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记：跟踪短篇小说已有三年，变化很多，好作品不少。写了一篇年度述评，请大家批评指正。12.28）

 

2008，短篇小说的“亮点”

 

阅读2008年的短篇小说，脑子里涌出一个词：静水深流。当下，整个文学边缘化的局面没有改变，短篇小说被读者和市场“冷淡”的状况也未扭转。但作为一种敏锐、灵活、多变的文体，短篇小说找到了自己新的优势，那就是从精神文化层面进入更宽广的现实生活，或用迂回战略艺术地表现当前的社会人生，或深入人们的精神情感走进更多样的领域。近年来，短篇小说确实显出一种“柳暗花明”的景象，而2008年又似乎多了一份从容、稳健和自信。一年来发展良好，佳作频出，“亮点”多多。

何谓“亮点”？就是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富有新意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好作品的“闪光”。现在，全国以及各省市主办的重要文学刊物有五、六十家，短篇小说还是“主打”栏目，一年发表的作品保守估计也有3000篇上下。老中青几代作家，都十分看重短篇小说，特别是一些实力派中年作家，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主要文体。有这样的平台和队伍，中国的短篇小说就是大有希望的。在数千篇作品中撷取“亮点”，确实不易。但循着好作品的引导，还是可能的。2008年短篇小说的“亮点”，我以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塑佛》、《家常话》：重大题材的艺术化表现

短篇小说不再把自己当作“政治传声筒”和“时代记录员”之后，还要不要表现现实生活、特别是重要题材呢？一度时期这成为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文学史早有答案：短篇小说题材上无禁区，它要像生活本身一样千姿百态。但作为一种对现实感应最敏锐的文体，它应该多关注和表现当下的社会生活、乃至那些重要的和重大的社会事件。关键问题是要摒弃那种“照相式”的机械反映，而要用机智的、艺术的表现策略和方法，把握社会的精神动向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更深入地呈现和揭示社会人生。鲁迅表现辛亥革命，孙犁反映抗日战争，小小短篇，气象万千，不是成功的先例吗？2008年，我们看到了几篇在处理重大题材上，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戊子年初春的重大雪灾和初夏的强烈地震，震撼了中国以及每一个民众。表现灾难的深重、抗灾的悲壮、民族的团结，是当时“遵命”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短篇小说没有趁势跟进，而是细心地捕捉着一种社会情绪和人们的心理波澜，采用迂回方式，从一个恰当的侧面展示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精神风貌。聂鑫森是一位以短篇小说著称的作家，他的《塑佛》写的就是南方雪灾的背景下，发生在一个叫华光寺寺院里的感人故事。主人公钦永其是塑佛艺匠，年过古稀、技艺高超、孤身一人，几乎是一个清心寡欲、“不是和尚的和尚了”。但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三位铲除高压线冰雪的护线工的暂住寺庙，不仅激发了寺院从方丈到僧人“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的善心和义举，更点燃了心如止水的钦永其的爱心和举动。老人主动担负了为三位护线工生火做饭的义务，认真为他们做安全准备，把他们视为孙儿，老少同心，亲如一家。特别是队长归来的因公殉职，更唤起了他的悲痛和崇敬之情，他慷慨捐助归来的父母和妻子，在塑造燃灯佛像时竟把这位年轻队长的形象和神情也塑了进去。“一切送光明者、护光明者，皆是佛”。塑佛老人的话道出了：在灾难面前普通人身上的勇敢、献身精神，是如何感染和影响了他身边的人，包括远离红尘的人以至佛界中的人，凝聚成一种强大的抗灾精神。他的精神已升华为佛的精神，世间与佛界的大慈大爱其实是相通的。青年作家乔叶，近年来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渐入佳境，2008年为人们奉献了多篇佳作，《家常话》是为代表作。这篇小说写的是举世震惊的四川大地震，但写地震没有选取“现场”的故事和人物，而是别出心裁地描述了外省的一位姥姥劝慰幸存的外甥女的“幕后”情节，整个作品由姥姥“独白式”的“家常话”构成。在姥姥絮絮叨叨、苦口婆心的讲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十六岁的小女孩内心的巨大创伤和缓慢的平复，洞悉到了一位七旬老人坚韧、宽厚、博爱的精神性格，还有她对灾难、家庭、国家、人生、人类等问题的达观理解，面对灾难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是一个独特的、丰满的“中国式”母亲的形象，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坚实基础。还有阎欣宁的《母亲的绿丝带》，也是一篇反映抗震救灾，构思精巧、十分感人的好作品。

上述作品的创作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完全可以艺术地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大题材。这样的作品多了，它同社会和读者的距离就近了。

 

《美满家庭》、《桥》：对底层社会的独特发现

近年来，“底层文学”成为一种创作潮流，它揭示了现实生活的严峻，表现出作家的一种艺术良知，值得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模式化倾向，一是努力展示悲情的“诉苦式”写作，二是竭力把苦难美化的“诗意化”写作。这两种倾向都值得警惕。

刘庆邦和王祥夫是“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且都擅长短篇小说。2008年他们各以自己的新作显示出，他们仍在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底层社会和民众的生活，并不断地有所发现和思考。刘庆邦的《美满家庭》，读来让人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子的大年初一，中心情节是主人公在向乡邻讲述他的“幸福生活”。其实主人公耿文心是一个寄人篱下、一贫如洗的瞎眼农民，但却苦心构思了一个楼上楼下、妻子贤淑、儿女“成龙变凤”，自己享受着“现代化”的“美满家庭”。更荒诞的是，当他像说书艺人一样讲述他的幻想时，乡邻们竟听得身临其境、如醉如痴。中国底层农民可怜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们自欺欺人式的“精神游戏”，镶嵌在大年欢乐的气氛中。作家对底层社会的深刻洞察和他匠心独运的表现，令人击节慨叹！王祥夫的《桥》同样是一篇表现底层生活的精心之作。作家的独到之处在既能表现出现实中沉重的一面，又能发掘出民众身上的美好品德和强大力量。年轻的农民工宋建设担沙子掉下栏杆脱落的水泥桥，此前已有多人落水而亡，县里总是闻而不动。失掉儿子的父亲老宋悲痛万分，但他没有听从众人的力劝去跟县里打官司、讨赔偿，而是与妻子默默承担了修筑大桥栏杆的“义务”。他说用儿子的命换回的赔偿钱“花着难受”。他和全家人都是“心地亮堂知情知理”的人。老宋就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完成了修桥壮举，他的行动又刺激、感化了县里的当权者，终于实施了拆旧桥建新桥的工程。老宋的修桥举动，既显示了底层民众的纯朴和厚道，更蕴含了他们对麻木官员的无声反抗。这一情节的捕捉和表现，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和在艺术上的独创。

刘庆邦和王祥夫的创作告诉我们，底层社会是一个极为广阔和丰富的领域，要表现好它，需要深入进去熟悉、理解它，需要有一种深刻的思想洞察力。

 

《幸福家园》、《继续温暖》：城乡交融视野下的现实图景

中国社会长期的城乡分割，形成了文学上的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创作的划分，二者在思想内容和审美形式上有诸多的不同。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城乡壁垒被打破，城乡之间从渗透、交融逐渐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这是中国最大的现实，也是最深彻的变革。面对这样一场历史巨变，作家就不能用过去那种单一的、狭窄的眼光去观照生活了，而要换用一种更宏阔、客观的视野。近年来不少作家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和努力，但也有作家还缺乏这种城乡交融的视野。

一般说来，南方作家在表现城乡交融生活方面，比北方作家更先行、自觉一些。范小青长中短篇小说兼写，但近年来短篇小说成就尤为突出，而她的这些短篇大部分是表现城乡一体化生活的。2006年的《城乡简史》就是一篇表现农民与城市的杰作，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此后她沿着这条路径，轻骑突进，收获颇丰。2008年的《幸福家园》是她的又一枚硕果，作品写住在幸福家园的大学历史系何教授，对所有的农民工、特别是门房保安，都很尊重、平等相待，甚至称兄道弟。他在理智上是关心、同情农民工的。但一次醉酒之后他突然出手殴打了保安小江，把他对同行的怨恨无端地倾泄在了年轻农民工身上，接着引发了他与众多农民工的冲突与纠纷，彻底暴露了他与农民工关系的脆弱、观念的差异和地位的悬殊。此后农民工保安受到了处罚，他再也走不近农民工了。作家没有用道德的观念去评价城市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工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而是客观地表现了他们各自的局限和弱点，揭示了二者之间巨大的心理鸿沟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农民要走进、融入城市，不仅仅是经济、身份问题，更是心理、文化问题。这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最难解决的课题。范小青的作品大多是写农民工在城市的命运遭遇的，这大约是她所熟悉的。毕亮的《继续温暖》写的则是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生活情景，但背景却是城乡的巨大反差和不平衡发展。村里的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整个村子几乎成了一个空巢，只留下老弱病残在苦苦支撑。农民工进城推动了城市的蓬勃发展，但农村却付出了衰败的代价。马家的瞎眼爷爷与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爷爷的悉心照料、孙子的懂事孝敬，乡间的亲情令人感动。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父亲母亲在城市安心打工、多多赚钱，期望有一天在城市立脚，举家离开农村。作品不仅描述了一家人在社会变革中的艰苦打拼、相互“温暖”和跻身城市，同时提出了留守老少的生存、农村的发展等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农村的现代化、城乡的一体化，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作家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恍惚小说》、《右岗的茶树》：“恍惚”与“寻找”之间的人生追问

在2008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人的主题”的凸显。“人的主题”是个永恒的课题，但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特别内容和思想倾向。前些年文学着力表现的是人的生存、欲望、“身体”等等；现在则开始追寻人生的意义、信念、价值了。电视剧《士兵突击》长时间的热播，标志着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变。对短篇小说来说，它没有屈从商品经济和世俗社会，保持了一种清高的姿态。承袭的是“五四”作家的“启蒙”思想，坚守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立场。表现人的“复归”、构筑健全人格，这正是它一贯担负的文化使命。

老作家宗璞的《恍惚小说》（四篇），表达的正是她对人生的思考和追问。作者一生饱经沧桑，人到老年，回顾身边的各种人物，竟突然“恍惚”起来。大学里的老工友、木匠董师傅，技术很高，痴迷工作，热爱校园，过着自满自足的生活；她对这种务实而乐观的人生充满了赞赏和崇敬之情。大款谢大为是企业界成功人士，出入于豪华高尔夫球场，享受着高档服务，但他一边打球一边还在为生意上的事郁闷，不如一个球童快乐；她对这样的人生感到惋惜、深表同情。商界风云人物雷青虎，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激流勇退开了一家小咖啡馆，过着从容淡泊的生活；她对这种能上能下的人生状态，表示了深刻的理解与认同。计算机工程师逯冬，外公和母亲的画作在拍卖行高价流转，而他却要为生计奔波、到处应聘找工作。对这种不靠祖上荫庇、自强不息的人生，她献上关爱和祝福。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值得肯定的人生？老作家似乎有些困惑。但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中国传统的儒道互补的人生境界。儒家的进取入世和道家的淡泊出世其实也不矛盾，有时甚至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小说由四个短章构成，自由的文体，简约的白描，可以视为新笔记小说。范小青《右岗的茶树》，表现的则是人生中的“寻找”主题。作品用极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讲述的则是一个有点悲壮、有点荒诞的人生故事。年轻姑娘二秀，所以要千里迢迢、义无反顾，到南方的子盈村去“寻找”周老师、“寻找”玉螺茶。是因为大学毕业到乡村支教的周老师还有他讲述的玉螺茶，代表或者说象征了一种纯净、优美的高雅文化。一种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高级文明。它唤醒了乡村姑娘二秀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其实周老师已经死了、也不一定是子盈村人，玉螺茶未必只出在这一个村子、其品质以及制作方法也已经改变。但二秀姑娘却坚定不移地相信心中的那一幅“美景”，备尝艰辛，历经周折地寻找。她的努力以失望告终，她把用自己的胸口捂熟了的玉螺茶撒进河里，祭奠她的老师。面对挫折，她并没有丧失信心。事实上，她是在“寻找”一种人生的支点，人生的理想。不管是宗璞的“恍惚”，还是范小青的“寻找”，都显示了当下人们的一种精神趋向：挣脱世俗社会的围困，重新思量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标。

 

《圆寂》、《阿霞》：残疾生命的人性之光

德国汉学家顾彬有一个比喻，认为当代文学中的有些作品像“二锅头”。比喻自然是不科学的，但它却说出了一个事实，即当下的文学作品缺乏一种像“五粮液”那样的真淳、甘洌、绵长的韵味。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动、充满诱惑的时代，人心的躁动形成了文学的躁气，我们已经很难看到那种宁静、开阔、深邃的作品了。在这样一种阅读经验中，读到了二篇让我沉浸、感动、惊讶的短篇小说。它们均来自有过出国留学经历的青年作家之手。一篇是笛安的《圆寂》，另一篇是葛亮的《阿霞》。两位作者由于有了跨国界、跨文化的体验，思想和艺术视野自然就变得开阔、复杂一些。他们站在另一块土地和另一种文化氛围中写中国内地的社会和人生，而且是直接探索人的生存、命运、性格、精神的。写得那样真诚投入、自由洒脱，让我们读出了内地文学中没有的意蕴情调，读出了另一种视角下的生活图景。同样是对“人的主题”的开掘，他们切入的是永恒的人性、生命等领域。笛安是山西太原人，80年代出生于一个作家之家，2002年去法国留学，现就读于巴黎第四大学社会学系。近年来创作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2008年的《圆寂》标志着她在艺术上的成熟。作者以一种看似“饱经风霜”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孤身一人、没有四肢的乞丐——袁季的人生故事。他活得那样艰难、卑微、屈辱，但对人间和世事毫无怨恨和奢求。对关爱他的邻居知恩必报，对不负责任的哥哥毫无怨言，对欺辱他的小流氓们也给予宽容，而对他从小喜欢着的、后来沦落风尘的女孩普云，则牵肠挂肚、视为知己……  这是一个超现实的奇特的人物形象，生来丑陋、残缺，却有着顽强、坚实的生命和澹定、仁爱的人生境界，成为一尊佛的化身，成为一双“纷乱的世俗里的眼睛”。作者几乎是用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慈悲情怀去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

人的残缺有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一种是智力上的，但这些并不能阻碍、泯灭人的生命和人性的光辉。葛亮70年代末期出生于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他的《阿霞》用中篇小说的篇幅，以朴实无华的口吻，讲述了一个“缺心眼”的乡下姑娘阿霞，身上那种发自内在的真诚、纯朴、勇敢、正义的可贵品格，与身边那些看似高贵、实则机巧、虚伪的正常人形成鲜明对比。阿霞身上的美好人性在健全的、聪明的人身上竟越来越稀有了。难道只有“智障”的人身上才能保留这种美好的东西吗？我们似乎听到了作者的沉重发问。人们都觉得当下的小说稀汤寡水，缺少点什么，我以为就缺乏如上两篇作品里那种沉静、从容和大气。

 

《西江月》、《东莱五记》：路径不同的艺术探索

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没有活力和生机，就看它在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上广度和深度如何。相对中长篇小说开阔、稳定的特性来，短篇小说是一种灵巧、精致、善变的文体。这就要求写短篇小说的作家，不断感应生活自身的变化，积极借鉴先进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使短篇小说成为一种“与时俱进”、充满朝气的文体。当前，整个文学各体裁的艺术探索都较为消沉。比较而言，短篇小说的探索还是活跃的，已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鲁迅早就指出，艺术探索主要有两条路，“采用外国的良规”和“择取中国的遗产”。先看向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涌现过一批激进的“先锋派”小说家，现在他们大都回归“本土文化”，回归现实主义了。但仍有一些真正的“探索者”孓然前行，譬如韩少功和残雪，我对他们的坚持深表敬意。韩少功两年前的《山南水北》系列小说，运用的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手法。2008年他的《西江月》、《第四十三页》，则又回到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路子上。韩少功首先是一个“思想者”，他对社会人生始终持一种质疑的、探究的眼光，鲜活而矛盾的思想又促使他不断寻找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法。《西江月》描述小叫花子龅牙仔，长年游荡在旅游胜地花桥镇，等待和寻找一个叫龙贵的人。数年后终于如愿，又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龙贵，同归于尽。这是一个古典式的关于“复仇”的传奇小说吗？显然不是，它暗含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阶层矛盾、社会危机的深刻洞察和反思。读来让人惊心动魄！这样的故事情节，很容易滑到写实的、通俗的小说路子上。但作家采用了纯熟自如的现代小说写法。龅牙仔同大款龙贵到底有什么恩怨情仇？作者写得忽隐忽现，让读者产生丰富的想象。龅牙仔的身份以及九死一生的经历等，作者也写得亦真亦幻、扑朔迷离。整个作品有明显的荒诞小说特色。中国小说依然需要现代、后现代文学的激励与滋养，我们不能在这条路子上半途而废。

再看向古代小说艺术的回归。近年来，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宝贵资源，越来越被作家们所重视、所汲纳。表现在短篇小说上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笔记小说，一种是话本小说。张炜的《东莱五记》就是一组精彩的笔记小说，作品以山东古登州和古莱州一带的历史故事、民情风俗、民间传说为题材，展现了这一带古老而神奇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砸琴”写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失灯影”写动物界对官家的恐惧；“龟又来”写人龟互变、人龟一体；“赠香根饼”写某种有根植物对人的奇妙作用；“三返和定居”写人与大自然的亲近关系。整个作品的主旨在于呈现古代民间人与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此外，阿来、石舒清等的作品，都运用了笔记小说的写法。谈歌的作品，选取的是话本小说的写法。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在短篇小说创作中焕发了强劲的生命力。

 

六个亮点、十二篇作品，自然不足以涵盖全年短篇小说的所有特色，代表一年来创作的全部佳作。但从这些“抽样”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当下短篇小说的变化和成长，感受到这一文体的生机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