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与愚蠢

    老斯先生的手写本《恐怖的汉语》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其中很多观点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敲骨锥心之痛。尽管它们难脱偏激之虞，但确实也不乏催人深省的真知灼见。

    他的有些说法不仅新颖，而且有趣。比如，他认为：“汉语是皇帝或变相皇帝和文人的控股股份，是他们捞取红利的量子基金。几千年来，汉语就被这两类人整成了道场与过场，并且道场之深，过场之大，前者犹如永世难破的密语，后者好比万拨不散的云海。在一个生贫活瘠、情荒理亏的世界，汉语更多发挥的是一种掩饰与矫饰的功能。也就是说，它的表达与阐释功能一直都降低到了零度，几乎削弱为无或负。在一个实本虚弱的生活场域中，汉语的牛拜与文本宏大气象的出现实在不足为奇。这用心理学中的一条补偿原理便可得到解释。这种补偿随时可见，俯拾即是。比如聋哑人放鞭炮，胆怯者画龙虎，反书者写书法，文盲者整春晚，卑污者爱荷莲……于是，我们就不难发现构成汉民族保底生存与持续存在的一种二元组合：语言的假大空，肉身的粗蛮横。前者是运行软件，后者是硬件设施。所谓悲剧，就是这两者的勾兑与结合；所谓宿命，就是这两者的拷贝与放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物国的最大产业并非金融、房产、能源、交通，而是语言加工制造业的理由。”

    他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汉语的这种垄断生产、垄断销售、独霸市场的现象是会遭到起诉的。不过，我们的语业历来如此，人们也就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只是这种垄断只能带来两种必然的结果：制造商套利，使用者致愚。当然，局利积累的同时，肯定是愚幻的氛围愈浓。语言的升级直接导致愚病的加重。在物国的历史中，语言与现实是两极拉开，各奔东西，相互抵牾的。也就是说，在语言-现实关系的五大模式中，它只启用了其中的三种模式，即：‘错应’、‘反应’（反向呼应）与‘虚应’，而彻底挤掉了‘对应’与‘理应’的可能性空间。正因为有这种两极拉开，所以我们尤其应该警惕与提防那些形式牛拜的汉语和气势宏伟的语象。因为完全有可能，汉语中的道德刚好指称的是现实中的不道德；汉语中的纯洁刚好揭示的是生活中的不纯洁。同理，汉语中的正气象征的是现实中的邪气；汉语中的善说明的是生活中的恶。这就像在人民缺席的地方总是贴满了人民的标签，在反儒的生境总是频弹雅儒的高调，在非马的场合总是宣讲克思的宏论。”

    以我之见，是他第一次指出：“对物国最具阐释力与印证力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论语》、《道德经》之类，而是‘伟大’的长城：一个属于泥、砖、窑、体力、人力、物力、武力、军事、防卫、硬堵、横拦的世界。长城不仅是一个事实，它更是一个物证。是物国实情的最好提示与证明。”

    在书中，他列举了一些恐怖汉语的例子。比如：“上刀山，下火海，烫油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工人兄弟吼一吼，吓得地球抖三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五马分尸，粉身碎骨。”“钉竹签，掏心窝。”“斩草除根，株连九族。”“纪律高于生命。”“稳定压到一切。”等。按照老斯的说法，我们暂且不去推论这些说辞的必然恶效，仅这种说法就可被定为橙红色的恐怖等级，没二话可说。

    饶有意思的是，在该书的附录部分，老斯对一首著名之歌的歌词作了有趣的分析与反问。他写道，“有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是这样唱的：‘用我们的血肉铸起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难道整了一座泥砖长城还嫌不够，非得要用血肉来再铸一座长城不成？有这个必要吗？还有，为什么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呢？而且还要前进，前进，前进，进，进，进。这是哪门子糊涂指挥官发布的军事命令？真是愚蠢至极！为什么不可以在敌人的炮火间歇前进，或绕过敌人的炮火前进呢？”

    我觉得，读了老斯的这本书，不仅让我们对汉语有一种崭新的认识，而且能使我们领悟到：所谓聪明者的恐怖与被恐怖的愚蠢实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种互为因果的悲剧性反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