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不为文凭的学习


    在这个凡事都讲求功利的时代,本为读书求知的学习,也被迫染上了一层功利的色彩。上几年大学,出国留学几年,如果拿不上硬邦邦的或本科或硕士或博士之文凭,好像不但浪费了自己的青春时光,无颜以对江东父老,而且也对不起自己的盖世天才。然而,只要把历史的焦点聚集在民国学人身上,就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前辈的学习那可是纯粹意义上的学习,只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求知,根本不考虑什么文凭。

     先说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据汪修荣著的《民国教授往事》一书记载,抗战时期在重庆时,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师”、“一口准”、“活字典”、“活辞书”……这都是校内外乃至国内外学界对陈寅恪先生的推崇之词。就连学界颇负盛名的傅斯年也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先生来清华之后,即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国学研究院结束之后,他又是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唯一一位“合聘教授”。西南联大时期,他曾是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享有如此崇高学术声望的一代大师,却没有什么文凭。

    想当年,陈先生在国外求学十四年,游学日、欧、美 ,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都学习过,精通英、法、德、日、蒙、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文字(一说二十余种文字,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仅就掌握的外国文字的数量,就已经无人能超过他了。有意思的是,陈先生当年虽遍求名师,广泛涉猎,回国时却没有拿什么文凭,更不用说博士之类的头衔了。他本人对此更是不屑一顾。对此,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这并不是说学位不重要,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学位,特别是欧美的学位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块十分重要的敲门砖。陈寅恪当年到清华国学院做导师时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

   据说,梁启超在向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因为陈寅恪“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而迟疑。梁启超则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被别人请吧!”接着又指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曹听后立即决定聘用他前来任导师。梁启超当时已是学界巨擘,他和外国著名学者居然如此推崇陈寅恪,可见陈寅恪当年虽然还没有回国,但已经名扬海内外了。

   再说一代数学大家华罗庚。华罗庚最让人称奇的是凭借着“初中毕业”的学历就冲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台。后来在1936年,华罗庚到剑桥大学留学,数学家海尔布伦曾就读博士的事问过他:“你打算攻读哪一门课程?我们会为你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华罗庚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念博士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的,而不是为了求学位。”在剑桥的一年当中,华罗庚完成了11篇论文,每一篇都可得到一个博士学位。但华罗庚最后就是什么文凭和学历也没得到。

   幸运的是,到了1979年11月,华罗庚来到法国南锡大学,参加了该校为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而举行的隆重仪式。学会主席把博士绶带披在华罗庚的中山装上,国歌奏响,华罗庚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一直到这个时候,华罗庚才有了比“初中毕业”更高的学衔。这一年,华罗庚已经68岁了。(《报刊文摘》2008年10月17日)

   陈寅恪和华罗庚两位大师,并不是不知道文凭的重要性,但他们就是不愿为了那可怜的文凭而浪费掉大好的求学时光。尽管他们没有获得什么文凭,但正是这种特立独行的远见卓识,才成就了他们卓绝千古的学术声威。

   两位大师,一文一理,他们的事迹虽然过去了才几十年,但读来却让人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博硕多多益善,本科等等再看,大专看都不看,中专靠一边站”的唯文凭时代,如果两位大师不幸生在当今之世,不要说清华这等一流大学了,就是普通高校,甚至一般的中小学,也绝不会请没有文凭的两位大师去当老师的。

   呜呼!只有生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民国时代,两位大师才能进行不为文凭的学习,才能把他们的所学回报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