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短期访学，在查阅资料时，无意中发现雷震晚年致香港《明报月刊》的一封信，刊载在该刊1976年4月号上。这封信似未被收入后来的《雷震全集》之中，但从历史的脉络看，这封信十分重要，不仅可以洞悉晚年雷震对台湾社会政治走向的某些看法，并见他对“台独”问题所持有的鲜明立场与态度。

    一般以为，雷震与当年威权体制作殊死抗争，在诸多言论中，其中不乏某些“台独”倾向之嫌。况且彼时一些党外人士又多多少少围拢在他的身边，对于这些人来说，雷震不啻是形格势禁中坚持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然而，反对威权体制、争取言论自由与“台独”并不能混为一谈，从雷震晚年的这封信中就可得到明证。也就是说，雷震不仅没有任何“台独”倾向，相反，他是坚决反对“台独”的。

    雷震为什么要给香港《明报月刊》写这封信，原因是他在友人处读到1975年11月《明报月刊》上一封署名“楼美达”的投书，信中认为“外省人不能以代表大陆为藉口，由多数立场降为少数，政权自然转移到台湾人手中，此与台独意相符……”，并特意提及参见雷震的《救亡图存献议》及《给蒋院长的一封信》，似乎这就是雷震的本意。我在做《雷震传》时，对这一段历史了解得较为清楚。《救亡图存献议》确为雷震本人所写，但并无公开之意，完全是对当局的私下谏言。后不知何故，此信被人在美刊行的《台独月刊》上予以披露，雷震既感意外又十分震怒。为了这件事，遭至老友王云五指摘，两人因此绝交。所以此事不提亦罢，一提即如坐针毡。因此，当雷震读罢“楼美达”的投书，初不欲理睬之，复又深感此信“文路不清”，“且添油加醋，歪曲解释，显系别有用心，而非正人君子之所为也”，颇有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在这一年12月14日给明报月刊写下这封信，其目的就是“为免于淆混视听而起见……”

    从这封信中可知，雷震是“绝对反对搞‘台湾独立’”的。以他自己的话说，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一搞台独，台湾内部必然出现分裂之局，什么大陆人、台湾人的界线都呈现出来而明争暗斗……今日在台的大陆人和原住的台湾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China民族’，都是由‘方块字’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先来后到’之别耳”。从今日台湾社会现状看，雷震当年的预言不幸而中！所谓“蓝绿之分”，实际上是被某些政客有意操弄在族群之间所造成的严重撕裂，对台湾社会和人民都是一种不负责的损害。雷震在这封信中特别强调，再不要白费精神“去搞台独”，“那是劳而无功的”。“今后大陆人和台湾人，两者要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才能确保台湾，免于灾难”。

   雷震后半生反专制、争自由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的，当年台湾社会对他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其老友胡适生前就说过，台湾人应当给雷震造个铜像。在雷震的政治理念中，实行民主法治，保障言论自由，是改变当时台湾社会的首要任务。因此，他在这封信中仍未忘记抨击国民党威权体制，他说：“我要劝告国民党主持人，说话要言行一致，才能取信于人，既说要彻底实行民主，就要根据宪法，实行民主，否则就变成漫无标准了……”“不可对外说的是一套，而内里所行的又是一套……”雷震曾经是国民党当权者极其信任的权力圈子中的重要人物，赴台后与胡适、杭立武等人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对抗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整整十年中，不期而然地扮演了一个传播民主思想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台湾民主宪政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抹灭的地位，并为台湾社会日后实现其政治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虽然在威权体制尚未松动之时，其悲剧注定不可避免，雷震坐了整整十年大牢，但他对国民党确实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遗憾。雷震在这封信中分析了“台独”之所以形成以及所造成的政治影响，认为“国民党应当负其责”，完全是“台湾警备总部逼上梁山的”。从这一点看，雷震对台湾现实政治的认知有其深刻之处，即任何一种专制都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封信的末了，雷震以其淡然的语气谈及自己不多的来日：“不佞明年将届八十春秋，出狱后已不作任何活动，只盼稳稳静静地度过残年，平平安安地寿终正寝……”这是一种何等复杂的心绪，他一方面不赞成“台独”意识，另一方面又坚信国民党应退为普通政党，台湾社会才可能有一点点希望。但他本人却未能看到这个变化，几年后就去世了。

刊于2008年12月14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