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三味书屋二楼，距离演讲还有五分钟，但门口伫立的人群已经表明：我来迟了。就在收到三味书屋邮件当天，一位在许知远课上认识的刘先生打来招呼说，这周是吴思先生的课程。事实也证明，吴思先生果然具有非常的感召力---这直接导致我第一次站着听完讲课。最近一次见到站着听讲座的还是两个多月前秦晖先生的课程。
记不得什么时候闻听吴思先生大名，大概是在大二时期，从《书屋》杂志阅读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摘录开始。不过，他当时（包括之后）并不在我的启蒙者之列（这可能同我的涉猎习惯有关，我更偏向于认识直接的社会问题）。我对吴思先生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认识过程。正值05年王怡等一干人等风靡天涯时，吴思先生也实名注册，他对民主的看法另人耳目一新，我对他的认识则来自跟帖。“原来大名鼎鼎的吴思先生也混迹天涯”，“在我看来，吴思应该算是中国现在最伟大的思想家”……
诸此种种。不过，却没有认真读过他的一本著作，包括同样大名鼎鼎的《血酬定律》和《潜规则》。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礼拜前去地坛书市，朋友顔尹收获一本《血酬定律》，可惜她因同学聚会抱憾错过了这次讲演。
吴思先生的到来也让三味书屋李老板亲自主持。他的开篇评语也是我经历的几次讲演中规格最高的。“吴思先生致力于揭示真实的历史，不惧权势，不惧风险”。
吴思先生的话题也从手里的杯子开始了。“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大家看这个杯子是什么样的？大家能从这个杯子中看出血来吗？”他剖析到，这个杯子的成本构成了一笔税收，这笔税收用来养活军队、警察、和监狱。一旦抽出这个东西，这个杯子就打变样了（见血了）。
演讲的内容分为三个主题：其一是血酬的定义，吴思先生给出的说法是：对暴力掠夺的酬报，这是对生存策略的一种定义。你为了打架而和他打架，这不能归为血酬，因为这不是为了生存；但土匪流氓的烧杀抢掠就是这个范畴，也是吴思先生重点讲述的思想。其二，血酬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简言之，就是当收益大于成本时，血酬定律就会出现。其中涉及到成本和机会成本。第三点内容相对易懂些，即为，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曾经有人驳斥过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认为人是有良心的，不能将历史的演化用冷冰冰的定律加以归纳。吴思先生说：我赞成性善论。
人的良心在血酬历史中占据怎么一个位置？
中国历史上经常充斥人吃人血腥。据说人肉的味道还不错。但是即使在吃人成风的年代，人肉的价格也居于猪牛羊肉之下。北宋甚至不称人肉为人肉，而叫做“两脚羊”。这是在吃人肉的同时，为了心里安慰的一种称呼。吴思先生把人的这种现象称为“两脚羊理论”。
人们都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吴思先生用最新的科研成果说明，控制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大脑“芯片”是存在的，巧合的是，这个“芯片”恰恰也是控制着抽鸦片。也就是说，人的同情心、正义感就像抽鸦片一样，也会上瘾。
不过，“两脚羊理论可以摁住同情心”，在此自我宽恕的条件下，人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去做某事，比如纳粹的大屠杀，先将犹太人定性未劣等民族，然后就可以放开手脚建立集中营。还比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树立‘阶级敌人’的目的也是如此。
我们来做一个试验，甲分给乙、丙钱财，假如是十块钱，分配的比例由甲决定，一旦乙丙任何一方不能同意分配的结果，则此轮试验宣告失败，重新换一组人进行试验。结果会是怎样的？用经济学家的观点看，应该无论双方各分多少，他们都会“聊胜于无”，都会接受分配结果，事实是这样吗？
试验的结果是：当乙、丙五五分、四六分、三七分时，试验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到了二八分，甚至一九分时，拿小头的一方开始犹豫。结果也是，失败的试验开始增加。人对正义感把持或者让与也是遵从这样的道理。
不过，这仅仅是十块钱的案例，如果这个分配的数字上升到100万或者一个亿呢，这时候大家可能又该犹豫了，即使自己拿一，对方拿九，恐怕也不会轻易在“正义感”的驱使下放弃游戏---小头也意味着一笔巨大的额外收入。这就是人对“正义感”的权重，“仓禀实则知礼节”，人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是成正比的。吴思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其实人的正义感都差不多，如果饥寒交迫，我们的正义感就会弱化很多”。
吴思先生把攫取财富的方式归为4种方式：流血（暴力掠夺），流汗（劳动致富），卖身（卖器官或者卖血）以及财富继承。他主要论述的是前两种方式。
他用一个系数来表现流血和流汗的替换关系---1：1.83.他用矿工和建筑工两种职业对比，也即为，在井下挖煤一年的收入约等于在建筑工地1.83年的收入。这个数据是基于这两个工种的死亡率和薪资水平计算而来的。以某年为例，中国矿工的死亡率是千分之3.98，同期建筑工的死亡率是千分之0.08。
同期建筑工的年收入比矿工少2000多块钱，这又得出另外一组数据，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死亡率意味着600多块钱。一个农民的身价大概是66万7千块钱。“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
美国的血汗替换率是1：1.78。全人类大概都在1：1.8左右。
吴思先生把这个系数称为“贼民转化点”，当挖煤的收入等于两倍或者更多建筑工地的收入时，大家就倾向冒险去挖煤；也就是说，当失业率上升或者通过流汗换来的收入急剧下降时，人们选择暴力抢夺的可能性就会激增。（这可能就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重视农民工就业的根本原因所在）。
暴力集团一直寻求降低死亡率，也就是血酬成本，这通用的一个做法就是组织的创造，形成人多势众的组织。从古至今，最早人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存的，后来随着生存竞争的加剧，他们开始组成组织，以抢食更多的生存资源。吴思先生这里对传统史观进行了颠覆，“人的社会组织的扩大并不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血酬成本决定的”，“古代社会所谓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停滞不前的”。
降低血酬成本的第二个做法就是强化暴力的强度。最著名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当时设置了20级的爵位，但凡在战场上砍下敌人人头者，以人头的数目来论功行赏。所以，当时秦国兵将特别喜欢打仗，这就意味加官进爵的机会到了。“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秦国的兵丁手里提着一个人头，胳膊别着一个人头，还挥舞着去追另一个人头---那不是人头，可能意味着一百亩良田和几个奴婢。”
“封建主义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已经不存在了，我把秦皇以后的历史称之为‘官家主义’，官家的含义包括皇帝、衙门和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而这个漫长时期约束社会的规则，就包括朝廷律例，衙门的规定（也就是现在的法规），以及在明文规定之外的潜规则。”
暴力不创造财富：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问题
民国时期，在贵州的广汉县，最动荡和无序的时候一共有五拨土匪盘踞，他们为了生存，各显其能，大来大抢，小来小抢，甚至军队的军饷都不放过。没过多久，广汉县的过往人流就绝迹了。这时土匪们开是坐下来开会，商讨对策。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在广汉县境内设置五道关卡，每一拨土匪管辖其中的一道，对过往人员，只收相应的过路费。这样实施了一段时间，土匪们的抢劫事业才开始复兴起来。
这个例子再扩大就是土匪蓄民了。姚雪垠儿时，听闻邻县土匪闹的凶猛，就好奇地跑到邻县一探究竟。但见荒草遍野、人迹罕至。这样的环境自然也不适于土匪生存，他们没的抢了。于是土匪们开始“招商引资”，以收取固定税收的条件鼓励民众在县内耕垦荒地，税率大概是百分之五。土匪们的收入终于逐渐丰盈起来。
吴思先生说起他十年前到四川考察的一段经历，当时中央规定的税率也是百分之五，但吴思先生通过一对一的走访，发现实际上交的税收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土匪说征收百分之五，这和党的税率相当，不同的是，他们说到做到了。”这是全场讲座掌声最热烈的一句话。
“奴隶制的产生并非生产力的发展使然，而是暴力控制的增加”。当奴隶主开始施与奴隶土地时，控制就相对松弛了。控制的最低境界就是收取税收，提供服务。这时候“奴隶”就彻底转变为公民了。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做到了这点。我们还要积蓄很大的能量才能实现飞跃。
因为没有错过这样一次讲演而兴奋不已。走出三味书屋时，学友和与吴思交流。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历史教材（哪怕是辅助阅读）中能够出现先生的“官家主义”，相信中国的春天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