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24岁——“我的三十年记忆”之一
2008年是所有中国人记忆中最为难忘的一年，这一年我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冰雪及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摧残；这一年我们完成了世界人民的重托，在北京举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中国运动员赢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佳绩；这一年我们遭遇到从未有过的世界性金融海啸，正在补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经济危机这一课。这么多的悲和喜的历史意义，在我看来都无法同另外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相比，那就是：还是在这一年，我们中国人将迎来改变我们现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那一年我24岁，是我人生第二个本命年。有种说法称“本命年不吉利，触犯太岁”，我从不相信，也从未系过可以逢凶化吉的红腰带。因为就这一年是我们整个国家以及我个人大吉大利的一年啊，就在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真正结束了十年动乱，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划上了句号，整个国家的中心工作完全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上。这个变化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比较难以理解。和平年代，国家不发展经济，还有别的什么重要之事吗？说起来，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得荒唐至极，但在1978年之前，我们的国家的确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了那么多的荒唐事情之中了。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多少人的青春被葬送、多少人的才华被践踏，回想起来，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啊。然而，就在这一年，中国人的悲剧终结了，那场在全党、全民、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的“真理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真正在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从而彻底解除了束缚中国人手脚的精神枷锁，要知道，那个曾经不可触犯的天条——“两个凡是”曾经是全国人民头上一道无形的紧箍咒啊。尽管这件事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似乎有些幼稚可笑，但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以及无数比我们更加年长的人说来，却实在笑不出来，心中涌动的只有无尽的苦涩和感慨啊。
这一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值得记忆的一年，期间发生的大事不胜枚举啊。例如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年轻人说来，最富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莫过于大学的恢复招生了。由于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国大陆沉寂了十年的大学校园在这一年重新恢复了生机，年初是七七级的新生入学，我是作为七八级的新生在那一年的年末入学的。一年中有两个年级的新生同时入学，这在新中国的大学发展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这两届新生创造了多少中国大学新生之最，也许没人详细统计过，但我想在同学中社会身份之复杂、年龄相差之悬殊，一定是能够载入中国大学发展史册的。记得我所在的班级同学中，从事的职业之多光用工农商学兵是无法概括的，如果详细历数一下，至少应该有十几个职业了。在年龄上，年龄最大的是文革开始那年的高三毕业生，在已经完成了高考体检等准备后、被全体下放到了农村去当知青了，他们出生在1946年；最小的同学则是那一年的应届中学生，出身在1960年。我们这批在三十年前入学的大学生，毕业时正值国家各方面百业待兴的用人之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骨干精英。三十年后，其中的代表已经跻身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这其中，个人的努力和运气自不待言，然而即便你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三十年前那个时代的变迁，这一切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也就是在那一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件事情，成为了吹响中国农村改革号角的里程碑事件。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同样让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农民的为解决温饱而自发的行为竟然要做得那般神秘而悲壮呢？是啊，在那个头上的紧箍咒尚未完全去除的年代，就是这些简单、合理、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却是以往的“天条”所不容。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点，这个土地承包的事件，就成为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的里程碑事件了呀。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三十年过去了，就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种全会上，中央又作出了允许农村实行土地流转的重大决策，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作改革开放的第二次土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必将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中国的未来定会更加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