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平：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徐景安：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徐景安：解放思想有没有底线
徐景安：如何启动新一轮改革
徐 建：思想改革与政治改革
徐景安：改革的胆量与艺术
徐景安：道德顺序、人性追求、改革动力
徐景安：人为什么要善
徐景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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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
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现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提供了《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的论文，并作了主讲发言。现主要刊发徐景安、徐建的发言，待全部整理出来后发会议记要。
张思平副市长致词
景安同志是深圳市老的体改委主任，也是我的前任，93年离开的。景安对国家的改革、深圳的改革都做过贡献，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特别值得尊重的是，景安同志退下来以后还仍然关注着改革、关注着深圳的前途、关注着深圳的命运，出了好多主意、写了好多文章。他的文章我基本上都看过，一直跟踪着他的思想。
刚才景安同志做了非常精彩的报告，是响应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解放思想的号召，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相信，会为我们深圳下一步的改革起到很好的作用。
新的省委书记、新的市委书记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各个方面也都在进一步探讨解放思想。不过还停在第一阶段，停在表态，论证必要性、重要性，回忆我们过去的辉煌。真正要解放思想，就要研究措施、体制问题，需要政府工作、企业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需要全市人民解放思想。景安发表精彩的演讲，组织各个方面的专家来讨论，我认为非常重要。我们会把大家的好思想、好建议用来推动改革。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思考，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是说每一项改革都能够推出去，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还要有改革的策略、改革的步骤。景安同志的改革建议很好，先突破一点，逐渐推进。汪洋同志提出要当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景安同志说要当世界的排头兵。这是解放思想。希望你们的论坛提出好的思想、好的建议。但是我也真诚地希望，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按照十七大报告的总原则，在汪洋书记、刘玉浦书记的号召下去做。谢谢大家。（掌声……）
徐景安主讲发言：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
响应汪洋书记关于解放思想的号召，我们今天讨论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设想不是开一次会，而是开一系列的会，有一个人主讲，大家来讨论。今天是我主讲，我把大概的思路说一说，也请张思平副市长讲一讲。
今天为什么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树立新理念，实现新转折。大概30年一个转折。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1949年革命成功，用了近30年时间，这是革命为本位。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30年是以政治为本位。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整整30年，政府以发展为首位，民众以挣钱为第一，实行物质为本位。2007年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解放思想，汪洋书记來到广东号召解放思想。这意味着后30年开启新的转折。
这是什么样的新转折呢？我认为是物本位向人本位过渡。这就要有一个新的理念、新的目标，走一条新的道路。以人为本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对以人为本的解释还是老的，所谓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和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区别，也就产生不了新的理念、新的政策、新的措施。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人既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要保护生态和环境。
前30年的物本位，为向人本位的转折创造了条件。当年小平同志说，以经济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是针对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我国GDP是世界第四位，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位，深圳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了。这就有条件转折了。
前30年的改革带来的问题，也要求新转折。我概括为三大关系的恶化：一是人和自然关系恶化，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深圳笼罩在蓝色的烟雾之中。水的污染也更严重了。二是人和人的关系恶化，贫富扩大、犯罪严重、腐败泛滥、道德下降。三是人和自我关系恶化。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可是对这个数据，人们不关心，也不了解。我们关心的是GDP、创汇、投资、招商。我国最严重的病不是肿瘤和心脏病，而是精神障碍，有1600万人。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为了发展，与自然过不去，与别人过不去，与自己也过不去。这就要反思，我们发展是为什么？
深圳在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的转折中，当了排头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理念创新，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土地改革、住宅改革、股份制、股票市场、产权转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等，深圳成为名副其实的排头兵。深圳如果还是沿着发展第一、GDP为目标的路走下去，三大关系恶化的问题能解决吗？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领域的一系列改革能推进吗？深圳没有新思路，不走新道路，就当不了排头兵。
解放思想，就是理念革命：第一就是真正以人为本位，尊重人，关怀人；第二以人为本位就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第三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和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非科学发展观是以物为本。第四建设全面小康，我认为有五大本质特征：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用经济指标来衡量，深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用全面小康的五大标准看，深圳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与西方现代化相比，经济上要差一些，但其他方面相同于或优越于西方现代化。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全面小康就是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
汪洋书记提出要有世界眼光，我认为深圳不仅要与首尔、新加坡比，还要在世界现代化的总格局来考虑。现代化没有解决平等、持续、幸福三大问题。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引起反全球化运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现代化要20个地球，西方式的现代化不能持续。西方式的现代化也没有使人幸福，幸福指数成了热门，全世界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问题。英国人越来越焦虑，美国的历史学家写了本书，答案是没有找到幸福。一个国际组织对26个发达国家做调查，人感觉愉快的时间越来越短。总之以物质为本位、以GDP为目标、以消费为时尚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我国必须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将具有世界意义。
深圳当排头兵是什么概念，不只是在中国当排头兵，要给世界当排头兵。我们要解决世界现代化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像我口气大了一点。其实，我们要走新路，是不得不走，我国人口多、资源少，这是唯一的选择。当年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我将上述理念，又作了新的概括。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三大思潮：第一是西方文明，第二是传统文明，第三回到改革开放前。这三种观点水火不容，互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推进改革？西方文明的核心是爱自己，自由、民主、人权的实质，就是允许爱自己，鼓励爱自己、保障爱自己。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爱他人，首先愛对自己有恩的人，爱父母、爱兄弟、爱朋友以至爱故乡、爱母校、爱祖国，再爱其他人。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就是爱大家。马克思看到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两极分化，主张用看得见的手，来维护公共利益，建立理想社会，这就是爱大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这是从5000年的中华文明、500年的西方文明、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提炼出来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这三爱有什么意义呢？以三爱作为共识，就可以推进改革。爱自己，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爱他人，就是孝敬父母、奉献他人；爱大家，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平分配。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和落实。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实现了平等、幸福、持续，也就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可以成民众修身、齐家的理念，也可作为治党、治国的理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讲，这三爱就可以叫响世界。马克思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一个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能为大家所接受，老百姓接受、年轻人接受、港澳台同胞接受。两岸统一的障碍首先就是理念问题，人家害怕你的理念。美国布什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人权，我们向全世界推广什么理念呢？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广。共产党是靠理念起家的，当年进步青年到延安去，就是为先进的理念所吸引。有人说，现在的大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被嘲笑的马克思主义，一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论上争论不休，其实很简单，大家向往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人们愿意移民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因为他们的公共福利好，这就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偷渡十分严重，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偷逃的人少了，而且台湾、香港的居民回来了，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了。
我在北京举办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开了三次会。今天又在深圳开，这都是为了解放思想，创立新理念、树立新目标、实现新转折。
解放思想要做什么？就是要制度创新，推进改革。
第一，要建立劳动产权制度。建立公有制是为了消灭剥削，但传统的公有制并没有消灭剥削。国有制是国家把剩余价值拿走了，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以国家为名剥削员工。而国有资产流失，流到少数人口袋里，是少数人剥削了工人。按要素分配，土地是要素、资金是要素、人力也是要素，所以劳动也可以有产权。我们应该把国有企业资产的一部分，折为股份按工龄送给每一位员工。
张思平：我们搞的员工持股，是按工龄进行经济补偿，再支付股本金。
徐景安：第二，赋予工会谈判工资的权利。政府应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提出增加工资的指导意见，由工会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协商。由于职工与农民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使得劳动在与资本、权力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社会要实现利益均衡，必须由权力、资本、劳动三方博弈。党代表人民利益，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不能替代制度安排。
张思平：在共产党领导下，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徐景安：第三，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从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政府的开支太大了，重要原因是不透明，无人监督。土地收益，没有纳入预算，问题更严重。为什么老百姓对改革不满意、对政府不满意，就是这方面出现了大问题。
张思平：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不是政府的透明度，而是人大的监督。
徐景安：不透明，人大就没有办法监督。行政开支涨了10%，就要解释为什么涨这么多，用到哪里去了。把这个公布于众，人大、老百姓就能监督了。没有魄力、没有气度，这项改革是很难的。
第四、制订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深圳应该在“民生净福利指标”基础上，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住房、环保等进一步具体化。只是规定教育支出增加，是不够的，可用于盖教育局大楼。要解决学生上学，尤其是农民工子弟上学。不能因为农民工没有户口，上学就要多交钱。深圳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张思平：深圳市政府要破除地方狭隘主义观念。
徐景安： 第五、鼓励成立非政府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首先要做到各社会主体都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社会就无正义可言。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尤其以公益为目的的，要放开。这实际上是第三次分配，鼓励人们拿出钱来做公益事业。改革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领域。
第六、发动民众搞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从政策到体制、从经济到社会、从政府到民众、从观念到习惯的巨大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社会全面参与。只是投资、上项目，是实现不了循环经济的。
第七、实现公共决策民主。人们总在议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法性来自两个，一是竞选民主，由民众选举；二是协商民主，公共决策由民众参与。我国政治改革可以从协商民主起步，即通过建制化的方式和程序让公众参于公共决策。建议政府各部门设立网站，除发布政令外，应开辟专栏，吸收民意、接受投诉。党政负责人可在网上与民众讨论对话。政府可设立网络信息、网络动态、网络建议，收集、反映民意，使网络成为党和政府同民众沟通的平台和桥梁。所有政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
第八、试行党内差额选举。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就是眼睛朝上、向上负责，一人独大、无人制约。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党内民主起步。经过考核，提两个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讲，然后进行选举，选上的是书记，没选上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就负责监督书记。实行这项改革，并没有改变党管干部、组织考察的现行体制，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候选人就必须一个眼睛朝上、一个眼睛朝下，既对上负责、又向下负责，并由纪委书记监督书记，就从制度上改变了一人独大、无人制约的状况。这项改革，深圳可从镇委书记的选举开始，然后到区委书记。中央认可后，可以推行到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总书记。
第九，建立情感护理网络。在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在工作、生活、学习、恋爱、婚姻中，人们会遇到矛盾、冲突、困难、挫折，自然会发生情感困惑、情绪波动、精神痛苦。这是最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时候。汽车坏了要维修，人的精神、情感出了问题怎么维护？一是去精神病医院，二是找心理医生，三是情感困惑的排解。为此，我建议设立广泛的情感护理网络，当民众精神、情感发生困惑时，能及时得到倾诉、排解。根据我的建议，浙江省金华市、北京燕京华侨大学、深圳市农产品股份公司相继建立了情感交流中心，取得了初步成效。深圳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做这件事。世界500强企业，其中80%的企业都开始关注员工的精神情感。所以企业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唱歌、跳舞，而应该体现在对员工的精神情感的关怀上。
第十，推进文化改革。如今文化立省、文化强市，成了时髦口号。就捉摸什文化最赚钱，什么产业能增加GDP。在物本位的时代，文化也物化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念，我们要讨论的是树立什么理念，才能立、才能强？今天，要实行从物本位向人本位的新转折，深圳还要当排头兵，也是要靠理念。一是创新，二是人本，三是和谐，四是幸福。
第十一，推进教育改革。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和思维的能力，是教育的目的和功能。而我国现行教育怡怡不重视做人的教育，也不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教给学生的是为应付考试、今后无用、必将遗忘的公式方程、解题技巧、标准答案、概念原理一类的死知识。虽然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却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由是高考指挥捧不改变，素质教育就无法推进。然而，深圳就涌现出了不少素质教育搞得好的学校。改革的办法是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老师提拔当校长，把素质教育搞得好的校长提拔当教育局长。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会千方百计摸索、推进改革，而没有教育改革理念的人，总在为不改革找理由。
第十二，指标体系的改革。以人本为价值理念，平等、幸福、持续为三大要求，经济殷实、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为五大目标，制定新的指标体系。
徐景安：解放思想有没有底线？
我回答一下解放思想的底线问题，官方是不会回答的。解放思想不应该有底线，有底线就不是解放思想。但实际上有没有底线呢？解放思想是干什么？是搞改革，不是干革命。改革就是改良，就是要说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搞改革，这就有底线，怎么可能没有底线呢？你是企业家，发动员工解放思想，员工说把你的钱都给我们算了，这行吗？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改革，这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改革，一步一步的前进。我们讲话就要考虑党的接受能力。
我写了如何解放思想的文章，有人发贴子给我，说我讲的都是废话，解放思想就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他说得很简单，也很过瘾，也很彻底，也很深刻，但能做到吗？解放思想不是为了过口瘾，而是要实地做。这就不那么简单，前提就是党也能接受。改革符合党的长远利益，党能够很好地领导下去，这对党有好处，对人民也有好处。发生大动荡，出现大混战，对党不利，百姓更受苦。假设今天我们有人讲话非常放肆、非常出格，一报道出去，解放思想就马上停止。这好吗？我们讲话怎么能没有底线呢？“六四”是怎么发生的？有人要打倒邓小平，尽管这是极个别人的行为，但性质就不同了。当时的中国，你打倒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打倒邓小平！可是，有的人总是走极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改革既要有勇气、胆略，还得讲艺术、策略。不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要是一个聪明人、理性人，都应该明白解放思想是有底线的。
徐景安：如何启动新一轮改革
大家都期待着第二轮的改革，问题是怎么启动？人们认识不同，各有各的说法，大多数对现状不满。从网上可以看到大量是批判的、不满的、发泄的、骂人的，反映了对改革期待的焦虑和对改革预期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共识来启动改革。我做个比喻，假如你是胡锦涛，你想改革怎么办？有人说西方文明好，西方文明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西方文明能作为改革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传统文化好，传统文化确有宝贵的东西，但传统文化能成为党的理论旗帜吗？有人说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好，我们还能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的理论依据吗？有人写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又置中国共产党何地、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地？思想界思潮多是好事，但应该说也比较混乱。我原来是研究改革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闯入了思想界、文化界。我把500年的西方文明概括为爱自己，5000年的中华文明概括为爱他人，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概括为爱大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个人、家庭、单位做到一定幸福，国家做到一定和谐。所以我希望把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理念鼓吹出去，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徐健：
5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徐景安：
这个口号不完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是不承认、不允许爱自己。希望我们这个讨论会能够成为第二轮改革的动员令、第二轮改革的冲锋号、第二轮改革的启蒙课。我想把讨论会持续地开下去，大家有好的发言报给我，再围绕你的发言来讨论。我想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为题进行讨论，形成新的解放浪潮。我觉得这个理念可以为党所接受、为民众所接受。
徐建：思想改革与政治改革
中国新文化论坛以“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为题发起讨论很有必要，难能可贵的是今天张思平副市长也能亲临会议听取各方意见。 深圳在前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做了排头兵，在今后的三十年要保住排头兵的地位，就要在思想创新、政体改革上下功夫。
在思想改革方面，三十年的改革经历了“社与资”的争论。而今“公与私”的争论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思想障碍，至今谈起私有制，私有财产保护还不那么理直气壮，而宪法也回避私有制，将我国所有制定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刑法上也给予不同保护，同样数额的贪污，侵害的是公有企业可处死刑，侵害的是非公有制企业最多判刑十五年。由于传统公有制中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内涵已说不清楚，非公有制的外延就更说不清楚，造成执法的混乱。我认为，我国的所有制应表述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一人为私，二人为公。” 即两人组成公司的按份共有是公有，二人组成家庭共同共有也是公有。除了个人所有即私有外，其它经济形式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都是公有，不过是大公小公而已。以此为基点，使全社会各种类型的企业得以同等法律保护。
在政体改革方面，深圳更应走在前头，深圳从七九年建市到九0年才设人大政协不是疏忽，这是当时的市委领导有意而为之。记得八六年初，我时任市司法局付局长，有次向梁湘书记汇报工作，他说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 我就不想设人大政协，把深圳搞得和内地一样，你是搞法律的，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 这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原以为特区的领导只在经济建设上有创新，没想到对政体改革也有独到的见解。 1988年9月，当时中央提出经改、政改同步进行。市委主要领导给我下达任务，“深圳政体改革要先走一步，给全国闯条路子，你们司法局和法制局各搞一套政改方案，可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政体形式，尽快搞好方案报市委。”
我接到任务后，就组织了十多位法律界人士和律师，用了二个多月的时间，参照美国的三权分立、英国的上下议院、台湾的五权宪法、香港的行政主导，结合我国人代会体制，我亲自执笔，写了一个总督加立法会的政体改革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首肯，准备由市委研究后报中央。但没想到五天之后，香港明报以“深圳实行一国三制，不设人大”为题全文发表了这个方案。这使市领导很恼火，将我狠批一顿。下令追查泄密人，但无果而终。后来中央就要求深圳不要搞改革了，立刻成立人大政协筹备组。于九0年深圳成立了人大政协，完全形成了跟内地一样的政体架构。五年后，我才知道，是法制报的一位副总编（香港明报的地下记者）窃取了这份改革方案。这场政改虽然夭折，但反映了深圳市委两代领导在政体改革上的思考和诉求。
在深圳现状下，我认为可以做如下的政改尝试：
一是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可试行在区委书记的选举中，上下结合推出两个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当选的做书记，落选的当纪委书记，纪委书记不参加常委，直接对党员代表大会负责。以形成党内民主选举及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是立法机构的改革。可将市人大代表按地域组别分配，竞选产生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由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及一百多个行业工会按功能组别推荐委员。深圳市地方立法先由政协通过，再交由人大表决通过。为提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法律素质，建议给每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配备一位律师做法律顾问。
三是司法及反贪机构的改革。为创建和谐社会避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可在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动员社会工青妇、律师、公证等各种力量调解社会矛盾。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真实合法，就可到法院审查盖章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为提高司法及反贪部门的抗腐能力，应学习香港政府，不惜给廉署人员四倍于公务员的工资，及法官千万以上的退休金的作法，拿出更多的财政资源给纪检会、反贪局、法官以高工资、高福利、高退休待遇，使他们不会为二斗米折腰，激励他们高尚的社会责任感，只有他们不贪了，全社会才能不贪。
深圳市民来自全国各地，最具改革精神和民主政治诉求，深圳市五千律师民选、竞选会长，一万多字的章程已成为民主先行典范。在深圳律协能成功的事，在深圳也能取得成功。我相信在市委领导下，深圳的思想解放、政体改革会再次取得全国瞩目的成绩。
徐景安：改革的胆量与艺术
有人提出要搞宪政，不允许任何党派超越法律，用意很对。前提是要制订一部至高无上的宪法。然而，我们把传统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写入了宪法，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违宪、护宪、修宪，怎么搞宪政呢？说来说去，我们现在没有共识，制定宪法的理念没有解决。西方的宪政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基础上的。我们要制定社会主义宪法，社会主义还在探索中、改革中。宪政是个好东西，可惜搬不来。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我们把它改掉了。宪法还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现在民营、外资已经超过了50%，又是违宪。所以，左派以宪法为依据，说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
杨利川：
我们的宪法，很多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真正的法律术语，所以往往解释不清楚。
徐健：
法律永远是滞后的。世界上有两个法系，一个是判例法、一个是成文法。中国、日本、法国是成文法，英国是判例法。判例法非常灵活，法官根据社会正义，判出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立法。香港现在判大陆女人到香港生孩子就是香港公民，本来基本法没有这一条。我国是成文法，没有法律规定，即使犯了罪也都不能判。现在实际上已经冲破了，搞得大陆法系不像大陆法系。
徐景安：
我很理解提出宪政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无法从宪政入手。中国想改革的人很多，出主意的人也不少，但是怎么从现实的情况出发步步推进，确实既需胆量，也需艺术。当年小平同志就是有胆识，他敢说经济为中心，难道他不要政治吗？他说要先富起来，三个有利于，不要争论，干了再说，这都是伟人的气魄。但是他很艺术。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面旗，就是艺术。如果当时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对文化大革命反思，对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全盘否定，政局就稳不住，这怎么进行改革？要理解小平同志为什么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堵住反对改革开放人的嘴。这个双轨运行到今天，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怎么解释四项基本原则呢？还要不要坚持呢？我认为只有一条不能坚持，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专政是不受法律制约的暴力行动，这与法治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社会主义可以创新，共产党领导可以改善。所以我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我说的马克思主义比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强，我说的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美，我说的党的领导比过去的党的领导好。
徐景安：道德顺序、人性追求、改革动力
市场化、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承认西方文明的爱自己，改革开放承认经济领域爱自己，可以追求个人的利益，可以发财致富，还受到了鼓励。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民主化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每个人爱自己的权利。
每个人都是爱自己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是我们承认不承认爱自己，允不允许爱自己，保障不保障爱自己？你要生存，你要工作，你打算出国留学，还是到哪个单位工作，这都是自己的需要。我很爱自己，我希望我的研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我的余生就很有意义，自己就心情愉悦、快乐、高兴，这也是爱自己。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是不允许爱自己的，爱自己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温床，要斗私批修，还要灵魂深处闹革命。可是再怎么斗、怎么批，农民自留地的产量还是比集体大田的产量高。可以说过去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不允许爱自己。现在人们的积极性多高啊，粮食问题很快解决了。什么原因呢？你可以爱自己了。在物质领域、经济领域允许你爱自己了，但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不允许，我们只能说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说为人民币服务，事实上都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干一套，说一套就是了。由于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爱自己，社会政治领域就缺失保障爱自己的制度安排。爱自己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也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不承认爱自己是一个人的权利，就必然发生异化，侵犯、损害民众的利益。可以按革命的名义、人民的名义随便抓你，剥夺你的自由、你的生命，这是一再发生惨痛教训。所以，西方文明爱自己的理念、保障人权的理念是必须接受的，否则就融入不了现代文明，更不够格搞社会主义。
但爱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愛他人。现代文明的爱自己演变成了利己主义横行，物质主义泛滥。在我国表现的更为突出、严重，西方有宗教，每个星期做礼拜，向上帝忏悔。我国没有宗教传统，缺乏对利己主义、物质主义的精神制约。在我国一方面个人主义、人文主义没有得到传播和启蒙，人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但另一面利己主义却大肆泛滥，变得无法无天。这是我国面临的矛盾与困惑。怎么办呢？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人的利己动机，承认人要爱自己，不能因为要克服利己主义，再回到旧的意识形态。其次，人也要爱他人，你不爱父母、兄弟、姐妹、老婆、朋友，人家会爱你吗？你能快乐吗？你能幸福吗？所以爱自己必须爱他人，人需要亲情、爱情、友情，要孝敬父母，诚信朋友。
人还要爱大家，爱集体、爱母校、爱故乡、爱祖国、爱自然。在承认人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和集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不能以集体至上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人的道德是一步步提升的。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提倡，但不要否认人首先是爱自己，是爱自己基础上的自愿提升、自愿升华。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是会爱集体、爱人民的。这当然需要引导、教育、鼓励。这样一个顺序符合人性，是不能颠倒的，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所接受。
杨利川：
任何地方都有公共权利，我们以前以抽象的集体、抽象的国家来否定个人，而个人和个人之间又没有形成公共的契约，也缺乏自治的能力来管理我们的公共事务。
徐景安：
有人问我这三条之间有矛盾怎么处理？它们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凭什么非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统一于人性追求，人要追求幸福。
人与动物的共同点都是要生存，不同点在于动物吃饱了，就没有其他的要求，而人要追求幸福，这是人的本性。幸福有三个来源：第一来自物质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比如说我买了套别墅，能看到大海，就有幸福感。财富带来幸福是肯定的，要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求财富呢？第二来自情感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友谊、爱情、尊重、信任等等都会带来幸福感。王蒙写文章说，当了部长之后说的话有人听，要求的事有人办，幸福感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求权力。然而，这种幸福感有表面与真实、短暂与持久之分。贪官、昏官，也会前呼后拥，但背后遭人唾骂；好官、清官，造福人民，才真正受人爱戴。第三来自精神层面的重大需求的满足。这就是实现永恒。人都是要死的，人怎么才能永恒呢？我做好事，将来上天国，这就是宗教精神。把孩子拉扯大，我的生命在孩子身上得到延续，这就是母爱精神。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有人跳河，我把你救上来了，虽然我死了，但我的生命在你身上得到延续，这是牺牲精神。一个人实现了永恒，就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幸福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实现了永恒，马克思、孔子的思想现在还在传播，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永远让人记得，是不是永恒啊？对于凡人来说，一个生命的存在能给他人带来幸福、快乐、愉悦，这个人就实现了永恒，就是最幸福的。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永恒，一个工人可以永恒，一个农民可以永恒，一个售货员也可以永恒，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张秉贵的雕像就树在那里。我为什么这么热情地推广我的理念，我也是为了永恒。我的理念推广出去，对社会有益、对国家有益，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多么愉快的事情。财富的幸福是暂时的，钱不能带到棺材里去。权力的幸福也是暂时的，不当官就不幸福了。今天能推动我国的第二轮改革，就是伟大的，就是实现永恒。反过来，当了一个官，明明可以利用权力来推进改革，却出于种种理由阻挠改革，不想改革，也许保官了、升官了，这个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天底下，永恒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讲的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道理，可以给每个工人谈、农民谈、企业家谈，也可以给总书记谈、市委书记谈。
这就连想到第二轮改革的动力问题。第一轮改革来自利益的追求。国家经济崩溃，老百姓想要富起来，中央一号召就风起云涌。改革开放，对百姓有利，对当官的更有利。运行至今，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民众有调整利益的要求，呼唤第二轮改革。但上面缺乏改革的动力，调整利益就会损害既得利益，这个矛盾怎么解开呢？我的看法是，一定要启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党的长远利益和民众利益的一致性，不去解决这个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对民众不利、对国家不利、对共产党也不利。我希望党的领导人能意识到，启动第二轮改革，真正有利于长治久安，也就是为了长远利益，放弃眼前利益。这种动力来自于共产党内的健康力量、民主力量、理智力量，然后上下结合来推动改革。要求中央马上解放思想、启动改革是不可能的，我们深圳可以先搞起来，然后推动社会，指导全国。改革要有下面的动力，一定要有上面的动力。这就要启发那些不满足于当官，而追求永恒的人来推进改革。五年找不到，找十年，十年找不到，找二十年。第二轮改革的动力不仅仅来自利益，更来自永恒。难，就难在这里。
徐景安：人为什么要善
前一段参加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讨论，慢慢形成了一个认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意见分歧，但有一点人们达成了共识，在现今这个社会，就该恶，不该善。当官的恶、有钱的恶，我凭什么善？精英中也大部分认为，关键在于制度，讲善没有任何意义。我提了许多改革的建议、意见，这不是我说了算的，要由上面来决定。没有我想象的民主、自由，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善，还是恶呢？理想的制度取决于社会，我作不了主。善与恶取决于自己，我能作主。我们固然要为理想的制度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每个人要善。况且再理想的制度，如果人人作恶，也无用。于是，我萌发出了要推进善的理念，写了《人为什么要善》，办了《中国善网》。
人讲善是有理由的。第一为了上帝要善。第二为了真主要善。第三为了来世要善。第四为了父母要善。第五为了共产主义要善。这是人类历史讲善的5条理由。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以金钱为第一、以快乐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跟着感觉走，既不信上帝、也不信来世、也不信父母、更不信共产主义，只相信自己。你与他们谈善、谈道德，他们感到可笑。说我脑子进水了，甚至认为我助紂为虐。善和道德必然有精神制约，我不善上帝要惩罚我，我不善来世要惩罚我，我不善父母要惩罚我。现在没有东西制约了，凭什么要善呢？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收拾？所以，必须寻找善的新理由。
人们有信仰是好事，信上帝、信佛教应受到鼓励，信父母、信共产主义更也赞扬。但大多数人不信，怎么办？总要找一个理由吧，我找了一个理由：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要善，为了你自己的幸福要讲道德，既不是为了上帝，也不是为了来世，更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现代人不是追求快乐吗？那怎么才能快乐、才能幸福呢？
首先要善待自己，人家贪污、盗窃和你善待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善待自己就是要热爱生命，注重健康，心态平和，不要因为赚钱把身体搞坏了，弄出一个血压高、糖尿病，也不要有点不顺就跳楼。
其次要善待你的父母、老婆、兄弟、朋友，人家杀人、抢劫，和你善待亲人、友人有什么关系呢？
第三要善待自然、保护环境，人家贩毒、走私，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地吐痰、乱丢垃圾，并不妨碍我们爱护自然。
一个人做到了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就一定快乐、幸福。道德与幸福同在，这是被无数事例证明了的真理。讲道德、讲善最终是幸福的，不道德、不善，最终是不幸的。道德与善，就像地球吸引力一样，看不见、摸不着，离开道德越远，离开善越远，就会摔得越重。这个世界上，上帝并不存在，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呢？就是靠传教士的热情和无私，为你做好事，说是上帝派来的。可是，幸福与道德的关系，远比上帝的存在容易证明，关键在于要有人宣传、有人传播。我自己定位就是传教士，到处宣传道德与幸福同在的道理，并且努力从我自己做起。我自己身上有许多缺点、毛病，也在反省自己，努力改正。
正是抱着这种态度，我学习传统文化，到安徽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学了七天，那里就是传播孝文化。这个世界上，父母最爱我、最心疼我，一个人最不能忘的是父母的恩。如果连父母都不爱，还是人吗？还能爱别人吗？如果想自杀，想想你的父母还会跳楼吗？最能感动人心的是对父母的怀念。通过讲故事、听歌曲、演话剧等等，人人感动，流泪满面。我觉得传统文化中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过去我祭奠父母，从来没有跪拜，我改变做法，当我一跪下去，想到父母的恩没有什么回报，就流下了热泪。我
这与宣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不矛盾。有人反对传统文化，不主张孝，认为这是封建。讲自由、民主、人权，为什么就不能孝敬父母呢？中国的孝文化应该传播，可惜我们的报纸、媒体、学校很少传播，讲的大都是非常宽泛的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大道理，学生不爱听，不愿意听，甚至对我们的教育讽刺、嘲笑、挖苦，这是一个大问题，等于全社会放弃了道德教育。
李庆明：
你的意思是说西方人不讲道德，其实西方人是很讲道德的。公民社会和现代文明讲的是公民道德，这在传统社会里面很难找到。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道德体系应该是以公德为核心，这是传统社会缺失的，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梁启超跑到日本才知道有公德两个字，今天的中国，公德是多么的缺乏。
杨利川：
法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是不矛盾的，对中国来说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是处理公共事务的道德准则，它体现在法律中，也体现在我们的日常行为中。中国自古以来是小农社会，是从上到下的金字塔体制，人们习惯于处理上下级关系，但不善于处理横向关系，没有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我举个例子，美国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怎么搞没有人管，但作为公务员不能撒谎，撒谎比任何事都大。建立处理公共事务的基本准则是我们从管制型社会向契约型社会转化的关键。
徐景安：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有差别的爱，由爱父母起，逐渐扩大，爱兄弟、爱朋友。中国人是在认识人的范围内讲道德、讲义气，五伦讲的都是私德。而西方讲的是公德，主张博爱，无论是谁，都一样的爱。在陌生人的环境里，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文明，走路稍微碰你一下就说对不起，自动扶梯自觉地靠右边站。中国人要向外国人学习。但在私德方面，西方人是不讲人情的，我的女儿找了一个老外，我去访问，他与我女儿讨论，是他买单还是AA制？最后，看了我女儿的面子，他买单了。这在中国还用讨论吗？在私德上，中国人比外国人强。所以对我们学生，既要讲公德，做个好公民；也要讲私德，做个好儿女。这一点也不矛盾。无论讲公德，还是私德，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
徐景安：教育改革
讲起我国教育制度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悲哀和愤怒，也非常的无奈。对于我国教育制度的批评越来越多，而我国教育制度在应试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任何回头的迹象。当年拨乱反正，经济领域走向改革开放，而教育领域就是恢复教育、恢复高考。文化大革命毁灭了教育、毁灭了高考，教育领域就把恢复、回归、倒退作为全部。30年来经济领域往前走，教育领域则向后退，整个走了个岔道。
教育的目的有两条：第一最起码的做人道理；第二思维的基本能力和方法。现在的教育不教做人的道理，不重视德育。当年我们上山下乡，什么活都干过。现在的学生受什么教育呢？我看过大学教育的教科书。第一章要树立革命报负、远大理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想请问写书的这个人，你有革命报负吗？你有远大理想吗？今天共产党员中又有几个拥有远大理想、革命报负呢？学生需要的是基本的道德教育、品格教育，道德教育政治化的问题没有解决。
第二也不重视思维能力和方法的培养。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考试把大部分的学生打下去，把少部分的学生选上来，内容越来越多，题目越来越难，学生就是背公式、练考题，全是一辈子无用的知识。中国最没有人权的是小学生，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回家，没有了儿童的天真和快乐。我的外娚在澳大利亚读小学，书包里背着糖果、水果，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然后五六个小学生在一起讲故事，学会了倾听、表达、交流。有一个朋友的学生告诉我，他在美国读高中，老师要他们花一个月的时间做抛石车，然后进行比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想像能力都培养出来了。而我们则花五分钟的时间教一下抛物线原理，然后熟记硬背就是了。
把亿万学生、家长、老师搞得心绞力粹，抛弃了德育、智育、体育，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把少数人送上了大学，结果怎么样呢？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200万人失业。原因是结构不合理，要的没有，不要的太多。更在于综合素质差，既不懂做人的道理，又缺乏做事的技能，小事做不好，大事不会做。中国大学生不是多余了，主要是教育制度不合理。有60%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教育部早就应该破产了，但破产不了，是官办的。可这么多年教育就是改不了，说是高考指挥棒不变，就不能改。请问中国哪年哪月人人都能上北大、清华，到那时再搞教育改革，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很多人说，中国最公平的只剩下高考了。那么，为什么农村的入学分数高、城市的入学分数低呢？中国的教育不是西式的资本主义教育，人家不搞应试教育，重启蒙教育、素质教育，也不是封建的科举教育，科举教育不就是写论文吗，按文取人，人人平等。中国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吗？也不是。是什么呢？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绝无尽有的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最残忍、最失败的教育。
杨利川：
要加大每个学校的自主招生权，每年考几次，至少搞四个考试中心。我的小侄女在美国，一下子来四个通知书。高二的时候，大学通知书就来了。教育的官场化带来种种弊端。我的同学在某大学当校长，他说为了搞博士点的招生指标，准备了一堆数码相机。所有的东西几乎都造假，某大学为了争取教育经费，把稿纸埋在土里面说成是80年代的东西。
徐景安：
现在高校搞大跃进，大发展。
杨利川：
搞升级，那是搞教育吗？
徐景安：
教育部长大讲中国的教育成绩，教育规模将超过美国。不用说别的，你用一点慈悲心来看我们的学生，你就会感到心疼、心痛。人民代表大会对教育有不少提案，但是没有任何的答复。在高考指挥棒底下，深圳有几个学校进行了探索，搞得很成功。这说明什么？事在人为。有改革理念的人、素质好的人，就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那些没有改革理念的人、素质差的人，他总是找不改革的理由。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有改革理念的老师提拔当校长，有改革理念的校长提拔到教育局长，有改革理念的局长提拔当教育部长。应试教育适合那些素质差的老师，一教十年，照本宣科。自己没有素质，怎么搞素质教育？那些素质好的人，就不满意应试教育，就想改革。所以，凡是想搞改革的，一般都是有点料的。而素质教育搞好了，决不会影响考试成绩。会动脑子、能想问题的学生就聪明，聪明的孩子也就会应试。重视素质教育的学校，用升学率等应试教育的指标来衡量，都是排在前面的。教育制度不改的根本原因，是教育领导权没有掌握在有改革理念的人手里。
我在北京认识一些人，他们组织大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搞新文化的宣传演出。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去能不能帮到农民在其次，但是锻炼了大学生、改造了大学生，这比他们上了那么多年课还有用。我非常感动。他们现在还在北京效区的农村大院里，没有暖气，盖三床被子。他们聘请我给大学生做培训，我欣然接受了。如果国家财政拿出1000个亿去搞农村教育，同时雇大学生去农村，既提高了农民的素养，又解决了大学生的出路，更在于培养了一批脚踏实地的人，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