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以春秋之际为大体时限，其前后的差别是较大的。造成此种思想理论上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原因：
第一，春秋时期以前，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春秋时期是一个历史变革时期，到了战国后期，土地变为私有。农业生产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生产，土地是农业生产资料中最主要的部分。作为中国主要经济生产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发生重大变革前后，就自然地要深刻地影响到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生产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如此，反映在经济思想理论上，自然就会产生前后不一致的变化。
第二，除了土地之外，剩下影响到生产的因素，就是生产工具了。春秋及其以前的历史上，中国的农具主要是以木、石、骨、蚌等材料制作，而春秋之后，铁制农具便逐渐应用到了农业生产之中。还有，依据现在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证，牛耕虽然早在春秋时期以前就已经出现，但得到普遍推广亦是到了战国中后期的事。如此，生产工具前后的不同，在生产力上的体现就会大不相同，因而对于实际历史上的经济理论，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第三，春秋时期以前，虽亦有过所谓的商汤、周武“革命”，一是此种“革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式的政权更替，并未在社会制度与经济生产中造成多大的变革。其间，土地、山林等重要的资源为国有，国家还在经济生产中有着比较重要的组织指导性职能，例如在五帝时代，国家就设有金正、木正、水正、火正、土正、后稷等类职官，专门负责对生产的领导，黄帝就是以“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而受到人民的拥戴，以其“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教民以“时播百谷草木”的发展农业生产之功，按象征土地之色而谥称“黄帝”的。此后，历经夏、商，直到西周初期，国家对于生产的管理职能并未减弱，如《周礼》中，就还有国家置“司工”（后改称司空）、“工师”、“司土”（后改称司徒）、“司稼”、“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司市”等许多专职职官，各司其职，对生产进行管理。而在战国以后，土地私有，中国的农业经济生产形式向着小而全的典型小农经济发展，国家不再设置许多门类的专职官员来组织和指导生产，统治者只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收取税赋了。所以，《周礼》中原先规定的那些“稻人”、“司稼”、“土均”之类官职都取消了，虽亦有些“司空”、“司徒”之类名称的保留，但其业已与“工”、“农”生产毫无关系。如此，反映在经济理论上，这也就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四，社会经济生产基础的变革会影响到哲学思想理论，同样，哲学思想理论的嬗变，更会直接在经济理论上反映出来。春秋以来，李耳的“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愚民”、“禁欲”思想鼓吹，在给社会经济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也更直接地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
以上四个方面，都是导致春秋时期前后经济理论产生重大变化的直接性原因。现在，我们就简要地对春秋前后的经济思想作一个简要的分述。
（一）春秋及其以前的经济思想
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思想是较为丰富多彩的，也是一个比较理论正确的历史时期。按其内容分类，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 以农为本，允釐百工
《黄帝经·经法·君正》曰：“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
《管子·权修》云：“上不好本事……则民缓于时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
《吕氏春秋·上农》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按：此中之“农”指农人，“国”作都城之义解），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蔴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
《尚书·尧典》有“允釐百工，庶绩咸熙”之语。
⒉ 观察日月，制历授时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木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尚书·尧典》：“（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霄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⒊ 相以地利，顺时而树
《黄帝经·经法·论》：“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顺四时之度，合内外，而民则无疾。……动静不时，种树失地之宜，则天地之道逆矣”。
《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辨其山、林、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蓺。”
⒋ 平均土地，节用材物
《归藏》：“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
《周礼·地官》：“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三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蔴，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量民力，则无事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子·八观》：“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泽之作者，博民于生谷也。”
《国语·鲁语》：“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
⒌ 开辟集市，鼓励交易
《周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逸周书·大聚解》：“工匠役工，以攻其财。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其资，百工不失其时，无愚不教，则无穷乏财。”
《周礼·地官》：“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者质剂焉”。
⒍ 轻徭薄赋，富民以治
《黄帝经·经法·君正》：“毋苛事，节赋敛，勿夺民时，治之安”。
《六韬·文韬》：“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二）春秋时期以后的经济思想
经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土地迅速私有化，大多数农户变成了从畜禽饲养、一般农具制作、春种秋收，到粮食加工、米酒自酿、纺线织布、裁剪缝纫等小而全的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形式形成。这一家一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税赋的承担实体。国家用不着再计口授田，管理土地，也就取消了先前的各类官职，如何发展生产的问题也就很少有人再去谈论了。在此之后，农民为着糊口、缴税而躬耕，手工业者为了赚钱而做工，商贾为了盈利而奔走，官吏为了升官而敛财，至于帝王将相们或为争权，或为夺位，或为称霸，而用机谋、搞陷害、兴杀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为利益所驱动，都是朝着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相联系而进行的，旧的不合理的因素去掉了，新的不合理的因素又出现了，于是就再进行变革。而每当在社会变革中新旧体制交替之际，其不合理的反差就更大，其乱象亦多。大家都去争夺利益，社会便相对秩序较乱，法理界限也相对模糊，“礼崩乐坏”的情况出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孔子论克己、讲仁义，墨子说兼爱、议非攻的历史原因。只不过，孔子通历史、学《易》经，善作哲理性思考，针对社会流弊以言道德修养，懂中庸，而很少讲过头话；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说话，就难免有偏激之辞，且信鬼神，不是一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相比之下，最数李耳下三烂，采取割裂、歪曲、颠到语句之法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玩弄“玄之又玄”的文字游戏，将读者绕一个晕头转向之后，就给统治者献起了禁欲、愚民、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煽动“绝学无忧”等一系列反对人类社会进步、反对社会文明的歪理邪说，有些人以为李耳玩弄的“玄之又玄”，当真是他发现了天下的“众妙之门”，于是乎就争相攻击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此风之下，谈经济生产也就充满了权术，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了。例如商鞅就反对提倡仁义道德，认为那几“劳民”。他说，“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以此劳民。劳民者，其国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①那么，何谓“不劳民”的“农战”呢？商鞅说：“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②商鞅所说的“农战”，就是屯垦。集民垦荒耕种，为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粮食、物资，然后再把这些人送上战场，为统治者的兼并他国而战，实行垦荒与战斗相结合。《汉书·食货志》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
———————————
① ②《商君书·农战》。
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食。……汉兴，循而未改”。看来，商鞅的“不劳民”，不过是比过去加重二三十倍的对人民搾取，敲骨吸髓！这种经济“理论”，已经不讲“理”，也无所谓“论”了。
此后，到了朱熹那里，就剩下一个存天理与灭人欲的论调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①其实，这不过是李耳的禁欲主义的那一套，没有甚么新鲜玩艺。
中国早在黄帝之时就以机械原理造出过指南车，其后在车船的制造上有过很大的发展。南北朝时马钧、解飞机、索驭驎、祖冲之等，都在机械制造方面多有发明创造，但就是没有很好地推广应用，发展其为生产力，提高生产水平。这恐怕与“绝巧弃利”的鼓吹是不无关系的。
纵观历史上经济生产建设与其理论变化，其正确与否，直接同社会政治制度优劣、哲学理论发展与嬗变紧相联系，这两者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
————————————
① 《朱子性理语类·卷十三·学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