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大学生式的风度不仅是做给别人看的。戴着大眼镜、头发散乱的比尔·盖茨，微软公司的奠基人，世界软件业的领袖，总是显得兴奋不已。一谈起中国，这位windows之父、世界首富就滔滔不绝，长长短短的故事说个没完。一切都表露出，他对新出现的高技术强国是多么赞赏。当然，微软那旷日持久的反盗版之战已经使他有点疲惫不堪。但是，比尔•盖茨却更愿意记住那个遥远国度里的另一张面孔，一位40来岁的年轻人，他叫王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成长、受教育，是当地培养出来的研究员，他在几年前加入了北京的微软实验室。
比尔•盖茨娓娓道来：“那是在2001年6月，课题组长王建希望见我，我当时并不认识他。后来，我在西雅图接待了他。他十分拘谨，十分腼腆。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发明，那是一种软件，可以用笔在屏幕上随手书写，录入的则是印刷体字母。我惊呆了。要知道，我们公司的所有技术人员都在为此努力呢，而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现成的结果!”此后，微软继续对这种软件进行开发，它的西方竞争者亦紧随其后。全世界的个人电脑和笔记本都可以安装这种软件。对比尔•盖茨来说，这个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免费的。它表明，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已越过了第一个“i”的阶段——引进(initiation，承担转包来的工作)，和第二个“i”的阶段——仿制(imitation，抄袭别人)，目前正在跨越第三个“i”的阶段——创新(innovation)。在比尔·盖茨眼里，这充分证明，中国不会总是单纯的世界生产车间，它也将立志成为一间将向世界供应高技术产品的实验室。那些认为中国只会坐吃其天然租金、靠大量低技能的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人其实大错特错。中国国力的增强不只是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布局的改变，同样也依靠着整个尖端工业(信息、电信、生物技术、航空等等)，它正在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中国无疑有古老的发明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曾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动力。火药、焰火、印刷术、火箭、气球、大炮、麻醉剂等都是中国发明的，但是这些发明却很少转化为真正的产业创新。“中国的发明停留于胚胎阶段，最终总是胎死腹中。”维克多•雨果很早以前就曾这样说过。他觉得，这片广袤的大陆只是一座“胎儿的广口瓶”。21世纪初，这座广口瓶里又装进了新的胚胎，那里的领导人希望借用《悲惨世界》的作者的话，让这些胚胎“获得生命，并健康成长，成为奇迹和精英”。这正是中国人的雄心。这一点并非玩笑。
令比尔·盖茨印象深刻的软件发明者、中国的登月宇航员、以及其他研究人员所宣称的也许不久就能够实现的人类克隆……这些信号都表明：近15年来，中国确实开始缩小了它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差距。从廉价劳动力得到的“租金”本来可以让中国志得意满，足以让它在长时期里感到满足，继续在传统产业中为西方的大客户服务。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拓宽经济活动能力方面，中国的动力远远不及当年的日本和韩国。那两个国家幅员都不大，他们知道，劳动力“租金”
只能维持一时。而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以廉价劳动力维持生计足可支撑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中国领导人却认为，必须马上利用手里的“租金”，为未来进行投资，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研究工作。如果说，中国眼下还不是技术大国、技术强国，但毫无疑问，它已经找到了未来的发展方同。
数年之间，中国已经跻身研究开发(R＆D)投资大国的行列。根据经合组织(OCDE，由全球30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统计的数字，到2002年，中国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已达720亿美元左右，是法国的两倍。以这一投资数量论，中国位居世界第三，但与前两位(美国为2 800亿美元，日本为l 000亿美元)还相差甚远。以研究人员队伍的规模论，中国所占的位次也很好，它有将近74万人研究人员，美国是l30万，欧盟的人数与中国相当，日本略低为64万。
但是，有专家提醒我们要善于辨别真伪。中国对研究开发的投资总额乍看起来是不少，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世界2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的研发投资的总和。对中国来说，这方面的投资虽然确实在大幅增长，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只有l．3％，比中国自己在1995年定下的目标还落后。北京现在希望，到2005年要将这个比例提高到l．5％，那也只相当于美国在l950年的水平。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研发投入所占的比例都比中国大陆高出两倍。说到底，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加重视“D”(Development，发展)，而不是“-R”(Research，研究)，金钱更多是流向已有技术的应用，而不是用于开发新的技术。2001年，中国企业买走了200项美国专利，而同一年，美国公司翻 新获得了87 600项! “今后，中国吸引人之处将不再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说这话的人是世界头号企业、美国通用 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这个大公司什么都做，从发电机涡轮到不动产信贷，再到电缆。但是，伊梅尔特看上去既不像其前任那样高傲，也没有那么锋芒毕露。通用电气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杰克．韦尔奇(Jack Wblch)曾是美国雇主们多年的楷模，他与伊梅尔特的观点相同，认为中国之所以吸引他，他之所以要在那里大规模投资，在那里开设研究中心，就是因为中国工程师的数量和质量。中国在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学教育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近年来，它已经拥有一支高水准的专业大军，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每年都要培养出30万名工程师，是德国的l0倍。伊梅尔特以及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董事长都认为，中国大学系统的改革和融入世界，有利于提高它的劳动力素质。
当然，伊梅尔特，这位“中子弹”杰克的继任者，对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也不是无动于衷，尤其是对工程师们的低收入。国别之间的差距很难数字化，不过大体看来，中国研究人员的劳动成本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的差距依然非常大，恐怕与蓝领间的差距不相上下。举例来说，法国的汤姆逊工业集团承认，如果一名工程师在中国的劳动成本是20，在法国就差不多是100，又是一个l：5；到了德国就更高，变成l50，再到美国西海岸，那就是220了。这种巨大的差别等于说，中国的华为公司如果在深圳雇l2 000名工程师，要是换成其竞争对手阿尔卡特公司，在欧洲只能雇到2 000名。德国英飞凌半导体公司 (Infineon)的老板乌尔里希·舒马赫(ulrich Schumacher)解释说，在对种种差距下定论之前，还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他说：“中国的年青人充满着好奇心，发现欲极强。为了寻找某种东西，他们可以一周连续7天地干活。这种动力在他们的欧洲和美国同行那里已经消失了。”
“发明并创造出一项产品，在法国所花的成本是在中国的10倍。”这话是坎•沃拉费特(Khan Vorapheth)说的，他是思泰达(Stratorg)咨询事务所的负责人之一，他的事务所经常为客户进行设厂地点的比较研究。
中国有坚定的决心支持研究工作。有了大批廉价的工程师，有大量的国家资金扶持，有对各种新知的渴求，还有大规模的出口，一句话，万事俱备，中国无疑也将是未来工业的主要竞争者，它有未来工业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实际上，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包括IBM、诺基亚、标致、英特尔、达能等，无不在那里自设研究中心。这既是取悦北京当局的一种手段，也可以让这些公司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中获利，他们对自己的一部分研究能力也实行“非本地化”，北京当局对此十分感兴趣。但是，在中国的这些研究中心目前更偏重于销售支持和管理当地的设备，而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实际上，中国还没有真正摆脱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仰仗于他人的状况。一个宇航员乘坐基于前苏联的技术方案设计的飞船升上太空，还不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个科技强国。更不用说，这项研究工作是在没有预算限制的情况下、由军方负责的结果。长期以来，俄罗斯也是这样做的。要想成为真正的科技大国，中国还需要很多其他领域的“宇航员”。世界上绝大多数DVD播放机都在中国生产，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成为科技大国。我们可以看看芯片产业，这个生产新世纪所有产业都需要的基本元件的工业，它凸显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局限。
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些半导体元件的战略重要性，在这个领域里，工程师们做研究所花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组装所花的时间。北京的领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跻身该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他们以前的目标是：“向苏维埃看齐。”如今在该领域的目标则是要超过美国。从现在起到2008年，最多至2010年，就要追赶成功!有这样宏伟的计划，却没有足够的手段，中国要想说到做到并不容易。于是，中国在准备芯片起飞的第一阶段采用了另一种战略——与世界级的企业巨头联合——例如英特尔、IBM和其他的微电子公司。在上海、深圳和东莞出现了洁白的超净厂房，那里接待着昂贵的硅片。这些地方原先是纺织车间，而现在它们统统迁往大西北去了。中央和各省都拿钱出来。为了吸引西方的生产商，他们不惜工本：优惠的贷款、减免税收，廉价土地，减轻社会负担等等。这些努力并未白费，1998年时中国生产的半导体只占世界的4％，而到]'2004年就占到l0％。中国的芯片跃进了一大步，半导体工业特别活跃。不过，在整个芯片产业方面，这只是很小的跃进。有职业人士指出，至2008年，中国的半导体元器件的生产量可能达到世界总产量的l6％，但是它的半导体生产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也就是比较简单的产品上。更有甚者，这种生产仍然完全处于或近乎完全处于外国的控制之下。
在香港居住的芯片专家安德烈·叶(Andrew Yeh)曾经在2003年到内地的一些半导体器件厂转了一圈，会见了数十位工程师，询问了大量的西方专业人员。他这次旅行的最后结论是：“中国在组装方面占据了重要位置，在生产方面的影响力稍逊，而在设计方面则完全是空白。”根据他的看法，在这些中国工厂中，即使是办得最好的工厂，其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市场领先者3代到4代。中国所生产的芯片都是低端产品，谈不上精巧，功能低下，只能供一些小型电器设备或玩具使用。个人电脑、大型计算机都用不上。中国的芯片至少还需要l0至20年才能赶上美国的硅谷和日本的筑波。中国目前所需半导体的80％仍然依赖进口。
总的来讲，除了几个特例以外，中国的技术还不够高端，也不全是自己掌握，这是《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老板丹尼尔·罗森(Daniel H．Rosen)给出的判断。赞成他的人并不少。从中国的出口组成中也可找到有关证据：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只占1／5，而西方跨国公司的出口则几乎全部是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占85％左右)。从纺织业跳跃到高技术，等于是从l9世纪跨进到21世纪，显然是艰难的。尖端工业的产生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往往又是多种传统工业联姻的成果。在其他国家地区，例如日本和台湾，当年的情形同样如此。一个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最终要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强国，必须经过漫长的、逐步成熟的阶段。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历史、文化、叛逆精神，以及尊重产权，尤其是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中国有能力对这块土地精心耕种、细心灌溉，北京今天也正在这样做。不过仍然需要很长时间，第一批树苗才会破土而出。积以小步，北京终有一天会在未来的工业——电信、航天、生物技术、热核等——占据它应有的位置。眼下，中国正试图把自己的一批“全国冠军”推向世界舞台，这是它发出的第一波信号。
摘自ERIC IZRAELEWICZ 当中国改变世界,PP154-162