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构价值目标(改革)共识以及机制整合共识问题的几点思考
田忠国
一般认为,我国到了改革攻坚时期,但是,右翼认为,我国自由经济改革一是不彻底,二是政治制度改革没跟上,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所以,改革已经到攻坚阶段。在右翼中,又以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为主要:“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此可知,右翼改革攻坚的目标就是完全建构一套富人的制度机制。左翼认为,我国三十年的改革,成就巨大,但是,改革成果由不到0.4%的家庭,占有了75%以上的改革成果,而99.6%以上的家庭,仅分享到不足25%的改革成果(新华网数据),从改革成果的总量上说,成就是巨大的,但从改革成果的社会分布上看,贫富差距巨大,撕裂了价值目标,存在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并由社会动荡引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
(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
我个人认为,我国即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存在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和占有率严重膨胀的矛盾,也既生产严重过剩和无钱消费的矛盾;既存在国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和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民众的矛盾,也存在内需与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矛盾。而新一轮的投资与刺激生产的计划与救市措施,必将导致新的生产与消费的严重矛盾。这些矛盾的积累,激化了社会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并将引发大的社会动荡,由社会动荡引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有人可能认为,我这是过虑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现在是天下太平,中国五千年历史还没有这么好过。但是,我国农村有句不中听但很切合现实的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然,我的过虑也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的价值逻辑因果律,比如,以茅于轼先生的话为例,我国的改革造成了5%左右的富人,而这个5%左右的富人阶层,是我国改革的中坚力量,而95%左右的普通民众,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对改革具有很大的破坏力量。由我国改革设计师之称的茅先生话可知,我国过去的改革路线,走得是一条富人路线,是与95%左右的普通民众向往的改革完全对立的改革路线。
也就是说,5%的人和95%的人,是矛盾甚至是对立的。这种社会状态,我个人认为,对于国家的未来来说,不要说发展,就是安全也成了大问题,这是一。其次,不仅对国家安全不利,而且,对于不足5%的少数人来说,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印度的连环爆炸案,并非有人放着好日子不过,而是他们没有好日子过,由阶级矛盾形成的。再次,任何国家的发展,其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如果由阶级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冲突不断,甚至是武装冲突,连基本的生产条件都没有,发展从何而来?
所以,以95%人口的贫穷,换取5%人口的富有,其发展模式是不科学的,不仅仅不科学,而且是反科学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科学原理,其实并不复杂,也就这么几句话:官权民治、官始为民、政经制度、民主选择、国家意志、路线为先、动态均衡、和谐有序。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就是官员要为人民服务,但所有的官员,如果没有民权治理,都会在无治状态下权力欲望炽盛,最终毁掉为人民服务的初衷,甚或毁掉基本的做人良知。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呢,如果光有官员或精英选择、决定,其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就会逐渐朝有利于官员和精英的方向转变,所以,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要由民做主、民选择,这才会朝动态均衡、和谐有序的方向发展。
而这一切,必须形成国家意志,保障国家路线不走偏、不背离。
国家意志是什么?是民众的共同意志也。5%的人口,是不是国家意志呢?不用说,它不是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意志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也就是说,95%的人口意志才是国家意志。由此可知, 5%做出的反95%的选择,都是反民众、反国家的。
对此,高层应该有明确的意识、明确的选择,也就是说,在5%与95%之间,做出个选择。这个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是用95%的意志,整合5%的意志,还是用5%的意志,整合95%的共同意志,这关系到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
正是在岐途与迷茫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我们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就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政治方向。
但是,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对方向的强有力的管理,需要机制整合共识,因为,5%的人口,掌握着中国75%以上的资源和95%以上的政治资源,这就需要人民民主机制,也就是说,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只能是95%的那部分人,而不能是5%那部分人。
从这个角度说,如何保障95%人口的人民民主权利,也既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选择权、决定权,就成了我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因为,人民民主权利,需要程序化、规范化予以保障。没有程序,就没有人民民主机制的渠道,没有规范,就可能导致社会失序。
由此可知,程序化、规范化是人民民主的保障,没有人民民主的程序化、规范化,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权利。一般认为,西方的程序民主容易操作,而人民民主缺乏可以操作的程序,不容易实行。
其实,这是对人民民主的误解。我个人认为,人民民主需要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有了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就有了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有了人民民主的价值逻辑,就有了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因为,程序机制是价值逻辑的准确表达。
也由此可知,我国缺乏人民民主和程序化、规范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说明我们缺乏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缺乏价值逻辑的研究者,并将价值逻辑程序化的研究人才。或者说,既便有价值逻辑和价值逻辑程序化的研究人才,但我国的主流精英,为了各自的私人目的,对这方面的人才扼杀之、阻止之,使他们难有发挥才能或表达的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是我国人民民主进程迟缓的主要原因。
要使这方面的人才在人民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国家要下大力气破除精英霸权,为他们创造更多的表达机会,另一方面,要把他们的治国智慧,纳入国家决策的渠道。我个人认为,这才是为政者的明智选择。
2008年12月1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