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治学态度—再与“百家讲坛”阎崇年商榷
长期以来，广大群众对于“百家讲坛”的评书乱弹、贫嘴瞎掰式的每况愈下，意见越来越大了。我在“质疑阎崇年先生：满清入侵的真相与实质”、“陈明远与阎崇年的历史观原则分歧”、“怎样看待满清皇朝康乾盛世”、“凭啥妄称康熙千古一帝？”、“我和阎崇年的学术见解不同”等文章中，以及一些被扣大帽子封杀的文章中，提出与阎老师论学的三大原则分歧：（一）历史观，有原则分歧；（二）治学态度，也有原则分歧；（三）表述形式，还是有原则分歧。
阎老师不愧为满学专家、文史界长辈，读过很多史籍文献，引述很多掌故。因此我尊重您。不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论辩不当之处，尚祈指正。本文继续谈谈我与阎老师在治学态度方面的原则分歧。
说到底，阎崇年先生是个颇有口才的讲史说书人，至于他的学术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他是研究满学出身，近年主讲清史。他的“说书”违背了一个历史学者的基本底线，就是客观、公允，尽量发掘历史真相；不要“假大空”。
阎崇年却喜欢下一些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结论，常常让史学界感到啼笑皆非。什么“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第一帝”、什么“袁崇焕是个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民族大英雄”等等，这怎能是学者讲述历史的态度呢？就连说评书的也不敢这么乱讲呵。过去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娱人耳目，说故事不算什么正经学术问题，也懒得与他争辩。哪知这几年，书说得多了，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史学泰斗”。尤其是他对明清史的发言，近年来越发放肆，借由他的说书，传导给公众大量谬误的历史观，着实让人震惊。
学者讲述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要尽量客观地发掘历史真相。西方史学叫不能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传统史学要求的是史事“实录”原则、不好偏私的“素心”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都是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史学精神。因为古人不能站出来与你辩白，所以我们在评述历史时，就一定要秉承客观真实的态度。这是历史学家的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再新奇的观点也不过被视作无稽之谈。
阎崇年却常做此“红牌”犯规动作。几年前，阎崇年就开始到处为袁崇焕翻案，把袁说成一个“民族大英雄”。关于袁崇焕是否为民族英雄，只追究他冤杀毛文龙一点，就难以立论。毛文龙是明朝著名抗金将领，后金对他的评价是：“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皇太极把抗金名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征讨、招降都没起到作用。后金办不到的事，袁崇焕却替他完成了。史书记载：“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果然亲者痛仇者快。几个月之后就发生“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崇祯帝杀袁崇焕，列明九大罪状，据后代学者考证大多属实，并没有冤枉袁崇焕。即便不说袁崇焕是个汉奸，至少也是个军事指挥的蠢材，这在史学界早有定论。阎崇年为何敢冒天下之大韪替他翻案，将他标榜为一个“民族大英雄”呢？他打的无非还是那张“扬清抑明”的牌，与乾隆为袁崇焕翻案的原因一样。袁崇焕被崇祯所杀，如果把袁崇焕说成是民族英雄，崇祯自然是昏君；袁形象越高大，就越可显示明朝活该灭亡。那么清军入关的理由也就越充分，满人统治汉人就变得天经地义了。
大肆宣扬袁崇焕的“英雄故事”，多么容易打动人心呵！这是乾隆皇帝高妙的封建专制的宣传策略，只需假造一个汉民族的英雄，就会得出“明朝不灭天理不容”的结论。乾隆皇帝为袁崇焕翻案，是为了反击当年汉人“反清复明”的信念，为满人统治寻找合法性；而阎崇年翻案，则是为了在当代民众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一个“反明复清”的历史观。
阎崇年巧言令色，说轻点是为抬高自己所研究的满学与清史的地位，成为当代显学。他常说自己的见解是“学术见解”，请看他对袁崇焕这一句广为流传的评价吧：“我觉得袁崇焕这个人，他身上有一股气，就叫做正气，用孟子的话来说，叫做‘浩然正气’；袁崇焕身上有一种精神，叫爱国精神，他这个爱国精神，是强烈的爱国，不是一般的说出来的。”这难道是现代历史学者应有的学术话语吗？非也！至多可说封建臣子“忠君”与否，哪里可以妄谈“强烈的爱国”？这是封建政客的肆意宣传的口吻。阎崇年的治学态度确实大成问题。
阎崇年著《袁崇焕传》自序中，认为明朝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才导致努尔哈赤的七大恨誓师起兵。这番话小说家可言，历史学者就不能这么胡扯了。努尔哈赤大半生精力是用来制服其他女真部落、割据辽东。建州女真乃大明王朝的治下，努尔哈赤起兵实质是个人野心推动下的叛乱。所以，无论有没有塔克世被误杀这件事，努尔哈赤都会起兵叛乱，塔克世被杀只不过是个堂皇的借口罢了。
阎崇年书中又有“前因后果，因缘相报——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皇太极是袁崇焕的克星”等语。历史事件怎么能用封建迷信的“报应”“克星”来解释？
阎崇年对于人物用词非常过分。如提到努尔哈赤均冠有“天命汗”，提到皇太极均冠有“天聪汗”，提到阿敏、莽而古泰等均冠有“贝勒”等等。令人读了颇觉倒胃口。目前满电视屏幕美化大辫猪尾巴、电视剧中的人物满嘴的奴才、奴才，早就引起广大观众的反感、不满和抗议
—— 那就算是娱乐的庸俗低级趣味罢了；想不到阎崇年先生书里，也是满眼满口满耳的辫子奴才语言。更妄自对康熙冠以“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古一帝”的空前徽号，居然退步到封建皇权的落后史观！
阎崇年选用史料较多，可惜许多引用未加辨伪，只怕学识不多的青少年们看了有误导之嫌。清人大肆篡改史料，为史学界共识；阎崇年心知肚明，还不去伪存真，那是时空错乱，真是梦回大清了。……
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尽量客观、全面的还原历史真相，而不是对史料根据自己的主观特殊需要大加取舍抑扬，这是史家的基本良知所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而阎崇年近年一直做的，就是肆意“取舍抑扬”，从他的很多说法中，已很难看到历史学者应有的良知。
这是本人所见的一些议论，摘录于此，作为讨论参考。此文并不希望阎崇年先生回答，其实他也答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