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中国一部古老、奇特、充满“神秘”的文化典籍。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史上，对於《易》经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历史之长，参与研究的学者之多，还是研究著作之丰，都开创了世界之最：首先，对《易》经研究的历史，是世界上古典研究中最长的，至少三千年来从未中断。不仅如此，而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不但丝毫不减，反而越来越浓厚。至近代，竟一次次地出现《易》经研究热，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了“《易》学研究会”之类的学术团体，有关《易》经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不断地召开；其次，古往今来，研究《易》经的学者也是最多的，且分布面越来越广，对於《易》经的研究角度、方法，也逐渐出现了新的变化。如美国《易》经学会会长钟启禄先生，就是将黑格尔、休谟等哲学家的学术观点，同《易》经做比较，进行对照性的研究。因此，钟先生的研究，就获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有其独到的见解；至於研究《易》经的学术著作，恐怕在单项学术研究上，也是最多的。仅在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研究著作，就可谓汗牛充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易》类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录八部，十二卷。《易》类存目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现在，据有人进行的统计数字，古今中外研究《易》经的学术著作达到了两千余种！

 

对於《易》经这样一部中国的古籍，为什么人们的研究兴趣会有这么大？研究的历史会持续这么久？研究者竟会这么多？其原因就在於，《易》经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而且它又象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充满了一种历史的神秘性，充满了千百年来人们总想搞清楚、然而却总也难以搞清楚的各种谜团。例如：伏牺为什么要创立八卦？它的具体历史原因是什么？这种八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阴阳符号又是依据什么画出来的？伏牺所创的八卦，到底是只有八经卦呢？还是当时就已相重为六十四卦了？若是已经有了完整的八经卦和六十四重卦，为什么又只说“伏牺创八卦”，而不言伏牺“作《易》”呢？历史上有没有过史籍记载的《连山》？传世的《归藏》究竟是真正的古书还是伪书？“太极图”和八卦图是什么关係？“太极”或“太一”到底指的是什么？《连山》、《归藏》、《周易》的书名是根据什么命名的？它们各自产生於什么时代？再如，所谓“文王演《易》”是怎么回事？“《易》更三圣”的说法对不对？“河图”、“洛书”又是怎能么回事？如此等等，人们都很难说清楚。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对於越是难搞清楚的事，就越想搞清楚，要有上一个说法。於是，就纷纷然进行研究，就著书立说，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崇神者又极言其神，各行其道，各言其理，各找各的证据，各说各的理由，且又各有源流。如此者，各家之说间，不免又互有抵牾，互相辩难，新的问题、新的疑问就又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到如今，就连《易》经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易》经产生於历史上的什么时期？它的作者是谁？学术界的认识也都是很不一致的：

 

对於《易》经的性质，郭沫若先生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认为《易》经“是古代卜筮书”，持与郭先生相同观点的人是很多的。因为，《周礼》明确地规定了太卜掌《连山》、《归藏》、《周易》，以作占卜用书；章太炎、胡朴安等先生认为，《易》经属於古代的史书。因为，在现存的《周易》中，就有很多古史事的记载。何况，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周易》所记载的伏牺、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等史事，都是可信的。於是乎，就又有人给《周易》作了历史分期，说“上经”是原始蒙昧时代至殷末之史，“下经”是周初文、武、成王时期之史；也有的学者是从哲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如任继愈、高亨、李学勤、金景芳、李景春、李镜池先生等，都有相同或者相近的看法。不过，又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周易》中，《经》的部分是卜筮书，《传》的部分为哲学书。事实上，这种意见的本身，就又搞出了一个怪论：《易》经一书，《经》是根本，《传》是对《经》的集中性义理阐释和相关问题的说明性文字，如此，岂有迷信之树反结科学之果的道理？搞卜筮倒搞出唯物辨证哲学？

 

对於《易》经的成书时间，则更是与《易》经的产生时代相去甚远了！因为，研究者很少有人谈到《周易》以前的伏牺“八卦”，也不言《连山》，《归藏》，而是只谈《周易》。就是对《周易》，认识也是不同的：有说成书於周初的，有说是战国初期的，也有认为是战国末期的，还有的说是战国末期至汉朝初年才成书的……由此，连孔子研究《易》经的历史记载，也成了一种历史问题！

 

对於《易》经的作者，当然也是依《周易》而言，有说作者是周文王的，有认为是殷亡之后殷之遗民所作的，更有指为楚国某人的作品的，自然，也有说作者“姓名不可考”的……

 

《易》经果真就是很难研究、其各种各样的历史谜题就不能够解开么？恐也未必。我以为，研究者搞不清楚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问题：当今，在思想上，大家不论承认与否，都客观上受到了“疑古”思潮的影响，对於周代以前的问题不敢言，因之难有重大的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则又是普遍地存在着方法简单、论据单一的重大缺陷。这不仅在研究《易》经上存在，而且，在一些历史研究、文化研究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换言之，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内，同样地亦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革新，实行多学科科学知识相结合，走综合性科学研究的路子。只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地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这个问题不解决，而是靠简单的思路、单一的研究方法，乃至流於猜谜式的解释，那就很难解决问题。例如：

 

《周易·系辞》明确地说：包（伏）牺氏始作八卦，神农、黄帝之际相继而述，进行变通；《周礼》等史籍也都明确地记载，《周易》之前有《连山》、《归藏》两种《易》经的不同版本。而我们的研究者则只研究《周易》，只观其流而不溯其源，这又如何能够说清楚《易》经产生的时间呢？

 

《易》经，是有图有文、图文相配、以图为主、以文注释的独特古典，不研究其图，只研究其文，不研究此种图文相配之书产生的特殊历史原因，是根本搞不清《易》经产生的历史时代的。事实上，《易》经产生之早，早已超出了中国文字产生的实际历史。因而，它的阴阳符号，以及用此种独特符号所组成的“天道”、“地道”、“人道”有机结合的图案性卦画，并以重卦中的内卦为内因，以外卦象徵外因，按最下爻向最上爻发展作为时间过程，而讲述事物发展变化道理的整个卦画系统，就是一个独立於后世文字的特殊哲学理论传承体系，是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作为历史传承的特殊载体。同时，我们从现存的《归藏》卦名到《周易》之变，参考以古文字研究，证明了在它产生之后的历史传承过程中，从卦名到哲理表述，都受到了文字发展的极明显制约。所以，不运用多学科科学研究成果及基本科学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就无以知八卦产生之早，就难以知其为中国古典哲学经典，就不可能知道中国哲学是天、地、人、时“四维一絷”、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就不知道《易》经中所讲的古老史事，都是作为例证，用以表达哲理而服务的。

 

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是以哲学思想为指导，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民族、民俗、伦理、道德、天文、地理、气象、以及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古文字研究成果为依据，为研究手段，对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思想演变史、以及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源流，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这样的研究，不仅有效地排除了历史上一些穿凿附会之说的困扰，使我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知有了多方面可靠证据，同时，也改变和加深了我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总体性看法。可以说，是这种多学科的综合性历史、文化研究改变了我，使我获益非浅！

 

这本书，是我在著述、出版了《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华民族的先祖——黄帝与炎帝》、《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等书之后，所写的一本适合普同民众阅读的通俗性读物。目的在於破除以《周易》而行卜卦、算命的迷信，使更多的人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这对於解放思想，运用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求实哲学思想，按着中国古典哲学究天人、本性命、论变革的精神，更好地研究解决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以政治、经济为表现，实质是文化所包涵的各个领域都相互交流、竞争、冲激、影响、融合的大趋势之下，所遇到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这种情况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到了每个家庭和每个人！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事情，处理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人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为了使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增加其可读性，从而真正达到普及性，本书採取了“解谜”的形式，一个谜题一议，独立成篇。如此，也就方便广大读者可利用工作之余的有限时间，作有选择的一篇一读。等到读完全书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对中国古典哲学有一个总体性的瞭解。为着通俗易懂起见，对中国古典哲学中所使用的名词、术语，也适当地作了一些浅显易懂的解释。

 

以上是在本书一开头，就需要明白地说出来的一些话。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於张家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