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当代首创）7
价值中国环球资讯网 专栏作家陈绪国著
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辞条6
[土地所有权二元化]
社会主义国家初期阶段土地所有权制度一种逆向选择方式，即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同时并存的二元化、“一物二权”（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用益物权）并立、混合的土地物权制度。
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土地不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来对待，也没有区分全民公有制与集体公有制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的含义，长期存在土地所有权二元化政策得不到合理解决。实行计划经济以后,一旦土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对象来对待,土地所有权二元化的弊端就显露无遗。
根据土地所有权的“陈氏定理”（自命名）解释：“当且唯一当土地所有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机构手里时，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土地所有权制度逆向选择的结果，使得整个国家的土地管理制度相当紊乱：土地主权归属界限不清，土地具体地域所有权归属界限不清，土地拥有者的“所有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界限不清，而且，“集体”一词中的城市集体与农村集体模糊不清，国家专控与非专控土地类资源如何配置模糊不清，城市拆迁征收土地与农村征收土地如何平等补偿模糊不清。在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双管齐下的土地所有权二元化之上，出现了所谓的“集体所有权”与“家庭个人所有权”二元化，“集体所有权”与使用权二元化，土地所有权法律解释上的二元化。其结果，实际上，土地所有权由单项选择演变为多项选择，成为逆向选择，将集体土地的用益物权、土地管领统辖权当成了土地所有权，并使其负面影响不断扩大。
中国农村的集体，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郊区以外的分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建制，城镇郊区农村分为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在市场经济时期，农村撤社建乡以后，分为乡（镇）、行政村、组三级建制，个别地方保留了片区建制。片区级别相当于原来的人民公社建制，乡或镇相当于原来的区级建制，村相当于原来的生产大队建制，组相当于原来的生产队建制。
由农村集体建制的设立、管辖，可以看出，农村集体不是单一的建制，这为农村土地的确权带来困难。因此，宪法、物权法等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农村土地使用权以家庭个人为主体，集体一般不具备土地使用权，也无收租权，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成为名义权、虚无权。
土地所有权二元化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空间。
城镇化、工业化建设征收农村土地时，农民在谈判土地转让时无力维权，乡镇、村、组以集体的名义截留农民土地补偿款现象比较普遍。县（市、区）、乡镇、村、组官员官商勾结，层层勾结，以权谋私、以地谋私的贪腐作风不断蔓延。许多贪官利用权力，攫取了巨额财富而得不到原罪追究，而逍遥法外。
土地所有权二元化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演变为“种地得地，种田得田”，甚至演变为“不种瓜得地，不种豆得田”，缺乏基本的逻辑思维、逻辑设计。
物权法的一条公共原理，是“一物一权”法则，即在一物之上不能同时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物权，不能在一物之上同时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法律条款，将农村居民使用土地的用益物权之上，增加了不须有的土地所有权，就是一物二权制。同时，在某些主要法律条款中，限制甚至剥夺了土地拥有者的基本处分权，对于占有、使用和收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削弱、控制、或者限制与剥夺。一物一权制，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动产所有权）；一物二权制，就是“种地得地，种田得田”（不动产所有权）；一物多权制，就是“种地得地，种田得田”（不动产所有权）之外，还包括“不种瓜得地，不种豆得田”（不动产所有权）。
土地所有权二元化实质上也是一种“公权私化”制度。
农村人民公社合作化时期，土地、农具、种子、牛羊等生产资料均为公共财产，社员们集体劳动，统一分配，但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自由出租、买卖土地。这种制度，过去称之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其实，准确地讲，这是一种“准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国家法人投资并表现为“完全的国家法人股”，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资产、产权完全归国家即全民所有那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尤其是撤社建乡以后，农村集体一般不是经济实体，农村集体的权力是土地统辖权。此时，农村实行的是土地使用权私有制。并且，此时，为适应土地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土地可以自主买卖。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仍然授予集体以土地所有权，集体拥有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集体可以自由自主地买卖土地，将国家的专属土地所有权私化为所谓的“集体所有权”，将买卖土地收益私化为集体官员的额外利益，就是和平演变为土地私有化。
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在社会主义“转制”以后，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他们在宪法、民法、物权法中，去除了概念混淆的“集体所有制”，他们根本不认同农村集体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单位。日本农村也有公社、合作社，全部是作为私有制单位对待，他们的地权，完全是私有权。当然，这些国家的物权法，也是沿袭大陆法系的模式，土地所有权“公权私化”形式不尽相同。
土地所有权二元化是造成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之间巨大反差的总根源。
其实，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计划经济社会或是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在实施了土地所有权专属国有化以后，才能正确地确认和保护各种组织与个人的土地权利。也只有这样，才能厘清、理顺各自的土地权利。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国家，严格控制城乡各类土地的买卖行为，防止土地的过度炒作、过度投机和过度利用的行为，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否则，就会出现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就会出现许多土地权力私化、权力腐化现象，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甚至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
土地所有权的公权与私权矛盾，公法与私法的反差，贯穿在整个文明社会之中。从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有这样的矛盾与反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土地基本制度的真实写照。德国物权法中，是土地所有权公权私化的标本，而德国基本法中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随时随地地剥夺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日本物权法中，沿袭了德国民法典土地所有权公权私化的概念，而在行政法中大谈土地利用权、土地作用权。中国的宪法、行政法、经济法和民法、物权法中，一方面授予集体土地所有权，一方面不准集体和个人自由、自主买卖土地，横竖也弄不清谁是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土地权利总是纠缠不清。
当土地所有权二元化形成制度，以宪法法定的形式散布时，就会形成以母法为中心成扇形扩张到一系列子法中去，迅速地形成法律的连环套，并且使负面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破解土地所有权二元化连环套，首要任务是解决母法中的法律条款，并以此为对照，来解决一系列子法中的相关条款。
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改革不彻底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完全打破计划经济时期所设立、所沿袭下来的土地所有权二元化的桎梏，按照土地所有权的人类学、社会学与物权学原理和市场经济规律来完全、彻底地处理好这一严重的历史问题。
只有土地所有权完全回归到完全的国有制上来，实施土地所有权专属国有化，消灭土地所有权二元化，坚定地走土地国有化道路，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改革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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