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双城   王磊

最近常能在西方媒体上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有朝一日，当提起2008年的8月8日，人们会回想起那天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北京奥运会开幕以及俄罗斯武力反击格鲁吉亚——“两个大国正式宣告复出”；人们也会因此而铭记，“后美国时代”或许就从这一天开始。这一天真的从此改变了世界吗?世界已经进入“后美国时代”了吗?

“人们已经不再等待下任美国总统为世界画路线图了”

《卫报》网站“世界重组”专栏的卷首语写道：“在柏林墙被推倒以及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思想家们曾宣布冷战历史结束，西方民主就此崛起。但俄格战火燃起，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号：国际关系是否会被它们引领到一个全新的方向?”当致电《卫报》，向他们了解为何选择在8月8日的一个月后推出专栏时，该报国际事务报道部的值班编辑保罗说，他相信该报大多数编辑都非常明白“8月8日”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吉祥，但这一天，“一场全球关注的体育盛事拉开序幕和一场西方国家多少有些低估战事发生可能性的俄格交火，同时真切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邀请各国学者讨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好机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荣誉教授约翰．格雷为专栏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改革童话是一出讽刺剧”称，“8月8日，富裕、民族主义高涨且奉行专制主义的俄罗斯戏弄了西方领导人，西方从此不再处于控制地位了”。文章认为，西方国家影响事件讲程的能力一天比一天小，正是由于对自己在世界上的真正地位没有清楚的认识，西方国家才低估了俄罗斯。“8月8日，两个大国宣告复出。俄罗斯用的是坦克，入侵了格鲁吉亚；中国用的则是杂技演员．揭开了北京奥运会的序幕。它们说出了同一句话：世界，我们回来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11日在该专栏发表文章称，俄中所代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政体，将是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的最大潜在对手。

在《卫报》推出专栏的同时，美国亚洲协会执行副主席、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詹富梦也发表文章，对8月81日这个时间点进行呼应。文章称，8月81日中国以一场多媒体盛会向世人宣布，中1国理应在全球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当布什在开幕式看台上挥手时，俄罗斯以“入侵”格鲁吉亚的方式警告倾向西方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美国不能保护你们。詹富梦说：“人们可能会认为，8月8日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

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后美国时代”是什么样子?美国《外交》杂志前主编、现任《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其新书《后美国世界》中给出了答案：“世界最高的建筑在台北，下一个将出现在迪拜；世界最大的上市公司在北京；世界最大的炼油厂正在印度兴建；世界最大的客机由欧洲制造；世界最大的投资基金在阿布扎比；世界最大的电影工业是印度宝莱坞，而不是美国好莱坞；世界最大的赌场在澳门，那里的赌博业收入去年已经超过了拉斯韦加斯；全世界十大富翁只有两个美国人……今天的世界就是一个‘后美国世界’”。这本5月份出版的书吸引了包括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内的无数美国政界、知识界和经济界的精英，至今它还停留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内。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卡纳在《卫报》的专栏中撰文说，在新的全球秩序中，“人们已经不再等待美国下一任总统为世界的未来规划出路线图”，相反，地球上其他96％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决定共同推进贸易的繁荣发展；新兴大国、生产中心和金融首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沙特、哈萨克斯坦、阿联酋以及其他国家——之间正在建立新的联系，美国更多的是对此做出反应而非施加影响。

“将中俄视为打破秩序的先锋。对两国发展非常不利”

    世界格局真的在8月8日发生了巨大改变吗?如今的世界称得上是“后美国时代”吗?接受采访的多位外国学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专家詹姆斯·刘易斯并不认为8月8日标志着两个大国的正式复兴。在刘易斯看来，美国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自信的领导人，就像美国的橄榄球队一样，“只是缺了一个好教练而已”；俄罗斯只是在享受短期的“崛起”——这是跛脚鸭总统布什给它提供的机会。因为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其人口日渐移民海外，其国民健康状况不佳，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而石油不会永久地成为俄罗斯的“救世主”，这将使俄在一个世纪后只是一个欧洲弱国。至于中国．刘易斯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吸引力，但对发达国家并不适用，中国模式只是一个区域性模式，还不能引领全球。他说：“如果明年l月份你再来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答案会截然不同，届时，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看似将丧失的霸主地位以及眼下经历的金融危机都会予以逆转。”

    瑞典安全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尼尔森认为，与其说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不如说是进入了“美国的后巅峰时代”，从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开始，美国的巅峰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尼尔森说，“试想一下，美国能在一片指责声中攻进伊拉克，却还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换成俄罗斯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打格鲁吉亚，或假如因北极主权问题攻打与美国利益更紧密的加拿大，那结局是什么就不好说了”。

    被西方点名“挑战其权威”的新兴国家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学者，不仅大多不认同“后美国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还感觉到了其背后隐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曾留学中国的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谢钢博士说，美国建立的领先于全世界的经济模式．至少可以保证其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不被超越：美国“硅谷模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它必将处于发展的顶端，而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还处于“工厂模式”，尚需跨越“伦敦模式”，这就好比在单位时间内，如果一个工人能够挣到l美元，那么一个银行职员可以挣到20美元，但硅谷的工程师却能挣到l00美元，这是质的区别。谢钢认为，美国建立并主导了现在的世界经济体系，很难想像，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能够让游戏的参与者捞到大便宜。

俄罗斯对外经济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伏拉基斯拉夫博士则认为，作为长期无法被西方解读的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次又被西方用“8月8日”给套在一起，再次说明西方对中俄始终存在很强的戒心，视之为威胁，这与西方认为中俄共同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是对抗北约的表现如出一辙。在伏拉基斯拉夫看来，西方对中俄的这种定位，负面效应更大，因为在目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俄的发展不可能单靠自身努力，更需要一个国际大环境，而中俄在这个大环境中即便没有太多朋友，也绝不需要敌人，“这种将中俄视为打破现有秩序的先锋的评估，其实是促使本已对中俄有偏见的西方世界将中俄设立为敌人或潜在敌人的角色。如果这种认识在西方世界成为共识，将对中俄的长远发展非常不利，会使其在许多需要国际合作的领域面临困境和挤压”。

“西方的外交政策将是驯服新的大国民族主义”

尽管对于“后美国时代”的说法有争议。但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却是多国学者的普遍共识。伏拉基斯拉夫博士认为。原有的世界秩序正在破碎，这些年来，美国问题缠身，中俄相对内部稳定，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因此，“今天的世界，美俄中在世界的角色确实各有起落”。德国东亚一太平洋研究中心专家哈恩斯教授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的板块架构一直在改变，“只是8月8日这一天，这种改变让世人看得更明白了”。他说，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各大国将同处在一个圆内(美国仍是圆心)，互相影响、制约，比如美国只有与俄中以及其他政府合作，才能解决更大的全球挑战：再如中日持有大量美国债券；俄给欧洲提供能源；市场、投资和生产系统超越国界相互交叉。哈恩斯预言，出于对中俄发展模式可能挑战西方的担心，西方的外交政策重点将不再是恐怖主义，“而是驯服新的大国民族主义，给它们套上民主观念”。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认为，在经历了从冷战结束至今的十几年准备期，世界在近期的确出现了一些标志性转变：一是以金融危机为标志说明美国等发达国家处于全面困境(反恐失利、金融危机、决策混乱)；二是以北京奥运为标志说明中国等新兴大国普遍兴起(高速成长、务实除弊、政局稳定、焕发潜力)；三是中美在朝核及台湾等问题上的良性互动为标志说明主要大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形成了共益格局。庚欣说，如果把过去的战争乃至冷战归之为人类的“幼稚”，那么今天人类已经进步到了“成熟化”的时代，开始理解了相互依存的道理。庚欣认为，在这种新时代的大国关系中，美国是“衰而不落”；未来几十年中仍将维持全球领先地位；日欧是“落而不衰”，其“第二世界”的地位虽相对下降，但仍将在各地区领先；中国等多数新兴大国是“强而不争”，发展潜力大、自我掌控及化解危机的能力强，而且中国人“不争”的个性使其不致在国际上树敌；俄罗斯是“争而不强”，虽具有一定带反弹性的进攻，但由于综合国力已不比当年，自身政策也有摇摆。难在短期内复原。

“今后时代发展一定是多国合力的结果，而中美关系将是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主导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庚欣认为，如果说华盛顿是发达国家俱乐部，北京就是全球发展中国家俱乐部，两者的合作能代表大多数人类的关切。同时，中美都把对方视为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双方虽然也有矛盾，但都希望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局面，特别是中国，以和平诉求、内向发展的方式实现高速发展，为世界树立了全新的榜样，“过去的大国联手都是以欺负、支配中小国家和大国集团之间零和争斗为特征的；今天这种中美领头共创和平共赢的局面，是历史上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