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语：

凤凰网的读书栏目将叶维丽所著《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评为本周十佳书，并将电子版上网。在推介中说：“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

 

马笑冬：我妈妈出事后，我整天无事可做，晃来晃去很无聊。不久大串联开始了，那应该是9月份吧，天气还挺暖和。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回可以跑出去看看，让我很兴奋，也扫走了不少因为母亲出事带来的阴影。

用今天的眼光看，大串联真是不可思议。让学生全国各地跑，不光是大学生、中学生，有些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都参加了。坐火车和吃饭不要钱，住处也不发愁，到哪儿都有接待站。大串联就是要把文革的火烧遍全国，让北京学生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让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受毛主席接见，再回去“造反”。北京的红卫兵到了外地，“炮轰”当地省市委，还把打人的风气带了去。因为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根本没人敢管。不过在全国各地串联的学生中，很多人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红卫兵。我和班上三个同学结伴同行，我们几个都不是红卫兵。

孩子出远门对父母来说是件大事情，但当时父母根本没有能力劝阻我们远行。大串联是毛主席号召的，哪个家长敢说个“不”字？家长的权威从来没有这么被无视过，孩子们也从来没有这么解放过。串联好象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带上几件衣服，和父母打个招呼，说走就走了，事后也不问问父母是不是担心。

叶维丽：大串联开始后，北京站前的广场上竖起了很多大牌子，标出地名，要到哪儿去就在那个牌子后面排队，票也不用买。我们几个同学想京广线最长，最远的地方是广州，我们就决定去那儿。我去广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弟弟已经先去了，衣服也没带。他那时刚刚满１5岁。我妈妈给我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他的洗换衣服。我的任务是要找到弟弟，把衣服给他。到广州后，我去了不知多少接待站，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我弟弟辗转从南方到了西北，几个月没有音讯。他跑到青海格尔木，想进西藏，不让进，就去新疆，回来的时候带了好几把新疆的刀子和满身的虱子。文革真是从各方面给家庭带来冲击。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着急不着急，如果我儿子几个月没有消息，我会急死了。

马笑冬：我对串联中火车的拥挤和路上的艰辛记忆犹新。我的同伴都比较弱小，每次上火车我们都拼命往上挤，像冲锋打仗。别说座位上早就坐满了人，就是行李架上、过道上，还有座位底下也全都是人。我有一次就睡在座位底下，很艰难地把身体挤进去。火车上的水根本不够大家饮用，每到一站，站台上都有人给大家提供开水。大伙儿把身体伸出窗口，手里拿着杯子拼命地喊：“水！水！” 只有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才敢从窗口爬进爬出。我们不敢下车，下了车就上不来了。

叶维丽：大串联带来了全国的大混乱，真正实现了毛泽东的“天下大乱”。交通运输整个乱了套，有时火车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车站可以一停停好几个小时，人挤人不能动，想上厕所也不行；火车不开，空气不流通，人都快憋闷死了。

马笑冬：对，就是那样。你们去广州，我们沿着京广线先去长沙，然后转车去贵阳。串联的时候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游山玩水被批判成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到艰苦的地方看各地的文化革命，没有去风景区，去了心里就会内疚，我们年级有人到杭州连西湖都没去。

叶维丽：在广州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玩，而是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花岗72烈士墓这些有革命意义的地方，还到大学去看大字报。我们住在一所中学里，在食堂吃饭，在教室打地铺睡觉。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北京一所中专的学生，她们白天出去玩，晚上带回来各种好吃的南方水果，像杨桃、甘蔗之类，津津有味地吃，让我们特别生气。现在回头想，当时所谓精英学校的学生容易激进，不食人间烟火，倒是“平民”学校的学生还有一些平常心，还不忘了享受一下生活。 

那时秋季广交会正在开，我们去参观了。广交会是为了对外贸易，展出的商品都是供出口的。进了轻工业馆，看见里面有绫罗绸缎的衣料和五颜六色、做工精细的服装，按照文革的标准全都是奇装异服。我们几个快步直愣愣地穿过，像竞走似的，看都不看一眼。

马笑冬：真的？要是看一眼就不革命了？

叶维丽：那些服装其实是另一个世界的窗口，那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一个被“破四旧”打碎了的世界。在北京到处都是一派红彤彤，已经丝毫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气息了，在广州还存在着这么一块“封资修”的地方，有点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不看，“非礼勿视”。

马笑冬：我能理解你们看到漂亮衣服不知所措的心情。那时候穿军装是最时髦的，女孩子们“不爱红妆爱武装”。在长沙我去看了我三叔，他在部队工作，我去看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他要一身军装－－我想要军装想了好久，简直痴迷了，终于得到了一套，别提有多高兴了，这军装成了我串联的最大收获。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

我们从长沙去了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当时的心情是极为崇敬的。韶山人山人海，全国各地的人都往那儿去。

叶维丽：韶山成了圣地，我们也去了，我还记得一路上土地的颜色是红的。我的心情也是崇敬的，但进了毛的老家，一看就知道是个殷实的家庭，很可能是个“富农”什么的，属于“剥削阶级”。没去韶山前只知道毛是“农民”出身。提到别人的出身，都是很具体地讲是贫农中农什么的，只有说到毛的，总是含含混混，不做阶级分析了。这回我明白干嘛那么含糊了。

串联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在长沙和广州我都注意到女人干很重的体力活：在长沙女人大汗淋漓地拉排子车，在广州街头还看见女人赶马车，这些都是北方妇女不干的活，我觉得很惊讶。在广州和当地学生聊天，听他们说60年代初有很多人偷渡香港，在北京是听不到这种事的。

一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到处张贴的传单，说宋彬彬打死了多少人，数字很邪乎，她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宋因为在天安门给毛戴袖章，成了红卫兵的象征，一张人人都记得的“脸”。她是我们姐姐班的，印象里性格很温和，在北京时也没听说她打过人，绝对没有参与打卞仲耘，女附中当时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我们都不相信这个传单。但谣言流传得这么广，可见当时红卫兵在全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宋彬彬替红卫兵的暴力背了黑锅，这一背就是几十年，这对她本人是不公平的，但也说明还有太多的文革疑案没理清楚。因为不清楚，关于宋彬彬的“文革传说”就以讹传讹一直流传到今天。

串联回来后已经是深秋了，那个秋末冬初是很萧瑟的，记忆中天总是阴沉沉的。我爸爸每天穿着一件旧棉袄出去，回到家里话很少，情绪低落。比起很多家庭来，我们家是幸运的，我爸爸妈妈都没有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北京的革命形势把我阿姨吓得回了老家，我学着做饭管家，很少去学校，成了“逍遥派”。现在想想，“逍遥”这个词是从“庄子”来的，在文革中还能“逍遥”？真是有意思。其实文革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这个革命是有“出口”的，越来越多的人从出口溜出去，不再真正参与运动，特别是派仗越打越烈的时候。这里面有大、中学生，也有成年人。当时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女的织毛线打毛衣，男的绕线圈做半导体收音机。当“逍遥派”也要有资格，得是平头百姓，要是运动打击的对象是当不成的。

北京的形势有很大的变化。新的造反派组织层出不穷，参加的很多人都不是所谓的“红五类”，他们成了中央文革的新宠。更多的干部被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也明确地成了文革最大的靶子。最初的红卫兵成了“保爹保妈派”，很多人都消沉了。

马笑冬：我们班干部子弟里面，我家出事比较早，以后我们班上其他红卫兵的父母也纷纷成了走资派，只有军队大院的几个人还可以自保，这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了，我也没压力了，老红卫兵组织也慢慢散了摊儿。

叶维丽：“散摊儿”是个挺准确的词。在很多中学，红卫兵成立时就是一哄而起，组织极为松散。后来说没了就没了，怎么散的也说不清。我串连回来，发现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无影无踪了，原来的成员被称作“老红卫兵”。老红卫兵成了一种身份，而且是个有些尴尬的身份，好像是“跌了份儿”的前贵族。家庭出身“一般”、甚至“不好”的同学开始活跃起来，成立了很多新的“战斗队”，到了1967年春天开始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我继续做我的“逍遥派”。我和这些同学的个人关系都不错，有时到她们战斗队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天。学校宿舍楼的房间被她们占了做办公室。 

“联动”是在66年初冬左右出现的吧？你对联动有什么印象？

马笑冬：我只听说他们是一伙干部子弟，老红卫兵，反中央文革，反江青，能量很大。

叶维丽：其实“联动”是个笼统的说法，与其说它是个具体的组织，不如说它是指那个时候失了势的老红卫兵、干部子弟。他们终于发现，革命不仅不再是他们的特权，而且他们的家庭纷纷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积极参与、冲锋陷阵的文化革命现在反到了自己老子身上。他们中间有些人产生了很强烈的被利用的感觉。有个八中的老红卫兵后来说，他们成了“天桥打场子的”。

马笑冬：成了什么？

叶维丽：据说以前在天桥，有些街头艺人在表演以前，得用一根绳子栓一个铁块来回抡，人们纷纷闪开，一块场地就被腾出来了，这就叫“打场子”。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为毛“打了场子”，用“红色恐怖”为文革造了声势，现在“场子”打出来了，他们也没用了。

马笑冬：这个说法倒挺有意思的。

叶维丽：充满了愤愤不平。我想这是“联动”的一个重要心理背景。就这样，很多老红卫兵从运动初期的宠儿变成了反对派，公开和中央文革捣乱。联动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是比较早对文化革命提出质疑的，提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甚至提出“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人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了威胁。联动骨子里透着血统论，虽然它对文革有一定的批判性。

马笑冬：我当时并不太注意联动。你为什么对它那么感兴趣？

叶维丽：我觉得这是从干部子弟阶层产生的一个有意思的政治文化现象。

马笑冬：你也是这个阶层的一员哪。

叶维丽：我可以说从小就混迹其中，可是我若即若离，越到后来越不能认同，甚至很反感。我想是因为它太讲等级了。共产党的文化是很讲等级的，这点被他们的子弟们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我对“联动”反中央文革的观点是同意的，到了1966年底我已经完全不能认同文革了。“联动”骂中央文革骂江青让我觉得特痛快，当然他们小心翼翼的不直接针对毛。我也不敢去想毛，但对中央文革和江青的为非作歹憋着一肚子气。有人公开和他们叫板我从心里支持。

马笑冬：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江青有看法？

叶维丽：我第一次对江青反感是在学校听到她在1966年7月份的一个讲话录音。那时候江青刚开始抛头露面，那次好像是在北京大学讲话。她声音又高又尖，说到北大怎么迫害她和李纳，哭了起来。我觉得很不以为然，谁敢迫害她？当时觉得革命是很神圣的，她却在大庭广众下发泄个人私愤，还哭哭啼啼的，太没意思了。后来我慢慢积累了很多对江青的看法。

不过我对“联动”感兴趣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反江青和中央文革，还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制造的“亚文化”（sub-culture），这是属于“青少年”的文化（youth culture），参与的主体是中学生。它是和文化革命大气候相违背的文化，一种“不革命”甚至是“颓废”的文化，也是一种的反叛文化，我想它可以被称做是“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而同时它骨子里是很讲等级的，很讲“血统论”的，是属于干部子弟的，当然参与这个“亚文化”的不光是干部子弟，但是以干部子弟为主。

这个“亚文化”从服装上和生活方式上都有体现。1966夏天干部子弟是怎么旧怎么穿，因袭文革前艰苦朴素的传统。我们学校那些活跃分子挽着裤腿，光着脚，连鞋都不穿，“赤脚大仙”成了时尚。红卫兵运动开始后穿军装时髦，但要穿旧的，洗得越发白越显出“老红军”、“老革命”后代的本色。到了66年年底，老红卫兵衰败了，红卫兵组织变得五花八门，什么人都能参加，是不是红卫兵不足以区分人了。这个时候干部子弟的血统高贵不再以穿着朴素为标志，而是以穿着豪华为标志，当然这个“豪华”是中国标准的。最初的红卫兵袖章就是一小截红布，我参与制做，记得很清楚。这时“联动”戴的袖章是红绸缎面的，一尺来长，恨不得把整个胳膊裹起来。军队子弟穿着家长的呢军装、呢大衣，叫“将校呢”，头戴皮帽，脚蹬皮靴，女的戴拉毛长围脖。虽然他们的家长很可能正在哪儿挨斗呢，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要显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其中炫耀甚至示威的意味很明显。我认为这至少是“联动”的一个方面。

马笑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那时候大街上常见到这种模样的男女少年成群结伙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

叶维丽：有时他们故意搭着肩膀横成一排骑，压着马路，其他行人避之不及，真成了北京街头一道“风景线”了。这也是一种“大院文化”吧。

马笑冬：你总是对“大院文化”感兴趣，为什么又是大院文化？

叶维丽：我觉得在大街上看到的穿军大衣飞车而过的人很多是以大院为单位的，大院文化走上了街头。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是以学校为单位的，但这时候学校已经“散”了，好多天不去也没人管，一个院里长大的孩子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一起活动。新华社的男孩就常在一起出入，这样的群体活动多少减轻了家长出事对孩子带来的冲击，使日子好过一些。

但这时候的大院文化应该主要以部队大院为主，因为地方干部子弟的家庭差不多都出事了，他们不太“狂”得起来，部队干部受的冲击小，他们的子弟“气”仍然比较“盛”。文化革命的“时尚”也是军队的子弟带动的，他们夏天穿布军装，冬天穿将校呢，地方干部子弟也没有那么多军装。

马笑冬：就是，我还得到长沙找叔叔要。

叶维丽：看着他们的装扮，当时我在心里想，原来中国的将校服这么考究。再加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华贵皮帽和高级皮靴，即使穿戴在这些青少年身上不太合身，也足以显示出他们“贵族”的身份。

马笑冬：我也想起来当时听到的有关“联动”的传说，说他们成群结伙下饭馆吃饭喝酒，生活很奢侈，莫斯科餐厅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叶维丽：我想“老莫”的昵称就是这帮人起的。莫斯科餐厅大概是北京最有欧洲“贵族”味儿的餐厅，大堂高大气派，落地玻璃窗上挂着厚重华丽的窗帘，餐桌上铺着熨烫过的白色亚麻桌布，上面摆着闪闪发光的银制西式餐具。没有再比“老莫”更代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了。这正是几个月前“破四旧”时红卫兵要摧毁的目标，现在却成了他们公开追求的东西，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味的吗？

马笑冬：我那时听说有一个老红卫兵，女的，在老莫过生日时身穿白纱裙。这白纱裙说不定还是她们抄家的战利品呢。

叶维丽：王朔后来写“动物凶猛”(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有十几岁的孩子在老莫聚餐的场面，他们还在一起抽烟、弹吉他和唱外国歌曲。其实这种生活方式1966年冬天就出现了，王朔他们是在学“老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可惜当年那一代人自己没怎么写。我不是圈子里的，知道的有限。你听说过“拍婆子”吗？

马笑冬：就是找女朋友吧？“拍婆子”的说法不知是哪儿来的，听起来像流氓的语言。

叶维丽：这种语言本身就很有意思，带着点儿玩世不恭。原来街头流氓的那一套是做为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弟所不耻的，现在也不吝了。当时还兴根据女生的容貌给她们“打分”，这也像流氓的做法。我们学校有个干部子弟，听说被男生打了个很高的120分，他们就叫她“一百二”，她欣然接受。这在几个月前革命造反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前些时候我读到一篇挺有意思的文章，才知道当年北京“拍婆子”的一个地点，是在首都电影院门口。少男少女们都带着大口罩，说话像接头一样。从装扮到语言口气，男生很快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能“拍”。那些不接收“拍”的“正经”女生，被叫作“良家妇女”。一旦“拍”上了，两个人就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独处。首都电影院距离我们家不远，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儿有这么多名堂。

马笑冬：我觉得这些人从极端革命到颓废堕落也挺自然。很多人的父母都倒霉了，家里没人管，管也不会听。因为家庭的处境，已经不想、也不能再做革命的激进派，又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知如何打发，很多人就开始追求“享乐型”的生活方式。

叶维丽：还有聚众闹事打群架的。厉害的，还犯刑事罪，偷自行车、偷汽车什么的。总之，文革初期最革命的人不再 making revolution（干革命）, 而是making trouble（捣乱），甚至making love。文化大革命真是充满悖论，从革命的“母体”里派生出异己的亚文化，这难道不是预示了中国社会以后的变迁？说到文革，人们往往仅仅看政治层面的问题，其实社会层面、生活层面的现象也很有意思。当时一方面似乎政治无孔不入，无产阶级专政武装到牙齿，另一方面却有很多空隙，青少年的自由空间比文革前要大的多。最近有的电视剧（“血色浪漫”）把青少年“反主流文化”现象的出现定位于1968年，是不准确的，应该是1966年冬天，到了1968年人们都纷纷离京去插队了。说成1968年大概是为了和“国际接轨”，因为在法国巴黎和美国各地都有青年在“闹事”。咱们中国“闹”的比他们早，“领导世界新潮流”。我不在“潮流”里面，很希望当年的“弄潮儿”能多讲讲是怎么回事。

你那段时间日子是怎么打发的？

马笑冬：我实在没有太多印象了。大概是逍遥了一阵，然后复课闹革命，军训什么的。对军训有一个小细节我还记得。负责我们班军训的军人是个细高条，也就是20来岁，农村兵。他心地善良，挺有灵气，很让人喜欢。在实弹射击之前，他手把手地教我们瞄准、扣扳机。我们都是伏在野外的地上练习，他伏在每个人的身边看我们瞄准。一次他检查完我的，起身时手不小心碰了我的脸，立刻满脸通红地走掉了。我倒没有什么，还觉得那种感觉挺不错的。

叶维丽：所以无所事事的少男少女在一起玩爱情游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我对军训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大概因为没有一个可爱的青年军人勾起我的回忆。我和男生没有接触，属于“良家妇女”，从小受到的无形管束仍然很有力量。虽然有些女孩子开始反叛，但社会主流是极端清教主义的，文革更加加强了这个倾向。快到18岁生日的时候，我开始不自在，觉得18岁是个见不得人的年龄。我周围的同学也有类似的反应，提起18岁一副鄙夷的表情。

马笑冬：那是为什么？

叶维丽：现在想，18岁是和青春、和性成熟连在一起的，有“18岁的大姑娘”这个说法。这些在文革中成了难以启齿的东西。

你刚才提到“复课闹革命”，我记得并不真正上课，也不让“闹革命”了，每天在教室坐着学社论，学毛选，有点儿“看着”咱们的意思，为了不让咱们在社会上乱跑。可并不是人人都去学校，即使去了也就是“点个卯”。一旦心散了，要收回来并不容易。

很多时间我就是在家呆着，有时看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我们的邻居家有很多书，他们人不在城里住了，钥匙放在我们家，我常到他们家去看书。他们有五十年代以来全套的“译文”杂志，我印象最深就是茨维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面对一个赌徒的手的形容维妙维肖，那个女人就是因为那只手迷上了赌徒。很多人都说文革中看不到书了，其实真想看还是能找到。那时候在中学生中流传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革初期这本书被批判成极端个人主义的，可是这时候大家争着看，谁也不提批判的事了。看“禁书”也是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有时候我会大老远从城里骑车去清华看大字报。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清华虽然没有文科，可是他们的大字报写得比北大的好，文字好，逻辑性也强。在所有的派别里，我对清华大学的井岗山和清华4.14这两派特别感兴趣。4·14成立的那天，1967年4月14号，我正好在清华，看到了他们在校园的游行。4·14的头头叫沈如槐，是个南方人，小个子。我听过他在大会上讲话，一点儿也不激昂慷慨，思路特别清晰，这种风格在当年狂热的氛围中很“另类”。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研究文革应该好好研究清华，因为清华的两派都有理论，可能是全中国最有理论的。我把两派出的小报都买下来，一期也不缺。当时各种小报非常多，随便什么“战斗队”都会出报纸，一张报两分钱。在西单拐角每天下午很多人卖报，我看到有意思的就买。当时想有一天如果有人要研究文革，这些资料会有用处的。

马笑冬：文革对我来说，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可以一下子被打倒，这个变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比如老师，他们本来是必须要服从的权威，可是一夜之间，他们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还有那些政治上的大人物们，怎么说倒就倒了！这个世界活生生地在我们面前翻了个个儿，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天翻地覆”了。

叶维丽：文革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怕。1966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对文革越来越不理解，我回到家有时会控制不住地大声发泄几句，骂中央文革和江青。我们那个四合院这时搬进几家“革命左派”，我们家被挤得只剩下了一间屋子，有个女邻居一天到晚坐在院子里盯着看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每次我骂完后都会立刻感到恐惧，觉得隔墙有耳，已经有人去报告了，公安机关马上就会来人抓我。我好象僵住了，一动也不动，等着被抓。过了一阵没有人来，我才松一口气，ok，这次又过去了。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

我还从我父亲那一代老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了他们的恐惧。我爸爸文革以来变得特别胆小，外面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心神不安，他的紧张也传染给了我。我后来知道他一直背着我检查我的日记，把里面最尖端的“反动言论”都撕掉了，否则后来抄走会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我父母有个老朋友，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她有一次跟我说，要记住每个人从小就有档案，你的言行都会被纪录下来，它们会跟你一辈子。这太可怕了！我看到批判陈毅60年代初言论的大字报，其中引他说过的一段话：“无网之网，大网也，网死人了，网哉网哉”。我觉得“大网”的说法特别贴切，就在心里默默背诵。

马笑冬：他指的是什么？

叶维丽：指的是在政治上把你完全罩住，让你无处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