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寻找知识天使

在中国寻找知识天使

——写于与清华大学刘立教授交谈后

2008年11月21日上午，清华大学科技创新与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刘立教授一行两人来到长城所。关于他为什么来、谈什么事，我们在电话里已经多次交流。刘教授说来长城所的目的是寻找“知识天使”。“知识天使”是一个崭新的项目，目前还停留在概念阶段。该项目的研究由世界上4个国家——德国、法国、加拿大和中国——的研究机构联手进行，将在这4国通过对有成就的知识型服务业人士的访谈，描述“知识天使”的特征。而这些被访者就是他所说的“知识天使”，我就是其中之一。他来到长城所后，与我就我个人和长城所的成长经历、国家和地区科技政策及当今社会动态等众多话题进行了交流。

刘立教授研究科技创新与政策研究领域，现为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对中国科技创新政策领域兴趣浓厚且见解独到。我将谈话内容总结归纳为如下四部分：

1 、长城所的创立：时代背景与个人特质

长城所的建立既和我之前的学习工作经历有关，也是时代背景下的产物。80年代属中国思想解放时期，86年我研究中国的科技政策时发现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没有真正地独立过，正像毛泽东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解放后的经济政治体制决定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全球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走向的选择。1989年，联合国确立了每年11月第一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当年11月份，在北京召开了“科学与和平周”学术研讨会，约有三四十人参会，大家的想法各异，讨论也很激烈。记得当时我做了发言，主张知识分子要体面地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要有尊严地在这个社会存在和生活。90年代邓小平南巡之后，知识分子开始下海。当时主要有三种选择，一是经营房地产，二是参与证券，三是咨询与培训。我很清楚我的选择：我下海就是要做咨询的。由于我从89年起参与的杂志有十几个，做杂志的经验比较丰富，在93年时参与了《民办科技实业》，并成为编辑部主任。这些经历使我创办长城所，从事高技术产业咨询、从事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咨询，有了较好的基础。

2、长城所的成长：天时、地利与人和

长城所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今日的成绩，可以说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和发展。我们机构自身的民营属性以及我们将自己的服务客户主要定位于民营企业，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面临今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我们也从中嗅到了“有关中国的机遇”，倘若21世纪中国能够崛起，我对长城所成为跨国性的公司也满怀憧憬。

其次是地利。之所以说地利，一因在中关村，二因在中国。我下海时就和联想、四通等企业关系密切，他们的创业者用心劝我也用利诱我（为我提供了业务机会）。1988年，中关村科技园正式建成，20年来风风雨雨、如火如荼，往日的“村庄”已为林立的高楼、宽阔的道路和高技术产业园区所代替。科技园孵化了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加速了中国知识经济的启动，同时也为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和资源。2008年11月5日上午，我应邀参加了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在翠宫饭店多功能厅举办的《北京志·中关村科技园区志》首发式。书中也记载了长城所从1993年创建到2002年期间部分重要研究课题及成果，包括孵化器、“二次创业”、“一区多园”等诸多内容。假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不是地处中关村，是无法取得今日的地位和业绩的；假如不是在中国大陆，而是在韩国、日本、法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像长城战略咨询这样的民营机构也是难以壮大的。2000年时，有一位在台湾做战略咨询的人到长城所来和我聊天，他看到长城所的发展非常羡慕，他说他在70年代初就想在台湾开拓战略咨询市场，但最后失败了。他自己非常清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台湾太小了，不能让一个战略咨询机构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台湾的企业界也有很强的殖民色彩。比如台湾的公司有几种主要的语言氛围——英语、日语和汉语，英语氛围的公司很可能就请美国跨国公司做咨询，日语氛围的公司亦然。现在关于大国崛起有很多议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英国、德国、日本尽管崛起，仍然是小国；崛起的大国现在只有美国。在21世纪，中国的崛起也成为现实。长城战略咨询之所以能够较好地成长，就是因为长城所作为中国的一个咨询机构，与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共同成长。大陆人口多、公司多，给我们提供了立足之地和成长空间。

最后就是人和。长城由名不见经传到如今的小有名气也和我们1998、1999年招聘形式的改变有关。那时我们第一次在北大招聘员工，出人意料的是竟有1000多人应聘，我们择优录用了20多个。由于公司的学习型文化能够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很好的锻炼机会，所以优秀人才不也断加盟到长城所的事业中来。现在公司积聚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他们在享有轻松愉快的工作氛围和完成富有挑战的工作任务的同时，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3、中国经济的观察：过去、现在和将来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3000多个产业集群是分不开的。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扩大就业、技术创新等都有着重要作用。但是，传统产业集群也面临升级问题，需要沿着全球价值链逐步向高端延伸，成功跨越区域一体化整合、价值链全球整合和价值链虚拟整合三个阶段；另外国家和企业也要有产业主导权意识。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回顾改革30年的时候，都觉得好得很，一片叫好声。但是对于一些研究政治的人则觉得中国还很不好，甚至有“言论禁锢”之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思想解放还任重而道远。今年11月15日，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西安召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汇流与整合”学术讨论会，暨《自然辩证法通讯》成立30年纪念会。这是我下海以后第一次参加80年代学术圈子的学术活动。我在会上做了题为《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基础——80年代思想解放与90年代实践理性》的发言，希望学术界能值此时机反思下自然辨证法、科技创新等其他领域发展状况，而非仅仅聚焦于经济领域。放眼未来，我对21世纪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信心满怀。拿创业来说，中关村的创业者都是30多岁，而且一旦决意创业就全心投入、拼命工作，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创业最活跃的地区。可据我的考察，国外却并非如此。以英国为例，我考察了剑桥科技园，漫步其中，园区自然环境很好，但令人惊讶的是，这里竟然有很多松鼠和野兔；星期天人很少，车辆也很少。再以日本为例，我去日本考察科技园时发现那里的创业者都是60多岁，他们没有年轻人创业的热情。在我看来这是哲学问题。我认为一般工作者应该休息，但创业者应该拼命；如果连创业者也休息的话，国家的前途又指望谁？

4、咨询要依靠哲学方法论与直觉

智力服务业的咨询人员和研究理论的专家学者都是问题的解决者。刘立教授对此十分关注，他问我哪些方面对于解决问题很有帮助，我认为是哲学方法论和直觉。哲学方法论是关于支配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般方式、方法的理论体系，它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中最一般的东西，是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经过哲学加工而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原则、规律和结论。它指导着研究者的发展观、教育观、研究态度以及研究采用的方式方法，进而影响着研究的结果。创办长城所之前在“自然辨证法”领域的工作经历，使我能够快速地洞穿事物的本质。

在讨论中，我还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直觉的作用至关重要，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反倒不大。长城战略咨询创造性地提出了“从80%、20%到4%”的创意法则，即对“80/20”中的20再进行“80/20”分解，抓住少数关键的问题，即关键的4%。而这4%说的恰恰是创意，创意才是工作的核心。咨询的最终成果是研究报告，而我们最终递交给企业的成果其实很简单，是创造性和可执行性兼具的问题解决方案。

在交流的最后阶段，刘立提出，现在清华的学生大部分都存在就业问题。当听说方法论对就业和解决实际问题有用时，他非常吃惊，也希望我能到清华为他的学生做学术报告。他更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到长城所来进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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