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球两制”中的中文文化

从西方返回东方的最大区别是一觉醒来，电视机主播人的讲话听懂了。恍惚回到人间，融入到中文文化的世界中。视觉听觉接受的信息与大脑的固有母语共振，零距离的文化思维反应，使心灵感到四通八达，分外清爽。

在海外有生活在小学课堂的压抑，在东方才有大学毕业班的朝气勃勃！

但是，从香港进入到内地，一国两制的政治高墙仍然有压抑和朝气的区别。真正的东方在中国，罗浮桥为界，东西方文化泾渭分明。虽然互联网早已冲破了制度的篱笆，但毕竟是把世界平铺在网上，自成一个“虚拟”的地球村。在互联网上仍有语种的隔阂，回到现实的东方，“一国两制”的直感是电视媒体传播的差别。

在香港三天收看凤凰卫视，感觉到了华人的直面世界的睿智闪亮，讲的是人话。回到内地只能收看CCTV和下属各省市“臣台”，千篇一律的赵忠祥式的装腔作势，气声拐韵，加上一模一样的官话“承诺”，同仇敌忾声讨商人，避之求静的方法是拔掉电视机插头，逃回网络世界。

语言是思想的交流工具，也是政治的统治武器。体制不改，“一球两制”残存，人类不会安宁。

愚味与睿智在“一球两制”中对峙！

在网上读到马悦然（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2008-12-08在新加坡的演讲：《诺贝尔文学奖与华文文学》。他说：“高行健得奖之后，一个大陆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小小的冰岛得了奖，为什么伟大的中国没有得奖呢？”那个记者没有懂得奖是颁发给一个作家，不是颁发给一个国家。有人认为中国作家还没有得奖出于瑞典学院的一种种族歧视。当然不是那样。唯一的原因是瑞典学院缺乏对中国文学全面的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一小部分翻成外文。”

“我在这个演讲里提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一个作家当然主要为自己的同胞们服务的。但是他也希望他的作品会超过语言的界限。因此我们需要很多翻译家。”

中国不缺翻译家，中国缺文化产业的自由化。更缺海外华人的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中国超过语言的界限，还有体制的篱笆。

体制内的读书人仍然处在比世界思想节奏慢五年的管制中读书。体制外的华人不肯经营译成外文的中文作家的作品。这一空间的文化荒漠，使翻译家向内不向外。

外语学院毕业的高行健自力更生用法文写作，自销自荐打破了中文作家获奖的先例。而其他中文作家还自闭于中文传播的长城境内。因为他们被体制约束捆绑。

我在香港书店看到了高行健的法文和中文文集。也买到了张五常的英文中文合并的精装文集。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韩秀云教授写的《看不懂的中国经济》只有中文简体版，茅于拭，吴敬琏等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家的著作中文版都不见踪影，更不用讲外文版了！

西方和全世界只认知张五常，所以中国智者被埋在体制的铁箍下，永无出世之日！相反愤青的愚味精言，通过CCTV和CNN的媒体传播，高墙外的人类仍是雾中看中国，对暴乱的愤青印像深刻！

中国仍将文化视为官化，进而政治化和国家化，中国文人仍沦为“政治长工”（克鲁格曼语），这才是“一球两制”坚不可搉的真正原因。

“两制”对峙的传统，两个世界的隔阂也是思想高墙密不透气的障碍。中美五次的合作对话，各强国政要团队吸收中文精英加盟，足见西方各国关注中国的迫切。中国高层及下层的反应是被动地让西方求佛拜谒，闭目沾沾自傲，客观上起了缓慢解冻的作用。所幸两岸三地和华侨社会存在，起了交流的平台作用，东西方终有破冰之日。‘两制’变一制，是美国坚持不懈的承诺，更是华人的理想。

中国政治集团不与时俱进，一定会被大浪淘沙，沉舟折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