意无意控制从美国的进口，导致黄金又再大量地从美国回流欧洲，于是造成了另一个极端——货币供应量大减，后果当然就是严重的通缩。这就是Mundell所解释的美国大萧条的成因。
在此基础上，Mundell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大萧条所导致的高失业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同样是故老相传、载于教科书上的那个错误的叙述，说美国摆脱大萧条是因为什么罗斯福新政采用了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政府大手大脚花钱。这个完全对历史事实无知的陈述，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进行辨析，因为这毕竟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这里只指出一个事实——此前张教授与我聊天时已经说过很多次，而这次Mundell的演讲也进行了重述——，那就是直到大萧条发生了10年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长期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尽管这比大萧条刚刚发生时的25％要有所改善，但显然不可能是一个经济体正常时会有的失业率，因此不能不让人猜疑，这个失业数字的有所回落只怕是漫长的10年失业使相当一部分寻求工作的人陷于绝望而索性退出了求职，转向所谓的自愿失业。因此说什么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大萧条，完全是睁眼说瞎话而已。真正使大萧条结束的，是迟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参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而这时离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已长达12年了。
黄金不正常地流入又流出美国，是大萧条的成因，但不是失业率持续高企10年之久的原因。对此，Mundell进一步提出了另一个解释，指出原因在于美国国会当时通过了开征公司所得税的法案，而且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公司所得税的开征导致了双重征税——公司获得利润时征了一次公司所得税，利润分配给个人时再征一次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最高的税率由原来的30％大幅提升至60％，这无疑极大地打击了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再适逢大萧条袭来，企业大批倒闭，就业自然是一蹶不振。（当天晚上与高小勇聊天时，他谈到后来的里根总统有过类似的解释，数字都跟Mundell提的一样，估计两人引用的是同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有同样的数据。）
张五常教授对Mundell的演讲的回应，就是集中在这关于美国大萧条的成因及高失业率持续10年之久的话题上。当时他说，对此他要提出两个评论与一个问题。两个评论是：其一，他认为这是他听到过的关于美国大萧条成因的最好的解释。虽然弗里德曼是他的朋友，这么说对弗老很抱歉，但他还是要说，Mundell的解释比弗老的更好。其二，Mundell提到美国国会当年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包括税收政策、对外贸易政策，都加剧了大萧条的恶化，大大延长了它的坏影响（长达10年），这说明今天的中国政府做下新劳动合同法之类的蠢事也实在不算什么，与当年的美国政府相比，也不过是一般的愚蠢而已。
一个问题是，张五常教授指出，如果说严重通缩就会造成高失业，对此他有不同的意见。中国90年代末的经验显示，如果把质量的增加也计算在内，当年中国的通缩率高达两位数字，但那时中国经济增长保8，失业率控制在4％左右，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与失业。因此，他认为严重通缩并不是高失业的充分条件。严重通缩之外，还要加上福利制度，二者的共同作用才会造成高失业。美国当年已经有很厉害的福利制度，包括最低工资高达每小时5美元，即使放到80年后的今天的中国，还是高得离谱、完全欠缺竞争力的高水平。还有强大的工会组织，而件工是被判为非法的……如此等等，跟90年代后期中国有着灵活、富于弹性的工资合约安排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解释了为什么90年代后期的中国可以顺利地渡过严重通缩而没有严重失业，1930年代的美国却在严重通缩下承受了长达10年的、高达两位数字的痛苦的高失业。
这里我想为张五常教授补充一点。很多人可能会说，什么4％的失业率，政府统计数字你能相信？当年有多少人下岗啊！数字可以不准确，但现象不会骗人。如果中国在1990年代后期有像美国1930年代那样严重的高失业，那早就发生动乱了。治安的大致平稳，足以说明当时的下岗虽然不少，但大部分还是很快都能重新就业，高失业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事实上，我记得很清楚，我的两个舅舅（大舅舅是一家工业企业的老板，小舅舅是一家商业企业的经理）在一次春节的家族聚会上就当时的通缩与下岗问题在我面前聊过天。小舅舅说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是的，我们这个市里是有很多人下岗了，但你得承认，大部分人最终还是都能另谋出路的，哪怕是在路边摆个卖苹果的小摊档什么的。
说回张五常教授的回应。Mundell显然没有听得太明白，他先是说：“听起来那一个问题也是评论啊？”众人大笑。张教授更绝，马上飞快地回答：“Do you agree with me？”全场更是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Mundell最后的回答只能是：“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性，但我不是很确定。”
最可惜的是，如前所述，由于翻译也占去了不少时间，所以当时已经是超时了，实在没有时间让Mundell可以从容地思索，然后与张教授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两位经济学大师思想碰撞的一刻竟是白白地浪费了，实在是遗憾之极。
我一直对此深感惋惜。直到第二天清早，在吃早餐的地方遇到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时，我先对他的精彩翻译表示了由衷的感谢，然后就忍不住说起这个遗憾，说明显张五常教授当时是很想跟Mundell进行深入研讨的，但时间所限，竟是只能抱憾了。否则，这一定会成为历史的一刻！而我们，本来会是能够亲眼见证这历史一刻的人啊。
也许是我这一番话说得太动情了吧，陈红一离开我之后，过了一会儿又跑到我坐的地方，特别地问我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