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球两制”的文化高墙

每次回国，我都在香港停留三天，住在旺角的维景酒家。虽然维景的收费与其档次不符，标准间在经济危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况下仍收1240港币一夜的超贵价位，但我仍乐此不变。原因是这儿离香港的书市街很近。男人女人街也近在咫尺，我可以安心泡三天书市，让太太独自去步行区掬宝三日。

自由的香港难道仅仅性工作者受法律保障吗？亦或实行正版自由市场经济？我当然欣尝香港的商业氛围，更令我神迷不舍的是香港的出版自由。八十年代前的对港以敌台封锁，回归之后的媒体仍然内外有别。在深圳广东都不转播香港电视台节目，凤凰卫视当然成为“两制之物”而不能入流了！

而我在香港停畄之日的晚上和凌晨，凤凰卫视是我的精神套餐。我相信凤凰卫视的收视率实际上高过CCTV。之后回到境内收看CCTV，直言不讳地评议一句，花了13亿人的纳税钱的媒体讲的话，空壳多于果仁。海归杨澜夫妇靠洋人出资办了一座华人的思库。留此存照，五十年后定有分晓。执政者，尤其是立志“天下为公者们”，对两岸三地的文化差异至今仍妄自尊大，其可笑可悲之无知泯顽，无法激起我对文化荒漠中的枯枝败柳的怜悯。

我更为头上胸前挂满学位衔头的大陆学者悲哀，有真的孤陋寡闻者死念一本书求官叫屈的，有举一反三读懂无字天书而装傻的，我相信还有一批通过渠道饱读天下书的智者在裸奔。我真的沒有在大陆媒体上见到这种真实的勇者！

相比之下，才知本人才高八斗，满腹经纶，随便从手边抽出一本书，可让大陆学者目瞪口呆。因为我在大陆读了三十年书，又在海外自由地读了卅年书。凭这读书的福气，已气冲牛斗，笑看大陆固守着禁书的万里长城！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只有跨过罗浮桥才能够实现。行路难如求知，中国的青年不成愤青讲不过去。

21世纪是愤青时代。中外亦然。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克鲁格曼就是一位最凶神恶煞的愤青。他对布什团队的仇恨使他双眼红得发炎，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误当作阿根廷总统，大肆挞伐阿根廷的汇率政策，问责布什及其幕僚。我在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踟蹰时，见到书店架上的《克鲁曼谈未来经济》（台湾时报出版社，齐思贤译，Paul Krugman著）顺手翻见第十四章第101节“拉丁美洲即将失守（P382）”篇首写道：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同意，查维兹（Hugo Chavez）不是现在需要的总统。不过，他却是阿根廷人民选出来的总统，符合自由、公平原则、也合乎宪法。”

犯有这么大的一个误识的时论者，也能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独吞”140万美元，美国“金融海啸”浪击欧美论坛的冲击力真是前所未见。

指出克鲁格曼的错误，并没有贬低克氏的成就意思。是强调中国文化产业的“官气和自闭”形态。

“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在岁末年初出版保罗·克鲁格曼的两部关于国际贸易新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代表性著作——《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与《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目前，这两部著作的译稿已进入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不能只盯着诺贝尔文学奖——从克鲁格曼学术著作姗姗来迟说起》）

而克鲁格曼的译书，台湾2003年12月1日就一版再版地发行到今日在香港书市上7折处理了。中国才姗姗动手翻译。说得好听点是担心销售量，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克氏作风和高论不合中国文化高管的“独截个性”！

罗浮桥是回归了，文化长城却仍未折除。路漫漫兮，中国仍在孔子袍中求索，仰望星空可以，读天下书仍难于上青天！

建议中国求知者，每季过罗浮桥一次，漫步旺角西洋菜南街和鼓油街，可在尚书房，序言书店和商务印书馆读到“塞外风光“。

香港于中国的经济桥头港已历一百年，作为中国迈向世界的思库仍会延长五十年。杨澜夫妇在传播业打胜了前锋仗。谁是出版业的杨澜呢？

物资的门户打开了，文化的长城是中国最后的传统坚壳。世界早就变平，长城也被列入“非物资文化遗产”存入人类的历史博物馆。中宣部印章下的精神封锁线，在两岸三地的通道中塌陷，每塌陷一个角，便暴露文官的一份罪孽。能看清这一点，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赶上消灭人类最后的思想专制者，比庆祝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更为狂喜。

我爱香港鼓油街！（未完待读）我在商务印书馆买到了张五常的精装版《中国的经济制度》。售书人员不肯送50元的礼包，说是作者没有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