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超大城市与城市群

 

  1997年，在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雷姆·库哈斯以其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珠江三角洲计划》，从多角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区域由高速公路和与之伴生的加工业构成的新型城市带现象。在此之后，他的哈佛研究团队继续保持对珠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关注，2001年，《大跃进》出版，在书中他指出：“它（指《大跃进》）描述一种新的城市状态，一种新的城市存在形式，我们称之为‘加剧差异的城市’（city of exacerbated difference）或者COED。除却我们已知的所有特征，COED生成了一系列新的、版权所有的概念，它提出了一套新的词汇或语言框架来描述和解释当代城市环境。”

 

  此时，以上海浦东开发为先导（到1998年，已有170余幢高楼疯狂的滋长出来，与外滩建筑群隔江对峙，初步形成CBD格局），中国的新一轮超速城市化也刚刚起步。在此之前，整个社会颇为关注西方大城市发展的弊端，曾着力加快中小城市和县级市的发展，但是这十年间，大城市、超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群的超速建设，已成为主流。与既成的珠江三角洲“畸形”的城市带不同，在这十年间逐渐成型的长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包括江苏的扬州、泰州、南通、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浙江的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共15个城市及其所辖的74个县市，以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以及多条铁路为纽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京津城市带（及环渤海经济圈），则更多依托于原有城市布局，以交通环境的改观、行政机制的变革，以及新区城市景观的塑造（如上海浦东、北京国贸区域、天津滨海新区于家堡CBD规划）为特征，展现出更为强劲（目标是世界级城市群）、主流（中国特色）和国际化（规划与设计均为国际招标）的趋势。

 

2．保护与再生

 

  2003年，欧宁、曹斐与缘影会拍摄了《三元里》，以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个广州的城中村的生态进行了全面深入剖析。两年之后，在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上，策展人张永和已将“城中村”作为一个独立展示场馆进行集中展示，动员国内外6所著名大学进行“深圳城中村联合设计研究”，不仅关注问题、分析问题，也着手于解决问题，即试图为这个困扰城市规划的难题找到化解的方法。

 

  由此，城中村作为一种特异的都市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像深圳的大芬村（油画村）和岗厦村（邻近市民中心），由于产业、规划或区位等原因，其鲜活、多样的都市性与四围的新建平庸城区形成巨大反差，已经成为自发都市性区域的范本，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然而由于片区的现状长期以来被认为“与深圳现代化的城市形象极不相称，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已开始进行整体夷平重建的大规模改造。眼下岗厦河园片区集体物业已率先拆除，接下来村民物业签约也将尽快启动，这标志着岗厦村改造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启动阶段。显然，作为中国超速城市化的一种特殊现象的城中村，在尚未来得及充分记录、研究和融入城市之前，已经在成“建制”地消失。

 

  2007年6月，一个由库哈斯和AMO、黛克、马清运和朱锫等11个建筑师团队参加的“再生策略：北京旧城——西四新北街概念设计国际邀请展”，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展出。参展建筑师针对这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的具体街块，提出激活与再生的模式，其中库哈斯团队将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试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现实的角度，探究保护主义与现代建筑/规划间存在的历史性敌意，以及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解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意在探索历史街区再生新模式的概念设计展览，受到民间保护组织的激烈争议，他们不能理解我作为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的编辑者，为什么会策划一个“毁灭”历史街区的展览。由于在衰落、毁灭与保护、激活间缺乏必要的文化弹性，近十年来对传统街区的保护，尚徘徊于对绝对保护与政策更新的执著，没有把区域整体激活与民间再生力量的参与纳入视野。

 

  在历史街区保护已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像岗厦村和西四北地区这样的区域要想获得再生并融入城市，仍是步履维艰。

 

3．旧区新生

 

  2000年上海“新天地”项目启动，由此开启了旧城“普通”街区经商业文化包装而再生的模式，一时间各地纷纷仿效，然而成功者寥寥，可见这种完全大规模复建（虽然是“严肃”的态度）、整体商业运作的模式，还是有相当的商业风险和再生误区（就是“新天地”本身，也很快面临周边城市环境剧变、自身沦为孤立景观的窘境）。但是在奥运前夕，北京旧城核心区域的前门大街改造，再次大规模一次性复建历史文化街区，致使沿街建筑粗浮、小品粗俗，空间品质犹如片场。

 

  与此同时，北京什刹海地区的烟袋斜街改造，采取政府有限干预策略，即政府出资先把市政设施到位，再逐步引导房屋修缮和经济发展，最终达到政府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而收入地区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旅游和商业税收，居民没有付出成本而获得地产升值，改造吸引的大量投资获得一定的利润的共同繁荣局面。此后南锣鼓巷的改造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也获得了成功。遗憾的是这些局部的小规模改造模式，很快被其更为抢眼的商业轰动效应遮没。

 

  而最近十年来，罕有在更大的街区、区域和城区进行渐进式改造的成功案例，媒体透露的更多信息是各地旧城街区的大规模拆除，但这不完全是事实。不管在上海、广州、还是北京，旧城的历史遗存还大量存在，在有些地方（如南通的唐闸）甚至还保留着20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所谓的“千城一面”只是表象。眼下，这些大量/大片历史遗存因空间价值被忽略、年轻群体的撤离，正在迅速衰朽，发现、记录和再生，是万分迫切的工作。

 

4．创意空间再生

 

  产业遗产价值的发现与再生，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最为抢眼的事件，这多少赖于艺术家工作室/画廊的“启动”模式、大城市创意产业策略的倡导和新都市群体的产生。并且，最近几年，产业遗址再生的模式已经超越了时间（如深圳华侨城OCT中心再生的是只有二十年历史的加工业厂区）、地域（如内地“坦克库·重庆当代艺术中心”）和范围（如南通唐闸近代工业区，欲整体再生为创意区域）的阈限，成为区域甚至城市再生的策略。

 

  北京的798艺术区位于酒仙桥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原为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从2001年开始，来自北京周边和北京以外的艺术家开始集聚798厂，利用原有厂房的风格，稍作装修和修饰，一变而成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现今798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并已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标和旅游热点地区，而且带动附近草场地艺术区、酒厂艺术区和环铁艺术区的崛起。不仅如此，798的成功再生，也促动了管理方和政府的创意产业再生信心，眼下，与之相近的751厂区的设计广场的主导性再生，以及焦化厂、首钢等更为扩大区域的主导性再生，已经揭开帷幕。

 

  与北京的产业遗产再生之路稍有不同，上海的苏州河沿岸、莫干山路50号艺术区、大杨浦—滨江创意产业中心的由个案到区域、由工作室到亚太创意设计中心的宏大构想，更多有赖于具有超强韧性的台湾设计师登琨艳的努力。

 

  但是，由于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发展的畸形（黄金时代短促、产业区域与都市空间隔离），都使其再生模式必然与纽约（如苏荷区、切尔西区）、鲁尔工业区等地的再生模式不同。虽然产业遗产再生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半封闭的环境、过快商业化和管理方的强势主导，仍使其未来具有不确定性。

 

5．新都市人的诞生

 

  2007年，艺术家方力钧的一个展览上，重要作品是一片翻制的金色头像，他后来在接受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杰罗姆·桑斯的访谈时说：“这些人大体上是新中国以后第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体制工作的人。对于我个人来讲，在我生命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人，并可能记录下来的一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难得的机会。”

 

  在中国，“自由职业者”特指自动脱离体制后民间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媒体工作者和撰稿人，正是这些新都市人，以其职场的流动性、城市的漫游性、表达的新异性和生存的另类性，形成了近十年来颇为独特的都市风景。

 

  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树村和霍营，北京自由艺术家始终在城市边缘寻找聚居的场所，那时，艺术家的聚居区还被看作不安定区域；眼下，北京的798、草场地，上海的莫干山路50号，深圳的OCT中心，自由艺术家由农村接近城市、进而占据城市。当代艺术、地下电影、地下音乐、艺术区、京漂、工作室、SOHO、志愿者……这些新城市现象，都与这一人群的出现有关。新都市人的出现，是中国近十年逐渐形成主流都市模式和都市性的重要指标，即他们往往是构成都市活力和丰富性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与“在朝”的职业者的动辄在论坛、酒席间的激扬话语和批判姿态不同，“在野”的新都市人更执迷于发现、记录和表达，以及文本上的批判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