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藩溪砚接续了断代的中国文化，当今中国建筑的精神却沦落如斯，怎不让人唏嘘慨叹？

    年前，一友人送我一方砚台，因事务繁忙，一直没有拆封使用。近日，因想写些小楷，打开一看，是一方国藩溪砚，上刻有曾国藩笔迹铭文“止于至善”。
    溪石，产自距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三十公里外的溪口，质地细腻，五彩缤纷，呈绛红、碧绿、橙黄、淡青、紫罗兰诸色。上等溪石“双峰绿”，悬之扣之，啪啪作响有木之质感。溪石制砚，着水研墨，黑亮沉凝；寒冬呵气，即可研墨。咸丰、同治年间，溪砚成为曾国藩的终身伴侣。他出任直隶总督时，还将溪砚作为“贡品”敬献同治皇帝，同治帝置于龙案使用，溪砚从此名声大振，满朝文武争相求之。
    砚台铭文源于《大学》开头的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表达的是一个人做人精神原则中的最高人格境界或者说最高人格理想。仔细端详砚台良久，不禁想了很多。

    现在总有一个深深的忧虑，国人现在好像更多在沾沾自喜目前的经济成绩和生活水平，但我更忧虑中国未来的作为民族的竞争力。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中国文化断代现象非常严重（有学者在访问台湾后说，中国的台湾已经经历了民主的洗礼，但比中国更中国）。加上教育的偏向，国人对谋生的术的领域过于偏重，而轻视甚至鄙视或逃离于相关于精神领域的学科，造成的思想力萎缩和精神沦丧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失去强大思想力的民族必行之不远。
    中国的文化断代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观察思考，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现代大学之一，从京师大学堂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五四以后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北京大学、解放以后的北京大学、到文革以后的北京大学、到现在的北京大学。这中间不仅北大的校址变了，它的教育理念、理想人格、学术目的都变了，北大作为象征符号所浓缩的强烈的“胸怀天下、自由思想、学问至上”的人文精神仿佛已成为背影，而渐行渐远。
    曾有一个关于“儒家文化在东方各国影响力”的调查，结果受调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中，最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是韩国，中国内地排在最后一位。作为儒学的母国和发源地，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一个民族抛弃了它所承续几千年的文化道统，就必定会生产一个发育不全的畸形怪胎。

    砚是我国文房四宝之一，是历代文人必备之物，砚文化源远流长。更重要的，它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因而它义不容辞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关于溪砚的文献，最早当推“清代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他在《南村草堂诗钞》中写道：“以湘乡雪花滩石为砚，佳者为端砚、五盖不足言之。”并以诗赞曰：“湘中万古骚人魄，精气不消结为石”，进而称溪砚为“琳琅稀世宝”。（注：“雪花滩”，是如今水府庙大坝下游的涟水河浅滩，溪石极品“双峰绿”便产于此河床。“五盖”，是指湖广交界之骑田岭五盖山所产的黝砚，当时是文人相争之物。）清书法大师何绍基也说：“湘石佳者可奴隶五盖，端溪上品无以过”。溪砚与安徽歙砚、山东鲁砚、甘肃洮砚、广东端砚同列中国名砚。溪砚经过几十年的停产断代,现在已被接续,重新焕发出文化的活力。
  
    好一个“湘中万古骚人魄，精气不消结为石”，一方砚台所涵盖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底蕴竟然可以穿透时空。但目视当今房地产狂盛时期后遗留的垃圾建筑，中国大城小城绝大多数建筑的文化精神的缺失，真让人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