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上，我才知道北京大学的某个或某几个部门在“模拟法庭”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主要还是由季羡林先生的藏品谈开去。对于这次会议，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想说的。但是，媒体报道了赵敦华教授关于我的一段话，拜读后，我觉得应该略作答复。

这段话是：“钱文忠是季羡林的硕士生，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博士才是真正的学生。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我知道赵教授是留学欧洲的西方哲学研究者，论著颇多，我也拜读过其中的一些。对于赵先生的专业造诣，我很尊敬。然而，上面这段关于我的话和专业无关，却让我大开眼界了。

一，            我的硕士论文确实是季羡林先生指导的，但是“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不知道和这有什么关系。至于我和季羡林先生的关系怎么样，是否近，恐怕不必由赵教授来指点和评论。我知道，赵教授和季羡林先生倒确实不仅不近，恐怕还是很远的。

二，              “博士才是真正的学生”，这是赵教授的高论。且不说这是否就是欧洲的传统，起码，赵教授对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很隔膜。

三，    “钱文忠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都明白”我相信赵教授是受过比较严格的逻辑训练的。但是，既然由于我是季羡林先生的硕士生，而“硕士和导师的关系没那么近”，按照赵教授的说法，我又怎么会“对季羡林的事儿全都清楚，他很明白”呢？赵教授这么说，难道不是有点语无伦次、口不择言了吗？

三，              “为什么现在还会这么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问得好！我怎么做，具见于我的博客文字，赵教授想了解，可以拨冗垂顾。至于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谢谢赵教授提示，谢谢赵教授替我考虑，不过，大概还要请赵教授明示。因为，这么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只有发问人赵教授本人才有。此外，这种“莫须有”的，好象很“深沉”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并没有赵教授想象的那么有市场。赵教授是否也这样先问问自己呢？

我倒知道，而且可以负责任的讲，赵教授和季羡林先生不仅不接近，更谈不上熟悉。当然，赵教授依然有足够的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赵教授关于季羡林先生藏品的言论，也就不发表我的意见了。

赵教授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不过，那是引用的西哲名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且，我完全相信，赵敦华教授所说“我是为了自己的良心”，完全发自赵教授的真心。同时，我还相信，赵教授的良心和常人的良心是相同的，或者至少差距不太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