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与我同年的这代人中，我是和红岩英烈最有缘份的了。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与渣滓洞仅一山之隔，课余，便沿着那条长长的厂区铁路，穿过一个个隧道到那里去，瞻仰我们心中了不起的大英雄的遗迹。及至后来《红岩》出版，更成了那里的常客，常带了些天南海北来的亲戚朋友去“我们的"渣滓洞，在他们面前非常自豪地缅怀“我们的"江姐，“我们的”许云峰，讲述那些永恒的往事。

 
　　  说来也巧，我小学毕业之后，竟考入了与红岩村只一箭之遥的市立第二中学。天天沐浴着万众瞩目的红岩村的光辉，对于一个1 2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一种幸福。那时，经济拮据，离家太远，星期日常不回去，于是，红岩村便成了我的好去处，寻英雄遗事，抄革命诗文，写热情文章；有时也去林中嬉趣，甚至还在红岩村前清冽的小溪里为生病的老师摸鱼捉蟹，掀开了当年学习雷锋的第一章……　　

　　 校园里，有一大片至今仍蓊郁苍翠的芭蕉林，据说是当年周总理率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亲手植下的。我们常常躲避在它的荫凉里温习功课，享受那绿色的香甜，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这片芭蕉甜蜜的果，肥硕的根，都成了我们的珍肴美味。栽种这些尤物的革命前辈们，大概没想到我们会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在吮吸着他们的营养吧!在虎头岩的飞瀑下，还有当年《新华日报》的印刷厂呢!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我们，常去寻找前辈们的踪迹，沉浸在一种虽然贫困却矢志不移并满怀希冀的氛围之中。
　　
　　   记得六十年代最后一年的那个早春，我即将去农村插队落户。我先去渣滓洞向它告别，只见它已被山洪冲得七零八落，先烈被视为叛徒，他们的遗迹自然也被革命洪流冲刷得得一干二净；而后，我去了红岩村，站在那幢神圣的楼房前，心底不知为啥涌起了一种悲凉。我请摄影师给我拍照，画面上，我举手向红岩村告别，欲题曰“别了，红岩村!”摄影师说： “别那么资产阶级化，就题‘再见，红岩村!’吧!”我点头默许。这张照片，至今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

　　   一别l8年，当我带着妻儿重返山城母亲的怀抱时，居然又住在红岩村旁。日日清晨从红岩出发，日日傍晚回到红岩身边，我常想，难道人生中真有一种难以理喻、难以说清楚的缘份?如果不是缘份，那么到底又是冥冥中的什么力量的作为呢?

　　   春节家人团聚，年逾古稀，历尽人生坎坷、现今夕阳如火的老父很庄重地告诉我一件事：当年从渣滓洞脱险的共产党员唐弘仁来信了。唐是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父亲说，l949年3月，是他与我母亲租了两辆有帘的黄包车，从上清寺将刚刚脱离虎口的这位爱国志士拉到李子坝的刘湘公馆。那时候，父母亲在刘湘公馆里面办了一所学校。唐先生(还有何雪松烈士的家属)一直在我们家住到l949年11月解放大军进城。唐弘仁几十年风雨生涯经磨历劫之后，仍不忘老父老母救命之恩，开口便喊： “救命恩人!”

　　   我这时才明白了，我与红岩英烈的缘份，不止于渣滓洞，不止于五、六十年代，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早已超越我的年龄，我们经历的时代，我也终于明白了老父亲为何要在九十年代的那个早春向中国共产党递上一份虔诚的入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