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庙堂的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我继续谈对改革时代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警惕。1964年C.B.迈克富森说，我们需要详细制定一种民主理论，它将割断在人类自我现实的自由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以往建立起来的联系。
自由主义并不能为资本主义阶段所垄断。自由主义不等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所见即所是。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错觉中，即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约等于自由主义，那也不能把约等于变为等于。需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有另外一种的意识形态，更接近自由主义，那就是圣经新约政教分离法权体系之下的法政之士。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可能就是属于他们独特的生命表达形式，后面推广开来。
罗马天主教统治后期和现代化早期，这些法政人塑造了自由主义，并且成为政体的主导精神，而且他们找到了经济——行政思维方式的资产阶级，手拉手，结果被财大气粗并且掌握政治和精神权力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中删除或作当作仆人，放在边缘黑暗处。
自由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相反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拉扯大的。自由主义来自政教分离，来自古代的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内在张力，而不是现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张力。没有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照样可以运行。只有觉得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才会觉得市场经济很重要的。
韦伯的《资本主义伦理》，实际上想说，政治与宗教关系，才是决定性的，而且必须看到，现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张力，必须置于政治与宗教关系之内，才是正常的。例如财产的征收，是一个政治神学问题。当经济与政治的内在张力，以彻底脱离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姿态出现，是反政治的，反方案的，只能文化或者学说方式存在。如果不是回归，或者对政治与宗教关系产生影响，甚至可以忽视不管。
国民财富的美梦
康德羞答答地把公民分为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前者经济上不依附他人，是独立的，从而在政治上才有完全的公民权利，后者如雇工、仆人、妇女、学徒、家庭教师、农奴，这一些大多数者被剥削压迫的人们，因为是需要依赖于必须别人生活和保护的人，不具有公民的独立性。这里背后逻辑就是法律保护财产，财产保护自由，当把这个原则变为法律，那么就在公民之间设置了人为的柏林墙。延续不断的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区分，基于财产权的区分，是一种政治生活中的临时措施。这种做法巩固以财产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会造成对基于政教分离精神的立宪政体的撕裂和污染。
财产所有权作为积极公民或者政治参与的法定条件，或者是人成为公民的资格，与底层民众追求生活资料，实现自我保存不同的。改革时代中国的财产权运动，有这两个面相，一个财富精英的面相，一个是生存底线的面相。前者应遭到否定，后者应遭到肯定。
当财产权为政治参与的资格时。这里其实是展开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于城邦的前政治物质条件的。亚里士多德很显然希望造就前政治物质条件，以扩大政治参与。而资产阶级，就并不促成扩大，而是限定一种资格，然后加以排斥，这平等成为平等者的平等，不平等者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财产的法律保护，并不是来自对个人支配所有物的权利的承认，这是一种伪装。也就是，并不是对占有的承认，掌握主权之后，对积累财富和商业发展的工具。这时候，财产权的正当性，臻于有他们促进经济增长来证明，而不是原初意义上的，作为生命权的条件来证明。
人们从一开始的相信繁荣是幸福之本，将经济发展看做社会进步的条件，并且把这个条件和手段，当作政治的中心任务，展开前政治的政治。自然而然造成经济领域在现代体验中，占据中心地位，人们对经济增长持有压倒一切，无可争辩的信仰，认为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言自明的。
1加以1大于2。在发展和总体中，具有巫术的魅力，财富会大规模增加，最后解决贫苦问题。这几百年来，相信经济发展达到某种令人某一的水平，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回迎刃而解。财产权变为财产，在总体性增长，就是与相信经济发展有关。
财产变为财富，成为总体上的安排和分配的对象。国民财富的增加与合作实践，将导致更为众多的，更为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将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财富的最佳分配与人数最多的劳动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以上都是美梦，而不是现实。当政治鼓励财富的竞争，就如如同英国掘地派成员温斯坦莱观察到的那样，会产生大量的受害人，使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对财产和个体利益的辩护，会使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和，并使完整的世界分裂成碎片，并且这是在每一处的所有战争、流血和争夺的肇因。
阿伦特论财产变为财富
独特的道德多元与绝对的法律一元，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初，是和解的。民族国家原初精神的丧失，最突出的方面，就是阿伦特所说的财产（property）实质上的废除以及他向财富的转变。
如同自由一样，现代财产制度以及我们对他的相应的认识已经和萌生他们的城邦历史经验分道扬镳了。基于财产权的立宪，口头上对财产大唱赞歌，实际上却为破坏财产推波助澜。
现在通常说的财产，实际上是财富，是一种伪装的财产，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在阿伦特看来，他们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有着富有之可能的社会，正逐渐变为一贫如洗，这是财富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财富包括生物性存在所需要的用品和消费品，拥有财富意味着掌握了生活的必然性，因而就可以自由的进入共同体。财富使自由成为可能，也就能够维系真正的政治。私有财产由于在公私领域之间划了一条楚河汉界，因此它保证了两者的各自完整性；而私有财富在一室之内组织了必然王国，因此人就可以离开他而进入政治生活，
但是私有财富缺乏私有财产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财富的性质使得它能够扩张，也就是说，他可以积累。因此古人虽然视财产为神圣，但是从来不这样看待财富。一个选择无节制地扩充占有物的人，实际上成为占有物的奴隶，成为必然性的奴仆。只有在现代社会财富才能成为“神圣”。
因为财富是转瞬即逝的，财富的存在就不能像一个人在共同体里所有私自享有的份额那样得到完全的保障。不够成壁垒，而是完全通风透明的。唯有财富繁殖的过程本身，换句话说，积累至少能够带有某些财产的永久性痕迹，而且只有当财富繁殖过程在原则上能随意占有吸纳一切时，这种永久性才能得到保证。
阿伦特相信，无穷的积累与无穷的占有相互依存，这对共同体的稳定性造成严重的后果，持续的占有和积累破坏了过去意义上的财产。当财产和积累发生冲突时，私有财产最终成为积累需求的牺牲品。现代国家保护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刻舟求剑，保护的是经济增长和更多财产的不加束缚的追逐。
作为不同寻常的积累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破坏了财产，也因此破坏了希腊城邦政治理想复兴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使财产和财富之间的区别，变为模糊，私有财产被植入交换体系中，破坏了其政治功能，既有共同追求又不失真正私人性的生活。资本主义的立宪政治，维护的仅仅是虚无主义的空洞形式，而本质与此冲突，造成变动不居。
资本主义的立宪政治依赖于一个空洞的财产权形式，这是从古代希腊遗留下来，并且架上封建土地的政治功效的见证，至今还想保留，可是财产权的政治功效，在资本主义的主导，就解体了。资本主义，正是对市场和政治，无形巧妙地取代军事征服，进行前所未有的可怕剥夺。
社会主义专政国家同样是全面可怕的剥夺，完全以国家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不过是带着不同帽子的孪生子。剥夺，就是被国家所动员，成为流动性财富，然后再分配。在阿伦特看来，东欧和苏联自身吹嘘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据陈会把私有财产交到人民手中并会促使经济效率和政治自由，更准确的时说，确立了一种财富积累的新机制。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关政体
只要不从17世纪政治神学那里背叛出来，投奔资本主义精神，就会保留一种精神紧张，一种黑洞。卢梭是其中一个人，以激进的方式，质疑了私有产权。在启蒙运动早期，原汁原味的时候，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展开启蒙的整治行动的时候，就超出资本主义精神，朝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家充斥着贫困、无知和苦难，这让早期启蒙思想家寝食难安，但是这时候，就出现了两种分化，一种人呢明白不可能看到对此会做一些什么，不相信经济发展和经济进步，会带来解决，但是他们必须提供一种谎言，走向宿命论，最终欺人棋子，引入历史进程中千禧年主义和弥赛亚主义，相信启蒙运动最终可以解决。另外如卢梭，回到基督教和上帝的怀抱，政治与科技进步，都不可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
拉斯基以一种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宣布，自由主义在其保护财产的论调内，包含着“导致其最终毁灭的条件”。当资产阶级把自由主义垄断，当作岁资本主义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哲学，一种思维，一种情绪，他的存在，主要是对自由贸易的财产进行意识形态的辩护。这时候社会主义与底层民众攻击财产权的体系，就成为一种针锋相对。最后财产权陷入了危机，一财产权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法权体系了危机，连立宪事业本身也陷入了连累。所以基于财产权的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之分，市民生活世界的资本主义精神，对基督教精神的驱赶，都是应该被消除的。
拉斯基指出，自由主义有种倾向经常同中产阶级的保护发生矛盾，这是一种进步的和社会化的行为倾向，可以调节财产并且实现其他自由价值。在财产方面棋子下重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是错误的。只要回到自由主义的政治性，把自由主义当做一种立宪的政治技艺，而不是一种道德立场，那么就会相信，可以接受财产的社会调节。
自由主义有一种渴望，要超越原有狭窄的财产范围，基于财产的自由是一种特权，而自由主义正是对特权的扬旗和超越。那么自由主义与财产权的结合，就导致财产权的自由色彩的终结，准备了掘墓人。
自由主义想要证明个人权利能够塑造其自身的命运，而无须去理会企图限制这种可能性的任何权威。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很容易扭曲成从法律的自由之下解脱出来，从法律加诸于财富积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倾向摆脱义务，摆脱成本。例如对于作为市场经济内在组成部分的经济危机，被他们看成是市场经济之外的。这样的扭曲，造成不管无产阶级，是模仿资产阶级，渴望私有财产权，还是反对资产阶级，攻击私有财产权，都同样促成从法律之下的自由，从法律对财富积累的约束中解脱出来。
无产阶级模仿资产阶级渴望私有财产权是无门的，所以反对资产阶级攻击私有财产权，是必然的。对把财富积累为目的的私有财产权神圣私有财产权性，强调到极致，必然促成攻击反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出现。私有财产权丧失了本来面目，变为过度的强化的东西，不是对私有财产保护，而是财富积累的保护时，就走想了对立面，自由主义立宪和私有财产权就翻了脸。
把私有财产当作自然权利，却出现了一种意料不到的结果，削弱了自身的基础，把自己投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当中，从而被绞裂。既然是自然权利，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财产的拥有着，而且应该是平等的拥有。那么资产阶级的自私，带来了共产主义。资产阶级带着普遍性的自由伪装，却隐瞒了有私欲以前贵族夸耀的特权，所以沿着这条河走下去，一反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为了更广大的经济自由主义。当把私有财产当作自然权利，是错上加错。
他们论证说，所有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拥有财产，而少数人的拥有财产，就造成大多数人丧失财产，这样的拥有，就是非法盗用。如果私有财产并不是自然权利，而是生命权的条件，那么就不会激化矛盾，让贫富分化成为最紧张的政治冲突。
十八世纪的思想开始主动怀疑财产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并不独立于社会之外，存在人际关系之中，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米拉波1791年4月2日的最后伟大演讲中，他指出，财产并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法律不是局限于对产权的保护与保存，而是以某种方式创造它，决定它，在公民的各项权利当中，赋予它应该的地位和重要性。因此社会拥有对其成员拒绝的权利，在特殊情况下有权，武断地剥夺他们个人所有的财产。
基于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和天赋人权（伪装的自我保存），在现代性和自由立宪政体奠基之后，就有两个市民社会对国家的攻陷，也就是必然性和欲望涌上至舞台，
第一次是资产阶级的重商主义，把经济自由当作主要的。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提到了自由的根基，可能被用于支持专制。他举出的理由是对丧失财富的担心，以及对家境衰落的恐惧。由现实的或恐惧中的衰落而引起的被剥夺感和无名怨恨，这种情感为接受强大政府的允诺，来避免真实的或者想象中的危险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基于财富的安全感，以及等级隔离渴望，造成其恐惧自己堕落为奴隶，或者恐惧奴隶起来取而代之，这一些情感，加上经济自由和启蒙运动的哲学自由，都以一种非法律之下的自由面目出现，以一种反政治和非政治的面目出现，最后都导致了资产阶级专制。在对抗的罗马天主教的权威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与启蒙运动的哲学自由，都采取龟缩在私人领域，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有着严重非政治或者反政治气息，从而很容易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心态，最后都导致极权主义专制。
第二次众所周知是无产阶级的。二次都是经济——行政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出路并不再回到资产阶级或者无产积极，而是回到新教的原初政治神学。资产阶级或者无产积极，都是新教徒的异化。而农民与新教徒的关系。实际上，对底层的大多数人的恐惧，是一开始就有的（施克拉的美国中产阶级恐惧奴隶）。新教政治崛起期间，好战的加尔文教都有一个明显的信条：那一些由于异端而被烧死的人，与在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英国一样，大多数都具有平民背景。资产阶级很自然的希望预先防止，具有普遍化基础专政的危险性，这也引发一系列的革命社会变革。
进不了庙堂的资本主义精神
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个人、家庭和国家政治都处在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从必需性中解脱出来。个人的精神自由，是最容易的，而家庭和国家政治到了现代社会，才倾向于大幅度溶解。基督教诞生之后，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欲望的，带动这个进程。精神的，是基督教的世界精神使命，欲望的，是后来长大成形的资本主义精神。欲望的更容易，比精神的，更加激进。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要瓦解国家政治，还要瓦解家庭。
当下国家政治从必然性和神秘巫术中解放出来，放在一个政治理性主义之上，是合适的。而家庭还是自然的，保守的。按照耶稣的说法，只有到了他的国降临，才能做到父亲与儿子，婆婆与媳妇，丈夫与妻子等的彻底断裂。资本主义精神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占据了国家政治和家庭，却没有留下适当的建构。所以不管是国家，还是家庭，应该学会不被资本主义精神控制，而应该学会控制资本主义精神。
整个人类处在这样一个自由进程当中，个人内心、家庭和国家政治从自然中解出来奔向自由。而个人内心是最容易实现的。到了现代社会家庭和国家政治，进入自由解放的核心地带。促成这种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有基督教的世界精神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作为欲望，一马当先，不仅瓦解了国家政治，还要瓦解更加自然保守的家庭。而且资本主义的解放，是背叛的，任性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其造成的解放，并不是自由，而是人性的瓦解，人堕落为动物。资本主义一种最激进的姿态，摧毁了人性的障碍和人性本身。
在我看来，国家政治和家庭的自由解放，都不能更依赖于资本主义精神。而基督教精神带来的自由解放，从政治的审慎性来说，也是适宜的。当下需要重点攻克的，国家政治与政府；而家庭，可以仍由习俗来统治。
今天的资本主义精神在15世纪凸显出来时，并没有后来要改变改造世界的雄心和勇气，它首先必须在天主教精神权威面前为自己辩护。在财富之上，还有更高的伦理目的。财富如果不服从于这些目的，就没有正当性（财富与财产的不同路径，一个是商业的，一个是封建的，不能混淆）。当天主教精神权威被打败，而新教无法将基督教精神，成功渗透进入政治，政治中所需要的精神空缺，就被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希腊等异教精神补上。
如果没有完成道成肉身，没有把福音律法化，没有完成彻底的新教改革，幸福、秩序、安全等世俗的目标，就成为政治的福音，而其中的主要内容就是财产，由秩序引起的经济问题，就是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国家对财产拥有者要求权利的回应，再加上对外的军事同盟。对财富的追求，僭越成为社会的维系，并且僭越成为一切政治行动的基石。
国家和政治的动机，不再是为了好的生活，而是为了获取财富，以及用立法的手段设定获取财富的条件。好生活的诸条件中一个条件，成了目的本身。
资本主义精神无法构成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内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内容，是一种准宗教信仰，或者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这种内容正是民族主义，而正是民族主义赋予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和其他世俗政治事务，一种意义和伦理框架。即使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商业成为长子，这个长子从来没有取代父亲。
最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有多么精当，而是对资本主义精神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论述有多么精当。我们先来看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反映出英国的民族意识。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存在，对于斯密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民族性是斯密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框架。经济学仅仅是政治设计的一个分支，斯密致力于为了英国民族利益，去研究理解贯穿于各国法律并作为法律基础的总体原则，并解释各国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时期所经历的不同革命。
斯密的民族性，在英国国内得到普遍认可理解，深圳植根于英国的土壤。正是将英国当作民族国家，才使商业和市场经济，从传统隶属于政治和宗教的仆人地位中脱落出来。这里并不是相反，并不是商业和市场经济，使英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后面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
从人类历史以来，最基本的身份是宗教身份，只有民族主义取代宗教信仰，才能代替宗教信仰来确定个人的身份。而对财富的追求，只有有利于民族总体利益，才适合于伦理和理性的。在17世纪，只有英国是形成的民族国家。而荷兰的民族国家属性就遭到怀疑，因为荷兰商人缺乏对共享的意识和共同的荷兰身份。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人联合公司，荷兰共和国在政治精神上是空洞的，其新教精神并没有进入政治，而是局限于个人灵魂生活，而在政治上，是一个商业联盟，荷兰共和国不存在民族意识、共和之后的荷兰人，也不具备民族身份，荷兰共和国从未来共和国层次上，建立一种自然的和不可分割的命运团体的前提。资本主义精神并不足以担当民族国家的使命。
美国的新教政体，恒久地受到财富积累和消费渴望的必然性的冲击。18世纪以来的美国，是欧洲贫困人们的流奶与蜜的梦中乌托邦。他们所说的美国梦，更是追求暴富和带有破坏新激情。这种东西并无法作为政体的根基，相反，必须有一道防火墙，把资本主义精神与宪政隔离开来，避免造成宪政瓦解。阿伦特注意到了这一点，富裕和贫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富裕的社会里，人们一样受到财富积累和消费渴望的必然性支配。发财的穷人，还一辈子是穷人。
我们现在来一下，美国宪政并没有对洛克进行滥用。当杰弗逊把洛克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换成1776年独立宣言中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追求幸福替代了保守狭隘的财产，那么就将财产当作幸福的条件，当作生命、自由的条件，就恢复了本来面目。尽管立宪国父非常重视财产权，并且对私有财产的关心和尊重，阻止了他们追求自然权利更彻底的实现，例如对奴隶制的默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政体建立在财产权之上，或者把保护财产当做政府的中心任务。
在财产权的保护中，应该区分国体与政体。国体的中心任务，是革命权，如何更换政府，而政体在现代，中心任务是保护财产权。然而这不能写入宪法，不能把政府的精神，建立在保护财产权之上。
当否定奠基在资本主义精神之上，并不否认国家应该保护私有财产权。这是国家维护秩序的一个功能，而国家本身，其正当性，并不是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权之上。保护了私有财产权，国家有正当性，不保护私有财产权，国家照样有正当性。保护了私有财产权仅仅是一个部分。
中心任务是行动的内容，而不是政体的根基或根本原则。中心任务是所干的事情，而根基或根本原则却是所干的事情之上的精神或标准。不能混淆，一混淆，就造成政体堕落为重商主义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政体的根基或根本原则，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而是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